岁月在古城的流浪（下）
缘于一些朋友网上问及我的个人故事，故将七月在西安上班时写的这篇《岁月在古城流浪》贴上，虽星星点点，仅录一些古城西安的零碎记忆，却也是人生长篇中的一些断章残片，因近期无暇整理，情节难免粗糙，存错也定不少，但这并不影响朋友们了解我的曾经，并以此感悟年华，品味人生，谢谢朋友们点读支持。
2002年的西后地还是西安南门外的一片城中村，到处是低矮的房子，高点的也只是两层小楼，街巷、居民楼混杂在一起，由带工的介绍，我进入了长安城堡大酒店的工棚，我们的工棚在酒店的西南角，一条砖墙隔离出一条巷道，巷道的两边都是垃圾场，我们的工棚在北面，垃圾堆成小山，却已不再允许垃圾堆弃，西后地居民会把垃圾丢到南面的垃圾场，那里面还有一排公厕，老式露天的公厕。
当年的长安城堡大酒店是日本某株式会社与西安秦林公司的合作项目，初定名为长安国际饭店，计划建二十四层，但后来因资金链吃紧，只建了十二层并易名为长安城堡大酒店，我进工队的时候酒店已进入装修阶段，我们工队主要负责酒店的垃圾清理。
我们的工棚是一排小瓦屋，房子被隔离成四段，最东北的那间是队长的房子，靠队长房子的是饭堂，最西南的房子最长，整个房子就两溜通铺，是民工的宿舍，宿舍与饭堂间还有一间房子，房子里住着一个三十岁左右带孩子的女人，那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常在门前的垃圾台上与别的孩子玩耍对骂，骂那些：“你骂我，我吃亏，你妈是个榨油机之类”。
酒店进入装修阶段，做为秦林公司的民工，我们虽为清洁工，但干的活却很杂，清理水泥地面上的水泥灰渣，搬运桌椅床垫，甚至加班去搬运管材水泥，拆除日方不满意的墙体和龙骨架以备重装修等等。
我们工地的工人大多来自关中周边，礼泉乾县的居多，我们的工队长老赵就是礼泉的，老赵人很精干，当时五十岁上下，他很少来，把酒店的活交给另一个人负责，我们也称他队长，他也姓李，人称小赵，小赵子队长也三十上下年级，人瘦瘦的，留着小八字胡，有点象电影片中的汉奸，他对我们管理并不严格，重要的是酒店很大，我们一进入酒店，甚至谁都不知道谁在那个房间。
给我们做饭的老头姓胡，也很瘦，人很干练，常和我一起下棋，给我讲他在西安城里的故事和人脉，说他曾经掏到过一枚极稀罕的三孔币，卖给了碑林文化馆的一位朋友，价卖的很低，仍然赚了近两万，那个故事给我很大的诱惑，但后来我就总觉得那只是个故事而已。
我们一起干活的还有个老张，肥肥胖胖的，方头大脸，人极懒，上班就是磨洋工，挟个扫帚都打不起精神，但他每天上下班前都会坐在床上打坐，说是在练功，他自诩有着超过强的武功，但有年轻的打工朋友挑战时他却连连摆手，不肯应战。
那年头工地上的饭很简单，与许多工队一样，整日的莲花菜土豆片主菜，不是泡馍就是烩面片，煞风景的却是每天早上七八点上班前吃饭的时候，工棚对面的以路上总会来一辆抽粪的马桶车，一个老头赶着一匹大马，拉着一个粪罐来掏粪，那马桶车一来，整个片区都会臭气熏天，我们就在那样的环境里用餐。
接下来该说说我们工棚旁边的那个女人，女人独自带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但女人的房子里整天都有许多杂七杂八的人来吸毒，有一个清瘦的男人好象是女人的姘头，他不吸毒，但每天都会来，而那些吸毒的男女青年却基本都是傍晚集中在我们的工棚周边旁若无人的吸粉，他们无所顾忌，说他们的笑话，讲他们的故事，甚至招呼民工尝试他们的毒品，民工没有人敢去接受他们的东西，只是听他们的故事，那中等个肤色黑黑的黑皮是个小偷，他说他那天偷到了一个领导，把他吓得连夜把人家的包偷偷给送回去，有位做小姐的就说她在南小巷被人拉去怎么强奸，黑皮后来就唱黄歌：“一个当兵的，不是个好东西，把我拉进了高粱地，掏出坏东西，拼死塞进去，一阵阵痛，一阵阵麻，就想那蜜蜂采了花。”
那时候我还年轻，对周边的事物缺乏分析，同酒店里的老保安聊天时说起，公安系统退休的老保安就说：“那女的不仅是那个清瘦男人的姘头，更是贩毒的核心，女人只提供了场地，也抽取了佣金”。我后来细观察，这分析竟然是对的。
我们是一群民工，酒店里还有各类的民工，有木工，有洗衣房和供暖房的工人，有各类送货的民工和翻译，我亲眼见过我们一个同伴给一个外语学院毕业的女翻译套近乎，最终把女翻译吓的从聊天的房间里跑出来。十多层的大酒店，我们的活动空间是非常宽松的，小赵队长每天早上分配了任务后，也只是偶尔查查岗，他常常会带外面的女人回工地过夜，甚至白天也在工棚里鬼混，所以上班时间我们甚至可以溜达到北大街以至文艺路一带去逛街。
因是中日合资，酒店的管理方中并不缺乏日本人，与我们打交道比较多的是一日本的中年男子，四十岁左右，穿着干爽整洁，走路的脚步很快，他的普通话说的极好，他和我们一起做事的时候，有同伴骂他日本鬼子，他也并不介意，只说如果骂能让你们感到痛快你们就骂吧，但必须做好工作。我常见到他在街头卖烤红薯一类的小吃，也从没有小贩怀疑过他会是日本人，但酒店的董事长青秀一郎则不同，他的中国话很别扭，很生硬，有着抗日剧中日军指挥官的口气，酒店的拱形顶上要挂许多的旗帜，都是很好的丝绸料，但色彩并不鲜艳，给人很灰蒙蒙的气息，我们都骂日本人的审美变态，说挂的都象是尿布片，青秀一郎匆匆走进来，看到我们坐在椅子上边穿旗子边聊天，就生硬的来了一句：“不准坐”。然后匆匆离去。
那些日子里酒店四周的大理石地板还没有铺完，工程进展的很快，有两位抬大理石的姑娘给我很深的记忆，她们都很年轻，二十上下年纪，长相姣美，穿着时兴的牛仔装，一次能抬四块大理石地板砖，她们两人左手抓绳，右手攀在对方肩头，在没有工具推送的工地上一干就是一天，我们一块的两个男青年不服，试着去抬，抬起来没走几步就咧着嘴丢了抬扛，惹来一片嬉笑。
在那个工地上与我关系较好的有个乾县的男孩，他的老家竟然叫咸阳乡，长相白净腼腆，后来我们还通过许久信，我知道他最后做了裁缝，这已是后话，而那时候我们最开心的莫过于有零工，可赚点零花钱，有时晚上我们帮别的工队上料，一车车的通过电梯上沙石料，两三个钟往往也可以赚三四元的零花钱，而这些零花钱对我来说是极为珍贵的，因为民工工程上并不是按月发工资，有急事向工头借，也最多能借十块二十块的。
有一个晚上我们接了一单搬运水管的加班活，记得好象是一百二十根两寸半的铁管，被要求搬到酒店地下室，六米长的水管我们五个人抬的话肯定需要很久，于是就借了个架子车，一次装十多二十根管子，从酒店后边的斜坡放下去，只说以称之为放，而不是推或着拉，就在于坡很陡，超过三十度的斜坡用架子车堆二三十根铁管就需要很大的力量控制，大家尽力的控制，拼命的推压，但第三趟下到中途车子仍然失控冲下斜坡，所幸的夜间人不多，我们的水管下去并没有冲撞到任何人，而是撞翻了一部单车，确切说是一部装有两大桶剩板的老永久，现场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剩菜剩米洒了一地。
单车的主人是饭堂的一个伙夫，长的肥肥胖胖，却极横，他要求我们补偿，但漫天要价，我们即使用所有三十元的加班收入也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于是各使眼色，四面逃散，在酒店各个角落潜藏，事件不了了之。
除了在酒店加班，外面有活的时候我们也去干，有一天中午，西后地一人家请人掏下水管道，说用工具疏不通，必须用手伸进去掏出打开了的墙孔里的东西，房东说是烂菜叶之类，掏出给五块钱，我去了，伸手进去掏，却是大便，放弃，五元钱没赚到，心情落寞了大半天，汗！
工队里还有我的一位同乡，他比我年长，胆子也大，除了争抢着倒卖工地上的纸皮垃圾，他还敢偷工程上的五金料和铜线，有时候他一天偷卖的钱比工资还高，但我却没有他那个胆，有次我看到墙角一根粗铜缆，造诉他他竟然在保安眼皮下把铜缆线隔墙扔了出去，后来给我送了一瓶可乐。
每每黄昏如果不加班，我和同伴们也会去享受酒店的环境，玩玩电梯的升降，与自动门开开玩笑，到酒店房间的席梦思上去蹦极，去某个房间洗热水澡，对于一个乡下来的孩子，这样的环境氛围里一切都让人感到新奇，在灯光阑珊的傍晚，我们也会去酒店十一楼的中山亭看北面护城河边老人们跳舞练剑，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城楼上亮起的红灯笼，一队队身披铠甲的古装兵勇列队排演，城市的美好就象蜃楼意象扑面而来，年轻的心就有了更多的奢望和梦想。
酒店试营业的前夜，我们工队长破天荒给每人十五元的加班餐，大家都到南门外的春发生葫芦头馆去吃葫芦头泡馍，我却选择了一家饺子馆吃了一餐水饺，整个夜晚我们都在加班，四处清理的纤尘不染，到子夜时分，酒店还给我们提供了夜宵，一人一个肉夹馍，一人一罐百事可乐，回想起来，这应是那一年里吃过最好的伙食了。
酒店开业不久，日本天皇访问中国到达西安，四十部旅游专车围酒店转了一圈，那样的年月里，我对西安的了解还极其有限，朋友们会议论起胡家庙的繁华，会议论说中国都把解放路卖给了外国，改革开放在一代年轻人心中不着边际的迷茫。
因为酒店的环境优越，冬不冷夏不热，因为酒店的活儿轻松，不需要扛水泥洋镐，那时候我们每个民工都希望留在酒店，首先就有乾县一个漂亮的男孩子说他谈妥了，要到酒店的某个部门，我也找到维修部的师傅李民良，他答应我到维修部做水处理室的加盐工，酒店的标准工资是160元每月，与我们工队的正常薪资相当，加盐的活我干了许多天，直至今日并不知道我们不停的把一袋袋工业盐摊投入水处理器里的用途。
但在酒店上班的梦想最终都成为泡影，工队已准备撤离，我们的下一站是西高新，32路的终点，酒店退了我们的简历，李民良师傅说秦林公司的经理给日方的高管打了电话，说是中国有十二亿人口，你为何非用我秦林公司人不可。
做为低廉赚钱机器的农民工，秦林公司并不会放弃，在酒店近两月，民工们没有结到一分钱工钱，小赵队长说到了新工地上就会发工资，谁不过去工资一分钱都不会给。
从西后地搬到了西高新，老赵队长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你看起来都是个聪明娃娃么，你为啥能想给日本人干活，日本人与我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要不是公司安排，我都从不去那边工地，咱们这边现在搞基础，明年就会建楼，你在这里好好干，以后学个钢筋工或是烧焊工，绝对不会比你在日本人的酒店里少赚钱”。我唯唯诺诺，其实我知道自己无从选择，酒店的路已被堵死了。
2002年的西高新与2005年的深圳莲塘有得一比，大片的土地被开挖成工地，无数的工队匆匆忙忙在工地上施工，打桩、砌墙或是平整地基，我们工队主要是负责几处楼盘的下水管道安装，当年的下水管道施工并不象今天，主要的是没有机械，全靠人力，所以首先的工作就是挖坑掏渠，下水管的粗细许多人都见过，而所埋的深度最低要求也在三米，所以土方量极大，我们象修长城一般掏挖管渠，从地表一点点挖深，把掏出的土堆在渠道的两面，当渠深超过两三左右的时候，扬土出渠就越来越变得吃力，因为我年纪最小，人又瘦弱，大家就照顾我从渠上二次翻掏，或是到总公司仓库拉工具设备。
民工队伍也是大杂烩的队伍，前面我说过某位对女翻译动手动脚的民工兄弟，这里就想提说起另一个小故事，它曾成为我小说《八个扣件》里的片段，那是真实的故事，有三个人合伙对到工地上搞回收的收废小贩做了洗劫，弱者欺侮弱者，这是世间最不可愿谅的悲哀。
那时候我们挖渠是全人力，下管道也是全人力，因为渠道两面堆起了很高的土堆，一根近一米粗的水泥管要搬到固定的地点都不容易，我们依然是用架子车，七八人甚至十多人合伙，推到位置，用绳索一点点吊到渠底，喊着号子位移对接，用水泥封接箍建水井。
天气越来越冷，我向小赵队长借了四十块钱去了一趟城里，在碑林附近的一家服装店里买了一件夹克，不久后就回了家，回家前我没有结到工资，我甚至对工资没有希望，不知道工程何时会结束，不知道工资何时会发放，直到春节前，一位姓王的同伴从西安归来，竟然出乎我预料的给我捎回了工资，整整一百元，这一百元曾令我小窃喜一时。
此后多年里，我一次次从西安城里走过，我都一直是个过客，玉祥门、火车站、沙井村，是不多的几个可逗留之地。
1993年的兰州给我太多的痛，所以在1994年年初我改变行程，想去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品味春天的故事，西安再次成为我路过的地方。那年春天我从家里带了40元车费赶到乾县阳洪乡上陆陌村找朋友讨债，因为朋友曾收购了我搞小生意留下的货底却一直未给钱，但朋友没钱，我在上陆陌村开始打工，帮果农挖树坑、栽树、拉粪、打农药，那时每天都可以挣到五块钱的工钱，我却在凑足了一百来元后就很快离开，赶赴我的打工目的地深圳。
在西安火车站广场的西面，那些拉客的三轮拼命的喊着拉客，我没有作理，有三轮车夫就扇了我一个耳光，我一声未吭，继续我的行程，我说过：“弱者欺侮弱者，是世间最不可愿谅的悲哀。”但我知道，社会就是这样，有些事毫无道理。
多年里西安在我的意象里相对印象还不错，但至少在2000年以前，西安同样是一座匪城，那个年代的西安对打工人并不包容，每每年节从南方返回，西安火车站就象个土匪窝，你拎着包包一下车，那些无任何制服和工作牌杂七乱八的人都会一拥而上，打开你的包裹做所谓的查验，而你只有忍，你只是个旅人，而他们是一个群体。
那些年月在西安火车站丢东西根本不算新闻，1997年底我同县的几个打工妹春节回家时好几人丢了东西，而有位叫小丽的女孩甚至被抢走了皮箱，她打工两年近两千块钱都在皮箱里，所以那年春节她没有回家，在一场痛哭流涕之后又进入西安的一家餐馆打工。
西安真正变得又美又好，是近十年的事情，在近十年里，我的许多朋友都一直在西安打工，这些年里我做过一些小生意，从三府湾到轻工，从康复路到西华门，许多地方我都跑的很熟，在不长的打工历程里，我在西安从事过读书编目和相关文案工作，也帮朋友安装过电信基站的监控设备，从大明宫到曲江，从咸宁东到白鹿塬的炮里，经春历冬，西安不再陌生，西安变得亲切而包容，我断断续续写过许多篇关于西安的文字，但对于我在西安的经历，与西安林林总总的故事，也许只有此刻才可以算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