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08月师友赠书录（一）韦力撰
“布衣古书局开业纪念笺”
2020年7月18号，布衣古书局开业，我应邀参加了开业试，该书局老板胡同先生赠给每位与会者一个布袋和一叠信笺纸。
胡同在讲话时说，为了赶制这些笺纸，他请制作者加班加点赶工多天，终于制作出一万张笺纸。其报出这个数量时，吓我一跳，因为我所了解的手工制笺数量都不大，比如南京十竹斋复刻的十竹斋笺谱，制作了990部，已经被人惊诧为数量巨大，虽然说布衣古书局笺纸仅是木刻单色印刷，但刷印出这么大的数量，也确实要费些工夫。
布衣古书局开在南阳胡同内，这一带的街区停车颇为困难，胡局特意让小飞带我到附近的一处停车场，从停车场走到古书局，需要经过两道疫情防控检查，布衣古书局能在这样的环境下，逆市而上，让实体店开张，这正是胡局勇气超人之处。古书局开在一个老剧场内，经过设计师的精心改造，颇具现代气息，然而书局内摆放的古书沉稳大气，尤其摆在门口的那册原版天禄琳琅旧藏，瞬间使得现代气息的书店增添了几分贵气。
在座谈会现场见到了吴兴文、艾俊川、刘禹、陈晓维、曾诚等多位朋友，胡局的老师尹吉男先生也特意来捧场，布衣古书局的匾额就是出自尹先生之手，而本纪念笺的签条也是由尹先生书写。胡局在现场简述了他这些年来创办书店的过程，同时也谈到尹老师对他的教诲，众人在讲话时纷纷夸赞胡局的耐性。
本仪式的高潮乃是切蛋糕环节，古书局于今日开张大吉，恰巧赶上吴兴文先生的生日，两件喜事一并祝贺。古书局工作人员端上一盒蛋糕，拆开视之，原来是一册《永乐大典》，这个蛋糕制作得颇为应景，因为几天前法国一家不著名的拍卖行上拍了两册《永乐大典》，据称是八国联军某士兵的后人带回欧洲者，家人放在阁楼中并不知这些书有何珍贵之处，近期拿出上拍，起拍价仅5000欧元，未成想以640万欧元落槌，加上佣金等相关费用，每册书的价格超过了3000万人民币，而买书之人，恰是中国藏书家。为此媒体经过一番热炒，使得这个传奇故事广泛流传，而布衣古书局的开张又一次作为庆贺之物，故这块蛋糕端上来时，众人纷纷离座拍照。
而后胡同请几人来分切蛋糕，当我手握塑料刀切蛋糕时，望了半天不知从哪里下手，不得已我从中拦腰一切，将其一分两半，心中一直在默念“罪过”二字。布衣古书局所作笺纸的图案，就像一位老和尚盘腿坐在蒲团上翻阅古书，不知他看到切成八块的《永乐大典》时，会不会也道出“罪过！罪过！”
“书页纨扇”，借纸制
借纸女史乃是有名的古籍修复师，时常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转发她给一些古籍续命，今日则见到她将一些古籍残页裱贴成纨扇，这真是个绝妙的构思，因为难得的是，她并非将各种残页随意用之，而是挑选寻常所见之本，这些残页在典籍内容上已无特殊性，然其在普及典籍知识或书籍文化方面，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功效。她选择的残页并非只图观赏性，因为她同时兼顾着残页上的字句，有着人们耳熟能详的警语，比如她送我的这柄团扇，上面裱贴的是日本所刻的《论语集解》。
日本人对于传统典籍的态度颇为奇特，他们在一定的节年前会购买一些残页，然后将它们裁为单页，有的名家手稿甚至裁成单行，之后装在一个镜框内赠送给晚辈。我不懂得这么做的寓意，借纸专研日本文献，想来她会了解这种风俗的起源及沿革。我也不清楚将残页裱于纨扇，是她的发明还是从日本借鉴而来，然当我得到这件赠物时，更多的是关注上面的“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者也”，“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也”，这些耳熟能详的字句以日本独有的刻书体，出现在扇子上，还是令我沉思再三。而她在书面上钤盖了一枚“借纸”朱方，有如美人的硃砂痔，顿时令这柄黑白分明的扇子有了亮色。同时她所赠之物还有两块用亚克力制作的迷你镇纸，每个镇纸之内夹着古书残页中的两个大字及几个小字，我所得的两块分别是“斐然”和“成章”。从字句的挑选上，可见她的用心。
这些年来，我见到过太多的古书残页，除了珍贵的宋元本残页外，还有一些珍稀孤本受人重视，其余大量的实用性普及读物残书无人问津，只能堆放在那里，不知如何处理。前几年我在上海图书公司开办讲座时，收到了公司所赠的古籍残页，该公司的做法乃是将一些明处残页裱贴后装框，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让更多不懂古籍的人来了解到线装书的特殊魅力，然其残页看重的是每页的版本价值，而借纸的独特处则是从内容着眼，以便让人们手摇纨扇之时，重新体悟圣贤之语。这可谓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创品，她在细节上极其讲求，除了给这柄纨扇制做了专门的函盒，同时里面的封签还印着“四库随身”字样，这些细节都能让使用者体会到书籍文化给人的浸淫。
《朵云诗笺：金石角花》
朵云轩木版水印
蒙朵云轩总裁朱旗先生所邀，今年的上海书展期间我参加了该公司制做的《朵云诗笺谱初集》首发式。我在中央大厅的首发式现场第一次见到了一函两册的该笺谱，从所发资料中了解到，朵云轩公司对该笺谱的制做始于1960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方制做出了该笺谱，此谱仅制做了300部，全部编号发行，可能是这个缘故，主办方没有给参加首发式的嘉宾发放该谱，而是各赠送一匣《朵云诗笺》，返回后细看，诗笺中的图案实与笺谱相同，也是手工制做之物，只是这盒诗笺选择的都是角花笺，不像笺谱中还有整页的满幅图，而清代的角花笺以怡王府所做最受世人称道。参加这次首发式的人员有笺纸研究专家梁颖先生，他从制做技术角度来评论，这些角花笺的特殊性，而之前我拜读过他研究怡王府角花笺的专文，在场的嘉宾还有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先生，童先生更关注笺谱上刊刻的印章，众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夸赞朵云轩制笺的妙处，而所得的这一匣《朵云诗笺》虽不能窥《初集》之全豹，然可藉此尝鼎一脔。
“邕松印蜕”
徐永松治印，阎敬文裱贴
经董光和先生介绍，得以在上海书展期间结识了年轻的装裱师阎敬文先生，阎先生赠送给我两幅他所托裱的印蜕，这两幅作品上都钤有“敬文手拓”章，可见该作品上的印蜕及边款，乃是阎敬文手拓，后面的题词则是治印人邕松所写。惭愧的是，我以往未闻邕松先生之名，向阎敬文请教，他告诉我说，邕松乃是徐永松先生的笔名，徐先生是他的大学老师，并且是海上青年书法家、篆刻家。
对于徐永松先生的艺术成就，阎敬文在微信中告诉我说：“徐永松 （蔚思堂；昌蒲寿石斋）书法初学北魏始平功，后取吴让之和徐三庚。篆刻先以汉印入，后取徐三庚之印法，偶取浙派之意。且参以汉篆、汉印结体，颇见功力，风格飘逸，疏密有致。”如此尊奉传统的艺术家，居然是位八零后，这岂止是江山代有才人出。
但让人更为感叹的是，我查得阎敬文乃是1994年生人，但他已经是文化部注册中级装裱师、中级文献修复师，现供职于上海朵云轩集团木板水印分公司，大学期间主修书画装裱与古籍修复，启蒙于海派青年书法家、篆刻家徐永松先生，2019年拜上海博物馆青铜传拓专家谢海元为师。如此年纪，竟然已有了这么高的成就，前浪后浪之论，不止是说说而已了，期待着阎敬文能在装裱事业上展现出更多的才能，以便让真正的传统艺术得以发扬光大。
《苏东坡赏心乐事印拓》，王伟篆刻
此印拓为裱贴本，王伟先生将其所治印蜕钤盖在宣纸上，而后剪贴制成此册，这种方式比直接钤盖要费事的多，这让我感念朋友之情谊。王伟先生在来信中说，这些印在年初已刻好，因疫情影响，直到现在才制作完成。
本册所收治印均为大篆体，以此字体所治之印看上去高古神秘，可惜我一方印也读不下来，只能向王伟先生请教印文，他在微信中告诉我，这些印文中有“隔江山寺闻钟”、“月下东邻吹箫”、“晨兴半炷名香”、“雨后登桂香山”、“柳阴堤畔闲行”和“花坞樽前微笑”。知道了印文，与之对照印面，果然大部分对读了下来。
关于王伟先生的篆刻成就，山东大学教授郑训佐先生写过一篇《居今稽古，天机流荡》的文章，该文给出了如下对比语言：
他一方面以课徒为业，另一方面又远离喧嚣，于灯火阑珊处沉醉在与古翱翔的情境中。他在秦汉的遗规中寻求血缘的根本，又将吴让之、黄士陵这些具有中介意义的清代名家作为历史蝉蜕的参照，并从陈巨来、蒋维崧等当代巨子的范式中汲取由古典到现代转型的经验。如此，便在审美取法上形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系统，同时也确立了符合他自身特质的艺术理性。
《瓯风》第十九集，方韶毅主编
文汇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方韶毅先生所赠。该书乃是以书代刊的形式，所收文章依然是与温州有关的人和事，如此狭窄的地域限制，能够出到第十九集，而每一集都有近300个页码，可见方先生挖掘之深。
本集的前几篇文章均是纪念温端政先生，此前我对这位先生不了解，读了这些文章后，方知温先生是一位现代语言学家，今年三月下旬去世了。上世纪80年代末，温先生曾主编《语言研究》，还主编过《惯用语》《歇后语》等多部书，其所主编的《新华语典》颇具名气。
南航所撰《孤帆天一涯》谈的是唐代孟浩然的温州之旅，文中提到孟浩然虽然布衣终生，但对功名也曾有过追求，比如《诗话》中流传“不才明主弃”的出处。开元年间，孟浩然在洛阳求功名不成，心绪低落，于是前往吴越游山玩水，之后受朋友之邀，前往乐成游览，而乐成就是今天的温州乐清市。几年前经绿茶先生介绍，我前往乐清去参观采访郑金才先生所办的桃源书店，方先生闻迅后特意开车从温州赶到乐清来见面，而今读到这篇文章，又让我想起在乐清与方先生、郑先生等朋友聚会时的热闹场景。
南航写到，乐清在唐代是偏远的蛮夷之地，但孟浩然在那里看到朋友张子容时，还是很高兴，为此写了首《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
逆旅相逢处，江村日暮时。
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
廨宇邻蛟室，人烟接岛夷。
乡关万余里，失路一相悲。
此诗颇得好评，唐殷璠在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中夸赞孟浩然诗作：“文彩丰茸，经纬绵密”，并且特意点出了本诗中的第三、四两句，认为这两句诗“无论兴象，兼复故实”。明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也举出了第三、四两句，评价说：“孟襄阳五言诗句，每一咏之，便习习生风”。这句评语让我想到傅月庵、文自秀在台北举办的书籍拍卖专场，名称就叫“春风习习”。
但是方回在《嬴奎律髓》中却只欣赏这首诗中的第五、六两句，给出的评语是“俊美”。故南航认为方回的评语“别具只眼”，同时点到方回的所评受到了纪晓岚批评：“雍容闲雅，清而不薄，此是盛唐人身份，虚谷但赏五六，是仍以摘句之法求古人。”
同一首诗，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出不同的意象，想来也是正常，正如禅语所说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南航先生也有实地考察癖，他先从文献上来梳理孟浩然诗题中所说的“上浦馆”是今日的哪里，之后又前往实地探访遗迹，这种行为我最为激赏。他谈到村子的主路上立有孟浩然画像墙，墙上题的正是这首诗，看来当地人也以孟浩然题诗为傲。南航又引用了清丁立诚所写《永嘉三百咏·上浦馆》中的诗句：“日暮上浦馆，怀人寄兰芷。”丁立诚乃八千卷楼主人丁申之子，也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可惜他这句诗的最后两个字写颠倒了，否则的话又可以让我自得一下。
春节之后，新冠病毒肆虐，温州乃是武汉之外的另一个重灾区，在这种情况下，方韶毅先生还能编出这么厚厚的一本书，让我感慨他的定力。他将此集的编后语起名为《倔强》，这个词概括了他在特殊时段的心态，方先生说：“人近半百，渐渐明白，不倔强一点做不成事。这倔强非固执己见，而是不随大流。有所为，有所不为。认准的事情，要坚持。”
但是，有坚持还需要有相应的资本支持，方先生谈到温州南怀瑾书院对于《瓯风》的支持，同时本书中收录了徐宏图所撰《龙门道脉温州传－－从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述〉说起》一文，谈到了“台湾清华大学”的王秋桂教授。十余年前我在北京曾与王教授有一次雅聚，留下深刻印象，而今于此读到他的名字，颇觉亲切。徐宏图先生谈到了他根据南怀瑾的《全真教授受源流表》，从1994年开始在温州地区调查道教遗迹，而后用两年时间与他人共同写出了研究成果，这份认真值得赞赏。
《格致·考工·源流：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创造》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郑小悠老师所赠“国国名家讲座集”之一，属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的一部分。该系列共有四本，以我的理解，此书系乃是以经史子集的方式排列，本册当为子部，所收讲座内容基本是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与本书的题目颇为贴切，但是，跟我的想像却有较大差异。因为喜欢文科的原因，我对这些理工科知识仅知皮毛，本书乃是十二位科技史学者在国图的讲座论文集，以我的俗眼来看，有些讲座太过专业，比如冯立昇先生所讲《清华篇〈算表〉》，里面列出了大量的方程式，令我这等水准的菜鸟真是难以把握讲座之精髓，我也就不要强作解人，痛痛快快地忽略过去，既不让自己也不让读者难受。
但有一些讲座还是让我了解到新的知识。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古代科技是以“四大发明”为最高标准，本系列讲座中涉及“四大发明”者仅有指南针，跟书有关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只字未提，这让我无法发挥自己的“所长”，那我就唠叨几句黄兴先生的讲座《中国古代指南针实证研究－－兼谈磁技术的历史与文化》。
我这一代人对“四大发明”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中小学时的课本，那个“司南”给我印象最深：一个勺子放在一个铜盘上，勺柄自然就指向了南方。但是，我小时候见到的军用测方位仪器均是指北针，当年我为这南北之争请教过不少大人，得到的回答大多是训斥，看来只需要记住结论，是那个时代对孩子的最高要求。读到初中时有了物理课，由此而知道南极北极的磁力线是如何构成，于是以错误的方法，记住了近似正确的概念：指南就是指北，既然确定了南，与它相反的方向自然就是北了。
再后来慢慢喜欢上了观星相，由北斗星而认识了3字星，由这两个星夜可以找出北极星，原来北极星才是人们定方位的最主要依据。但中国古代为什么非要拧着说“指南”呢？我正是抱着这种好奇心认真拜读黄兴先生的此文。读完之后才发现，黄先生的讲座并没有关涉到我的困惑，他更多的是通过实践来印证司南的指南作用。
黄兴在讲座中提到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外学者都在谈论指南针的问题，但当时经常把指南车与指南针混为一谈。按照古代传说，上古神话中的九天玄女曾经送给黄帝几卷天书，书中谈到了指南针，于是有人说，指南针的发明者乃是九天玄女。
就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黄帝时代还没有文字，九天玄女如何赠书给黄帝呢？但是先秦的指南车的确与后来的指南针不是一码事，这已经得到了学者的印证。而我们后世所说的指南针，按照黄兴的说法，应该是宋以后才发明的，但是，在宋之前的古代文献中，就已经记载了司南，比如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然而王充说的司南并无实物流传，我在小学课本中见到的那个司南，是20世纪40年代由王振铎制作的。黄兴在讲座中说，因为王振铎制作的司南长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曝光率很高，“这个图像几乎被视为中国古代先进科技的标志。”1952年，郭沫若带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去访问苏联科学院，当时想以司南作为礼物，就委托钱临照先生来制作，不知什么原因，钱先生制作的司南没有用天然磁石，而是用磁化钨钢来制作，于是有人开始怀疑司南指南的可行性，同时也有一些人发表文章来质疑王振铎复制的司南是否真的能够指南。
但是，黄兴先生经过试验，证明王振铎制作的磁石勺确实是可以指南的，同时说王振铎制作磁石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能够用天然磁石再做出来过。黄兴说，1949年后，王振铎制作的磁石勺还存下来三枚，连带剩余的磁石都保存在他女儿家，黄兴从他家借出了这些磁勺做了测试，发现其中两个勺确实有很好的指向性。既然如此，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制作出来磁石勺呢？
接下来，黄兴详细解释了什么是磁石，而后在2014年跑到河北武安去找磁石矿，之后制作出了一把磁石勺，发现勺柄果然能够指向南方，同时黄兴又将磁石勺的托盘用不同的材质予以试验，用到了光滑的铜盘、普通的木桌面、水泥面、石板等，发现磁石勺要指南，要求支撑面一定要硬，但并不要求特别光滑。
黄兴在讲座中又谈到了古代的磁石技术与秦始皇、汉武帝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讲到了磁石与招魂术之间的关系等等，这种深入浅出的讲法能让外行了解到一些基本常识。
李延祥的《钢铁技术与中华文明的壮大》也让我读后收获良多，讲座中谈到了人类的用铁史将近有四千年，最早的铁不是人工造的，而是天上掉下来的陨铁，而世界上最大一块陨铁在南非，重达60吨，不知是哪年掉下来的，第二大陨铁则在美国，是在格陵兰岛发现的，重58吨，中国的新疆陨铁排名第三。有意思的是，李延祥说，宇宙中的陨铁每天都会落在地球上，如果在房顶上放几块塑料布，过十天八天，收集下来塑料布上的灰尘，拿吸铁石一吸，凡是吸上来的，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小陨铁。他还说，距今3200年前的小陨铁，就被古人制作成了兵器，前一段时间古埃及的墓葬中发现的法老剑，经过检测证明是用陨铁制作的。
接下来，李先生又讲到了钢和铁的区别，同时谈及什么叫生铁和熟铁，关于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冶炼铁矿，我从讲座中没有读到，但他谈到了新疆发现的早期块炼铁制品，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铁，同时称中国块炼铁技术可能是受西方的影响。对于冶炼技术，讲座中提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发明了灌钢。
尤让我有兴趣的是，这场讲座还谈到了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李先生认为，汉朝之后中央王朝的衰落，尤其是宋代的衰落，都跟造不出好钢有重要关系。从刘邦到汉武帝前后六七十年，“中国最大的事就是大炼特炼钢铁，”因为匈奴人弓马娴熟，射箭射得准，但他们没有大量的铁箭头，如果用铜做箭头成本又太高，这是他们一直没有占领中原的原因之一。随着五胡乱华，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宋代，周边民族逐渐渗入中原地区，同时冶炼技术外传，其他民族炼钢的水准渐渐超过了中原。
古人炼钢原本是用木碳，而用木碳炼出来的钢质量非常好，但宋代之后，大规模的森林都被砍光了，只好用煤来炼铁，但是用煤炼成的铁在加工成钢时非常困难，因此宋代之后就没有好刀好剑。讲座中提及在宋代，辽国人来中原时带来的礼品就是辽人刀、夏人甲，他们将此物送给中原官员，得到的人都非常高兴，以此说明，中原王朝的兵器到此时已经不行了。这样来解读宋人为什么打不过辽人和夏人，是我以往从未能想到的角度。
讲座中提到了世界上三种最好的刀：大马士革刀（也叫西番刀）、日本刀和东南亚的陨铁制作的克里士刀。李延祥统计出中国大概有三十多位诗人歌颂过日本刀，并且说：
过去日本的倭寇主要用的就是那个刀。抗日战争时候，日本将官的刀都是非常好的刀。古人老歌颂日本刀，还买日本刀。有记载，明代11次进口日本刀，合在一起20万把。日本刀有一种特殊的冶炼方法，类似于块炼铁的冶炼方法，叫逷特拉（Tatara）炼铁法，用的全是木炭和砂铁矿，现在是日本的国宝。每年生产几把这种刀，保持着工艺。那套技术好像不是中国传去的，反倒跟斯里兰卡、印度的技术在炉型上有关系，有可能是从海路传过去的。元代“东倭纯钢”指的就是日本刀。
我印象中某个电影镜头演到戚继光与倭寇作战时，所用的刀被日本武士一下子砍断了，当时很好奇日本的刀与中国刀对决时为什么如此锋利，读到以上这段话，方理解其中之奥秘。
本讲座中还有江晓原先生所讲《中国古代的天学与王权》，他特意解释天学与天文学的本质区别。关晓武先生讲述的则是中国古玉制作技术，他的研究方式乃是复制古代的制玉工具，而后用古法制作玉器。韩健平先生的讲座是谈论宋慈以及《洗冤集录》的问题，这是专门写给验尸官的专业著作。罗桂环讲述的则是中国栽培植物的发展和传播等等，这些讲座的内容都太过专业，我只好略翻一下，以表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