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1年5月师友赠书录（一）韦力撰

陈乐道法书

今年三月中旬，我在甘肃几地寻访，此程得到了王家安先生的大力协助，在到达兰州的当晚，王先生请来了多位朋友聚会，使我再次见到了兰州藏书家、书法名家陈乐道先生。陈先生闻我来肃，特意撰诗一首并书：

问谁千里苦寻踪，乍听春林响远跫。

留取缥缃谈笑影，青回陇坂喜重逢。

陈先生为人洒脱，却又痴迷于特殊版本，他从网上查得我出过一些特装本，想办法陆续买得，然其中一种却因网上无售而未得。我也很想献芹，可惜出版社也没有给我样书，且早已销售完毕，故而面对陈先生惭愧不已。而其所书鼓励之语，让我觉得自己为寻访付出的那些辛劳，是值得的。读此诗也瞬间理解了古人所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有这样的书友在，使我走到哪里都不会感到寂寞。

《影像芜湖》，中共芜湖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

黄山书社201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为芜湖文献专家许进先生所赠，他在微信中说：“您上次来芜湖，郭青兄贈予《芜湖旧影——甲子流光》；之后又出版了《影像芜湖》。日前与执行主编龚英柏先生偶遇，我让他签名呈上一册供雅正。”

两年前，我在芜湖寻访时经汪华先生之介，得以结识许进先生，在他的陪同下，我在芜湖探访了多处遗迹，由此而了解到许先生除了藏书，另有藏烟标之好，因为他在烟厂工作几十年。当时有不少收藏烟标爱好者，通过写信的方式向烟厂索要烟标，厂领导安排许进处理此事，他在给收藏者寄烟标的过程中，也爱上了这种印刷物，而他有着天然的地利，得以收集和交换到许多别的烟厂的印样。听他讲述这些故事时，让我羡慕不已，因为我在幼年时也喜欢收集烟标，当时收集烟标很困难，因为香烟的售卖有区域性，搜集不了多久，就会发现总是那些品种，后来偶然得知火车站能够找到外地烟标，于是有一度跟一帮小伙伴沿着铁路轨道，从很远的地方走入车站，凡是发现一种没见过的烟盒，就会兴奋不已，后来慢慢结识了各地的烟标收藏者，方知道天外有天，同时也明白了无论做什么都要讲方法论，收集烟标同样如此。

本书的编纂方式并非全是老照片，因为还配有各类实证之物，其中就有几枚老烟标。文中提到芜湖卷烟厂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1950年将私营长江烟厂转为公私合营，1951年更名为新中烟厂，文中所配该时期的老烟标，近乎全品，以我的猜测，这必定是许进先生所藏之物。以烟标证史，这是个不错的好办法。

龚英柏所撰序言系统地介绍了芜湖市，他首先谈到1998年文物部门在繁昌县的一座山上发现了旧石器文化遗址，距今220至256万年，接下来跳跃式的讲到了两汉时期芜湖所产“丹阳铜”，因为那个时期芜湖属于丹阳郡。相关部门在南陵发现了铜矿遗址，以此印证了《图经》上的记载。同时提到了春秋时期干将、莫邪在芜湖城中赤铸山，经三年时间铸造成雌雄二剑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以当代照片的形式表现在此书中。

序言中也谈到了当地留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雅积楼，书中所配照片上到的图像，已经与我在现场所见有了一定的区别，由此我判断这张照片定然拍于2018年之前，也许照片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以形象展示了历史变化。而我到芜湖参观积雅楼时，带我前往者的朋友中，就有许进先生。看到这张照片又让我想起他当时向我讲述老城区变化时的情形。

《甲辰东游日记》，胡玉缙著，吴格整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责编张钰翰先生所赠，乃是“中国近现代日记丛刊”之一。吴格先生在《整理说明》中谈到该日记乃是胡玉缙在清末时，奉湖广总督张之洞及两江总督端方之命，赴日考察政学之日记。

光绪三十年胡玉缙45岁时，于这年的四月十四日从武昌出发，先到上海，再前往日本，该日记就是他在日本期间的逐日记录。考察完成后，胡先生在东京将此日记出版，但是该印本国内流传甚少。胡玉缙先生的藏书多由王欣夫先生蛾术轩继承，而王先生的书大多又归了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先生在书库内查看了蛾术轩藏本，没有看到这部日记的稿本和钞本，仅有日本排印本，故吴格先生以此为底本，将其整理成为本书。

吴格先生的整理本不加小注，而是在每一页的纸边列出该段日记的提示语，书后附有人名、地名及书名索引，将人名中不同的字号以括弧的形式予以标明，这样极大的方便了使用者。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胡玉缙多次翻阅黄遵宪 的《日本国志》，看来他是通过该书来了解日本概貌，而后在参观时予以印证。从日记记载的情形看，他参观过官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府立第一中学、东京府师范学校等多个教育机构，他关注于这些学校的建制，同时也会做一些对比。例如他在参观东京高等学校附属博物馆时，注意到附近有孔庙，该孔庙创建于宽政十一年，胡先生标注相当于嘉庆四年。

胡玉缙记载该孔庙第一座门不是大成门，而叫“入德门”，里面还有杏坛和大成殿，大成殿内供奉着孔子及四配像。胡先生还参观了东京裁判所及控诉院，旨在了解日本的司法机构，他引用了日本宪法第五十七条：“司法权者，假天皇之名而行之于裁判所。”对于日本的司法机构设置，胡先生做出如下对比：

中国治源，主于州县，而所辖或二三百里，或七八百里，以刑钱一切之事业集于一身，虽有皋陶之贤，其于讼狱恐亦难明允，故凡关心民瘼者，类不欲终其身于州县官也。

胡先生参观过印刷局、抄纸部，谈到了印纸钞所用之纸的特殊性：

纸币用三桠皮，半纸用楮皮或雁皮，余凡稻麦之藁，桑竹之皮，麻、绵、绢、布、纤维、蓝褛，皆可为纸，皆列标本，并列分析原料。考之他书，大率腐化原料用苛性曹达，漂白用硫酸松香曹达等料。其三桠即瑞香，雁皮即荛花也。

胡先生认为，所谓的雁皮即是荛花。前一度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在开化县召开了开化纸学术研讨会，会上提及制造开化纸的原料就是荛花，看来日本也用荛花造纸，不知其纸性是否与开化纸相类。胡先生在日本参观生活用品时，也会做出相应的比较，比如：

中国瓷器之产地，以江西为主，然渲画不精，所造亦不合西人之式。西人每饮珈琲，则有珈琲杯，饮苏格䍶，则有苏格䍶杯，以及鱼鸭各物，莫不各有其器。日本自至法国学造瓷器后，一切仿制，已获大利，即如花瓶一项，以彩色华丽者，适西人之嗜好，又以仿古者，投华人之嗜好，何其心计之工也。我国苟非汲汲改良，匪直不能争西人之利，即内陆民用，恐将尽为日人所夺，亦是商务之所关非细者。

这里提到了景德镇瓷器，胡先生认为近些年所造质量较差，远远比不过日本制做的瓷器更受西人欢迎。前一度看到有个帖子转来转去，主要是谈日本把中国的中药卖向全球，能把任何事情做到极致，这似乎是日本人的国民性，仅凭这点就令人敬畏。胡先生在日记中谈到，日本崛起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教育，教育能改变人的做事方式，可见他在考察日本时，对很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思考。

《海源阁杨氏诗文校注》，周广骞、丁延峰校注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丁延峰先生所赠，这些年来读到他多部研究海源阁的专著，本书则是编校了海源阁三代主人的诗文，同时附有与杨家几代主人相关的传记。对于此书的起源，丁延峰在后记中谈到，2016年6月的某日他去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偶遇沈燮元先生，沈老夸赞他研究海源阁有成就，同时提醒他可以做多元化、多角度的研究，于是丁延峰想到了全面系统地整理杨氏著作。

对于海源阁三代主人的学术观念，两位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予以了疏理，首先当然会谈到聊城杨氏藏书，而后谈到了杨以增的学术观，例如其称：“读经而不由郑学，犹欲入室而不由门户也。”此语表明其属于古文经学观。然而他在《志学箴》中又说：“非汉唐则典章制度莫详，故注疏为尚；非程朱则世道人心莫挽，故践履为先。”可见他喜好汉学，同时也不废宋学，认为观宋观念各有各的价值。

在朱陆异同问题上，杨以增又称：“程朱由践履入，陆王由觉悟入，所由异，求己同也。步趋程朱，自无流弊，攻击陆王，吾无取焉。”从这些直接表达可以看出，杨以增对学术史无偏见。他的观念影响到了儿子杨绍和，绍和尝称：“阐洙泗之微言，导新安之先路，未有如郑君者也。”但是杨绍和的主要成就在目录版本学方面，尤其他的《楹书隅录》，为晚清著名的私家解题目录之一。

虽然海源阁以藏书著名，按照周、丁两位校注者的所言，聊城杨氏原来也有大量著作，包括海源阁的第三代主人杨保彝亦有诗词刻本传世。杨以增不仅喜欢作诗，还喜欢作文，但是他的相关著述保留在海源阁的“多宝阁”中，后来聊城遭到匪劫，使得其著作大多失传，故周、丁两位校注者通过各种方式来搜集他的佚文，再将已经刊刻的其他著作点校出来，于是成为此编。

本书的编排以原出版物为主，而后做相应的佚文增补，例如杨以增刊刻有《退思庐文存》，本书先对书名作解题，谈及《退思庐文存》乃是杨以增丁忧回乡期间所撰，两位校注者将其以繁体字点校出来，同时为每一篇作了相应的注释，并配以相关书影。

对于注释的方式，我以杨以增所作《柏枧山房文集叙》为例，编者在注释中先谈到本书作者梅曾亮的情况，为此引用吴汝纶在《孔叙仲文集叙》中的所言：“郎中（姚鼐）既没，弟子晚出者为上元梅曾亮，当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师，京师大夫日造门问为文法。”这段话乃是夸赞梅曾亮的古文成就可接续姚鼐，校注者同时点明杨以增与梅曾亮同为道光二年进士，两人交往甚密，后来杨以增校刊梅曾亮诗文集，准备做为其七十寿辰之礼，惜未成而卒，梅曾亮痛苦万分，为杨以增作《家传》。

接下来本篇注释则是谈论《柏枧山房集》的版本，首先谈到杨以增在咸丰五年所刻为初印本，同时谈到此本行格以及相关序言，接着谈到杨绍和在咸丰六年三月的补刻本，并谈到补刻部分增加了哪些内容，再而提到杨绍穀、杨绍和在同治三年的补刻本，此为《柏枧山房集》的第三刻，同时点出该版本版心下方镌有“甲子补刊”字样。而后又提到，民国七年蒋国榜慎修书房辗转得到了杨氏《柏枧山房全集》书板，其加以补修后予以重印，并且点明“《续修四库全书》即据此本影印”。

这样一篇注释谈到了《柏枧山房文集叙》的方方面面，尤为难得的是，把此书的刊刻版本叙说得极为清晰，使得爱书人能够了解到每一版本之间的细微区别。本书前面附有十余幅彩色书影，其中就有咸丰六年海源阁所刻《柏枧山房集》。近几十年来，该书时常出现在市面上，售者大多标为咸丰六年本，然而读到周、丁二人的此著，提醒我以后遇到该书，还需要细看每一版之间的区别。

该书前面所配的彩色书影上，有几幅钤有丁延峰先生的藏印，可见他为撰写该书也搜集了一些版本实物，更为难得者，他收集到了杨以增佚作稿本《史礼堂先生前后论文三十则》，丁先生在注释中考证了该稿乃是道光二年杨以增任贵州长寨同知时所写，并且谈到史礼堂即史祐，而史祐与林则徐有交，同时提到了此书不是用海源阁印就的稿纸来书写，但是他依然认为，该本乃是仅存孤本，值得珍惜。

在佚文收集方面，本书收录了杨以增所撰《海源阁藏书记》。周、丁在注释中说：“此记为碑文，碑原立于海源阁院内。其后阁遭毁坏时，石碑断残，并散落于院外，现存于海源阁纪念馆东邻姜氏家。据闻曾作搓衣板使用，又风雨摧之，部分字迹已漫灭不清。”如此重要之物，受到这种摧残，令人叹息。然正因为有丁延峰这样的认真学者，才使得这些文章得以汇在一起，从而保留下去，这对研究海源阁藏书史有重要意义。

《黄恩彤文集》，（清）黄恩彤撰，魏伯河点校

齐鲁书社202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几个月前我在山东寻访历史遗迹，当时是齐鲁书社的刘玉林先生带我寻访，到第五天时，赶上他需要参加一个会议，他请该社资深编辑孔帅先生继续带我寻访，其中一个寻访点乃是黄恩彤故居。孔帅告诉我说，很巧他正在编《黄恩彤文集》，所以他很快在宁阳县找到相关之人，使我的这次探访十分顺利。当时孔帅告诉我，该文集已经编完，正在下厂印刷，待印出后会请作者寄一套给我，而我的性格一向急不可耐，回来后不久就写完了黄氏故居一文，几个月后收到五卷本的这部大书，才发现集中恰有我在写文中找不到的资料。

关于黄恩彤的成就，魏伯河先生在《前言》中予以了详细疏理，他把黄恩彤定义为“是传统儒学陶冶出来的士大夫，又是较早接触洋务、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但是因为黄恩彤曾参与《南京条约》及《五口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为此成为了近代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一度他还被贴上了卖国官吏的标签。魏伯河想通过对本书的疏理来还传主本来面目。

通过阅读黄恩彤所写之文，可以了解到一些问题的客观状态，比如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两万余箱，严重打击了猖獗的鸦片走私活动，中英之间随后产生一系列冲突，转年一月，林则徐根据道光皇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的贸易，希望以此杜绝鸦片之患，然而由此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有限的军队连续攻克广州至天津间的多处战略要塞，1842年2月，英军攻破长江门户吴淞口后，溯江而上，8月4日兵临南京城下，清廷立即派两江总督伊里布、钦差大臣耆英等赴南京与英人议和。

当时黄恩彤临危受命，担任谈判代表，成为与英人交涉的主角。虽然这个谈判十分艰难，但黄恩彤表现出色，受到道光皇帝赞赏，在此后的两年，他由观察使升任布政使，再升为广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但是后来他却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又遭到免职，道光皇帝究竟是什么心态，值得做深入的研究。

对于黄恩彤在广州任上的所为，魏伯河在《前言》中给出了如下评价：

黄恩彤认为，不应该简单抵制英人进入广州城。他通过搜集各种外方情报，认为英人对广州的要求主要是通商而非领土要求，而“通商于彼此有利”，“粤之所以富甲诸省者，为通商也，实通洋也，即通夷也。”黄恩彤反对容易失控的“以民制夷”，认为这种方式简单粗暴，容易造成冲突，要求人民正确看待各国自由通商，因为“今勿论我闭关绝市，即使彼忽然敛舶而去，羊城无业之若干万人从何安顿哉？”这一观点说明黄恩彤从实际出发，已经认识到中外之间经济上互相依赖的关系，改变了传统朝贡贸易体制下“天朝施恩于外夷而许通商”的观念，从国计民生两方面肯定了中外通商是东南沿海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证明其经济思想已走在时代前列。

我在写黄恩彤一文时，一直查不到其所撰《抚远纪略》原文，只能通过转载之文片段性地了解他的思想，魏伯河点校本中却收有全文，此文所讲正是他在广东任上与洋人交涉的详细记录。黄在《纪略》的自序中谈到，他辞职返乡后，想到了当年留在广州节署的相关史料，因咸丰之变毁失无存，所以他靠回忆写出了本书，以便让人了解到那个时段的一些客观情况。比如谈到林则徐禁烟时，他提到：“林公莅粤，即禁茶出口，以为可以制彼死命”，同时录有林的所言：“茶叶一物，尔等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大皇帝于尔等有关性命之物，曾不稍为靳惜。尔等昧于情理，乃以鸦片烟害我中国民命。”

但是，黄恩彤更为客观地说：“其实彼国饮茶，但嗜其味，并非资以为生，故不惧也。” 《抚远纪略》中又谈到林则徐令外商缴出鸦片时，答应对方：“烟一箱偿茶叶若干斤。”但当英国商人交出鸦片时，中方“仅以一斤予之。”为此英人不接受，再加上其他的问题，最终发生了战争。

黄恩彤的叙述是否客观，今日难以查证更多的相关史料，但既然他那么熟悉与洋人交涉，想来他详细研究过国外人的思维方式。否则的话，道光皇帝也不会迅速地把他提拔到高位。通过阅读魏伯河先生的这部点校本，使得我对黄恩彤的认识更加客观，同时也感念孔帅先生特意找作者题签后赠予我这部大书。

《笃斋藏晚清名臣翰札》，李隽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乃是笃斋主人所赠，经折装，一函四册，布面函套，制作颇为精美。近两年笃斋影印出版了一系列手札类著作，例如有《笃斋藏清代百家书札》《笃斋藏翁松禅尺牍》《笃斋藏两垒轩往来书札》及《笃斋藏俞樾手迹三种》等等。我有幸得到其中几种，然以往所得均为朋友及出版社编辑转来，此次则得到了李隽先生的亲赠，何其幸哉。

本书卷末有笃斋主人的编后语，谈到自己收藏时称：“余沉迷于搜集庋藏名人手迹凡二十年，虽零笺碎锦、片楮只字，莫不刻意搜求。累积日久，渐具规模。”可见笃斋颇有毅力，能够将一个专题进行到底，正是这份坚持才使得笃斋能够拥有如此数量的名家翰墨。

对于本集的收录范畴，马忠文先生在为本书所撰的序言中谈及，该书收录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翁同龢、张之洞八位晚清重臣的书信，这些人有的是中兴名将，有的是状元帝师，无论身份如何，均为晚清名臣，将这些人的手札汇为一编，颇可了解到正史之外的历史细节。

以曾国荃为例，他率领湘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入城之后纵容手下烧杀抢掠，此事曾载于赵烈文的日记中。然而这样的一位悍将，在教育子侄辈时却完全是另外一副口吻，本书中收录了曾国荃在光绪初年，出任山西巡抚前后给子侄撰写之信，劝他们在外做官时要“性情和平”“切勿始勤后惰，前恭后踞”，同时又说：“官场中以能忍能让为德，不以取胜为快，尤在于存诚，不妄语为避咎戾之要着。”想来这都是曾国荃的经验之得，所以他希望子弟们：“个个读书成名，孝友雍睦，便是兴旺气象。”

本书收录了张之洞所撰39通手札，这批信写于光绪十七年到二十二年间，反应了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期的一些重要决策，比如汉阳铁厂、湖北茶政、周汉案、武穴教案、甲午战争借款等，此乃研究晚清社会的绝佳史料。

笃斋主人何以请马先生作序，他在编后语中解释说：“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忠文先生，近年来致力于名人手稿研究，于日记、书札中之探幽索隐，考究细节，挖掘真相，成果斐然。马先生最早对此批书札产生兴趣并给予高度重视，慨然命笔为本书作序。”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原样影印每一页手札，不作释文和注释，对此笃斋主人解释说： “余编辑此集，意在传达原状原貌，只作呈现，不加阐扬，故释文标注一概省略，以免一字之异动生抵牾。至于人物小传，因八公生平事迹，众人皆知，似已无需再添蛇足，他日徒贻卖纸之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