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淑珍的甜蜜的事业
于淑珍，国家一级演员，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和歌剧演员，河北省东光县人。当过工人，中国音协第四届常务理事、第五届理事，全国人大第五、六届代表。1956年在天津职工业余会演中初露才华，调到天津歌舞剧院后，曾在一些歌剧中扮演主角。五十年代末从事独唱，其演唱声从情发，委婉甜美，格调清新秀丽，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多次出国访问中也受到赞誉。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扬，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来自天津的歌唱家于淑珍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经典。她的歌声“高若行云，低若流水”，感染了几代歌迷；她的为人真诚亲切，被歌迷公认为歌声甜心灵美。从艺近60年，于淑珍已经满头白发，仍然气质雍容，声音甜美，而且每次演出都坚持真唱。作为歌唱家，她虽然早已退休并又拿起画笔，却没有忘记舞台。今年初，在中央电视台羊年春晚的舞台上，宝刀未老，华彩亮相，她说：“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就回来。”
唱歌是骨子里的爱好
“并蒂的花儿竞相开放，比翼的鸟儿展翅飞翔......亲爱的人啊携手并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悠扬的合唱声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内响起。今年6月13日，这里正在举办“珍韵流芳——歌唱家于淑珍访谈会”。从南京、天津、哈尔滨、重庆等全国各省市赶来的歌迷聚集到这里，以专辑《于淑珍歌唱艺术集》为媒，共同分享她所走过的近一个甲子的艺术人生，倾听她的音乐代表作品。在得知到场的粉丝不仅有70后、80后，甚至90后，她说：“原先以为我的歌只有老年观众喜欢，现在看到还有许多年轻的歌迷，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会继续唱下去。”为了感谢远道而来的歌迷朋友们，于淑珍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么多年，我对掌声并不陌生，但是今天我被大家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没有你们一直的关注和鼓励，我也不会唱到今天。我要为远道而来的观众朋友们深深鞠躬。”
于淑珍的从艺之路是从爱好开始的。从工厂里的学徒工到歌舞团里的歌手，于淑珍凭借着对歌曲最真挚的喜爱，再加上天赋，才完成了这一华丽的转身。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说：“我七八岁时刚上学就喜欢唱歌，哪儿有唱歌就往那儿挤，村里唱戏我总是要挤到最前面看。”唱歌是“骨子里的爱好”，少年时扒着戏棚子看演员唱戏的画面，成为于淑珍最为珍贵的童年记忆之一。13岁开始，于淑珍就离开学校，做工补贴家用，从织麻带到砸云母，做过不少短工。16岁时，她开始当学徒工给温度计定度，虽然工作有些枯燥无味，但是工厂里允许她边工作边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曲，有音乐陪伴一切都不觉得苦。
“在电台里听说文化馆招人，我们四个小姐妹一起去报名，只有我留下来了“，于淑珍的艺术之路正是从文化馆开始的，“1956年初，我参加工人艺术调演，以新疆《美丽的姑娘》拿了一等奖，冬天参加农民汇演时，被天津歌舞剧院的前身天津人民剧院歌舞团看上了，直接把我调到了那里。”
甜蜜的事业因电影歌曲展开
刚进入天津歌舞剧院从事演唱，于淑珍是忐忑不安的，作为完全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自己成长起来的歌手，她发觉有很多音乐常识需要学习：“刚去歌舞剧院什么都不懂，不识谱，也不知道什么叫音乐。正是这样促使我不断努力，无论走着还是坐着，什么时候都要哼唱，大合唱、小合唱都不耽误，一定要赶上步伐。”在那几年，她的心中一直盘算着一个想法，“能不能去音乐学院进修？”然而当得知因工作需要她根本走不开时，这个想法就被她彻底放下，转而更加抓紧一切机会学习，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歌手”，于淑珍如是说。她说她的老师是广义的，“电台里播放的歌曲、戏曲、众多戏曲名家，甚至是观众的反馈都是我的老师。”谈到戏曲，她坚信一点：“唱民族音乐的不能拒绝戏曲。”于淑珍坦言学习京剧时对自己唱歌有很大的帮助，“我曾经系统学过《沙家浜》，她帮助我把共鸣同道打开了。”不仅是京剧，她还曾向河北梆子大师王玉磬请教过《杜鹃山》的唱法，“当时下乡劳动我们俩被安排在一处，一起插秧的时候，我请教她该如何唱《杜鹃山》，这件事可能连她都不记得了。”在广泛学习中，于淑珍将自己甜美、细腻、温柔的嗓音特点发扬光大。
“要是能给电影唱首歌，出一个盒带，上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我就满足了。”在歌舞剧院从艺20多年后，于淑珍心理渐渐升起这样一个梦想。那时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末了，她没有想到实现梦想的机会来的这样快，并且将她的事业推上一个新的高峰。1979年，正在筹拍电影《甜蜜的事业》的导演谢添找到了于淑珍，邀请她演唱电影的主题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稀里糊涂好多好事儿落在我的头上”，年近70岁的于淑珍笑着说。“第一次录这首歌是民乐伴奏，录得很不顺，过了不久，重新录了第二次，改成电声伴奏”，那时国内民歌界还没有电声伴奏的先例，于是于淑珍“心里打着鼓”参与完成了第二次录制。歌曲制作完成后，《甜蜜的事业》还没有正式放映，她就惊喜地发现这首歌竟然成为了流行歌曲，“电影院里即使放映别的电影也会放这首歌曲，用她来招徕观众。”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还走出了国门，已被选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亚太地区音乐教材。
因为这首歌，于淑珍成为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带着这首歌，于淑珍更是走上了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以后几十年，如果那次我登台不唱这首歌，观众都会觉得不是我了”，她开朗的笑着。
成名带来甜蜜的烦恼
当于淑珍这个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之后，她也终于有了甜蜜的烦恼。平均每天都会受到10封来信，她都会一一过目，并尽可能回复，“每个月仅是回信就要花掉6元钱，正好是一级工资。我有时开玩笑说，哎呀，怎么成名了还要降级呢！”在这些雪片似的来自全国的信中，有求歌片的，有示爱的，甚至还有要自行车、缝纫机的。对于示爱的，她一般都不予回应。对于求“赞助”的，她表示体谅，却也感到一丝无奈，“我其实录这首歌，最初没有拿到一分钱，后来，歌舞剧院告诉我，我这种情况属于在外接活儿，需要交给院里20%劳务费。这时我才给导演打电话，谢添导演回复了一封长信给我”，信中说剧组早已解散，他从现在的剧组中拨出200元钱，给于淑珍，请她拿出其中的20%给剧院。
时下，她已退休多年，但是接到歌迷来信仍然认真对待。一位90后的小歌迷来信索要歌词，于淑珍一笔一画地将歌词写好装在信封中，寄回给小歌迷，她还特别在信封背面写下一行字，拜托学校的传达室，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把信交给他。小歌迷受到信后深受感动，至今仍然妥善保存着当年的信。
歌唱家要有业务也要有操守
作为歌唱家，于淑珍不仅在业务上有所追求，，在操守上也令人敬佩。一次天津歌舞剧院到各地巡回演出，“带着《宦娘》和音乐会在各地演了三个多月，西安是最后一站。”没想到在西安第一天于淑珍发觉坏了，自己的嗓子失声了。“西安只有五场综合音乐会，所有的票都已卖出去了。这也是最后的五场，演完之后大家就可以回天津了。”她急忙去找医生问诊，医生告诉她嗓子已经充血了。
在这样的时刻，有三个问号摆在全体人员面前：还能演出吗？或者推迟演出？又或者退票不演？“音乐会卖的是我的票，所以由我来决定。我考虑当时的情况，如果顺延演出，80口人的团在那儿吃住都要花钱，而且人心惶惶，大家都想回家。如果是退票，这个也很难办，给人家剧场会添很多麻烦。就这样，我说：演！”有老同志看不下去了，提醒她说：“你这是再毁自己啊。”每天一场音乐会，每场音乐会8首歌，这种强度下，如果于淑珍要坚持唱下来，今后很可能就不能再唱了。演出完毕后回到天津，西安的那位医生给她来信，信中医生说：“我对不起你，你的嗓子不是充血，而是出血。”所以，直到现在，她的声带上仍然还有条血丝，这就是当年留下的病根儿。
幸好，虽然已经是满头白发，但她的演唱依然清新甜美，而且每次演出都要求真唱。说到保持艺术青春，于淑珍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保养，只是由于自己是歌唱演员，对嗓音会特别注意。我坚决不沾损害嗓音的食物，也不吃辣椒。”
退休后上学弥补曾经的遗憾
1988年，于淑珍从天津歌舞剧院退休，但她却没有带徒弟。她说：“有的人能唱，但未必是好老师，若我教学一定要把他们教出来，但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做老师，带徒弟是要负责任的，当我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时就不去做。我只会唱歌，那就唱歌吧！”
退休后的生活，于淑珍过得有滋有味儿。从艺多年，若说遗憾，那就是“从小没有上过多少学”了。“我退休后一定要学一点东西”，于是，在得知有老年大学可以就读时，她立即兴致勃勃地了解学校的位置和科目，并且当即报名学习楷书，后又学习国画。如今学习已经持续好几年，于淑珍笑称自己的作品还拿不出手，但表示老年大学的生活过得很开心，“有人问我退休以后寂寞不寂寞，其实，老年人一定要想开，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能唱就唱，不能唱就学点东西，挺好的。”于淑珍的脸上始终漾起幸福的微笑（文中信息源于《中国电视报》[视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