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卿与《朗读者》：原本锲而不舍，终于水到渠成！
很多年以前，岩松（白岩松）采访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问“为什么在今天人们依然需要古典音乐”。那位教授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因为人性的进化是非常缓慢的。”
对于文字，亦是如此。那些能够触动人心的语句，就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而碎片化的信息，虽然可以在几秒钟内被刷出、被看到，但它们的生命往往也只有几个小时。
2014年我在美国进修，在校园里经常看到一些学生组成小组，每人带一本书，在草地上朗读、分享。其实在欧美，朗读是一种传统，作家毕飞宇参加完《朗读者》后给我发了长长的短信，说他去荷兰、丹麦参加书展，看到世界各地的作家聚在一起，在酒吧里朗读文章——有人读、有人听，像看电影一样稀松平常。他说：“在那些人的世界里，每天的生活似乎还比我们多了一顿饭，耳朵的饭。”
教授的话与学生们在草地上朗读的画面，成了我的灵感来源。从美国回来后，我想观众对我是有新期待的，我能做些什么？能让大家看到什么变化？要不要做一个真正自己喜欢的，不管受众有多少，至少能让人看到我所思所想的节目？答案是肯定的：我想做。
▲董卿亲手抄写的致《环球人物》读者的诗句，节选自吉卜林的《如果》
2016年春节过后，我趁着回家休息的时间写起了节目方案，把内心的想法变成文字，之后再逐步完善。开始只有两页纸，口头跟领导讲述。以前节目的朗诵只是一种语言艺术，但我要做的是一个以文字为寄托，用朗读表现情感的节目。
我相信，文章的背后，是人。
两三个月的时间，两页纸变成十几页，成为一个详尽的方案。央视的审查制度是很严格的，从频道的节目部到频道总监到台编委会、台领导，逐一审查，立项时还要编委会投票决定。我记得立项那天是全票通过，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听说这是很少出现的情况。
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打交道、八面玲珑的人，不太擅长把方方面面都摆平。做主持人20多年，我只要把自己这摊事做好就行了。但是制作人就需要顾及所有，从最初的团队搭建，到节目形式，再到录制、剪辑。我们的文学统筹包括铁凝主席、余秋雨、王蒙、冯骥才、李敬泽、康震等老师，还有音乐总监姚谦、舞台总监王晓鹰院长。我反反复复地拜访、请教。他们都跟我说这个节目应该做，让我得到了很多信心。
可是真正上手了，就发现道阻且长。身为制作人，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我去找、去谈。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特别唠叨，喋喋不休。就像进入一个流程，一按开启键就自动滔滔不绝，跟团队、专家、广告客户，一遍一遍地解释，说的都是一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有时候特别疲惫，就恨恨地问身边的人：“像不像祥林嫂？”
那时候每天睡眠不足，凌晨4点睡早上8点起，有时不是没时间睡，而是睡不着——我紧张。醒来一睁开眼就想节目的事，想着嘉宾、读本、故事、后期……录制前一晚，工作人员是不能来找我的，我必须把第二天的东西完完整整过一遍。但是第一次录制的时候，我还是害怕得跟导演说我上不了台了，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再说话了。我也没有心思再去把自己捯饬得很好看，美美地主持。别人让我找一点方法消除紧张，我说没有方法，就是去做。站起来，走出去，走到一个需要你的地方去做事。所以上台后紧张感自然就没有了，我发现自己太熟悉这个节目的角角落落了，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
但我最怕的，还是团队的不自信。这几年大学毕业的导演不少是做真人秀节目出身，真正做过人物专访，做过文学类的，几乎没有。一开始，团队里的人会质疑，比较客气的就说：“这样的节目很难做。”不客气的就说：“这样的节目没有观众。”很快，团队里出现了迎难而上还是知难而退的问题，一些人走，一些人放弃，这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我可以承受所有领导、专家对我的质疑，但是很难承受自己的团队没有信心。我只能一遍遍阐述我的观念、我的理想，说到最后自己心里都在打鼓。有很多时间，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心里很纠结，感觉那是一个漫漫征程，看不到光明到底在哪里。
不录节目的时候，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我一定守在办公室，让每一个工作人员能找到我。开会的时候，我也顾及不了措辞的优雅、温婉，经常直截了当特别严肃地说：“不行，不好。”选读本，我的要求是不能太高端，也不能太鸡汤，绝对不走朋友圈的风格，我要的是能引起共鸣的经典——如果按照难易程度来说，应该是中学课本的水平。我要求所有导演必须在会议上大声朗读筛选出的文章，两分钟之后在座的人可以随意打断，如果大部分人觉得听不下去，这篇文章就被淘汰了。
当时，有人提议像一般节目一样，在嘉宾朗读时打字幕，我严词拒绝。我说一定要把读本展现在屏幕上，用一种特殊的包装方式，让观众能一行行读下来，让他们变相阅读。因为白纸黑字是安静而充满力量的，那不是一些夸张的表演、激烈的声效可以达到的意境。当我们阅读文字，就会知道它们是如何从一个人的思想落到纸上，又是如何从纸上进入另一个人的思想，最终形成新的感悟。那是一个付出心血，是一个反复创作、因人而异的过程——电视有直观的美，文字有朦胧却无限的美。所以到后来，编导们看样片，都说：“我净看屏幕上的书了。”
当时有人打击我，说干嘛要采访96岁的老翻译家（许渊冲）？说年轻人不Care（在乎），年轻人喜欢网上那些吸引流量的东西，喜欢热闹的节目。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如此低估年轻人呢？他们是在什么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看到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们对好坏难道没有判断吗？就像李宗盛当年特别恼怒音乐市场，说：“你老是给人吃猪食，那人就真成了猪了。”我们只给年轻人创作口水歌，他们就以为这世界上只有“神曲”了——一切只是因为你没有给，不代表他们不喜欢。
节目录制经常要到半夜12点，甚至有一次到了凌晨两点半。但是很多年轻观众会一直待在现场不走，有的家长半夜找不到孩子，就上网查我们的录制地点，打电话过来说：“你们是不是骗子？我家孩子怎么不见了？”所以我相信，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被节目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些文字吸引，他们能在其中感受到共鸣。
首播那天，我们组里核心导演群20多个人，找了一个朋友不住的两室一厅，聚在一起看播出。我的手机开始不断振动，有联系的、没联系的，干这行的、不干这行的，远远近近、老老少少，一下子又汇拢到“身边”。那一瞬间尤为感动，觉得这一年心血没有白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播出一结束，二十几个人马上关了电视开会，总结、检讨，每个人都深陷在情绪里拔不出来，开到凌晨1点半也没有散去。
▲董卿在《朗读者》策划会上
已经忘了究竟是在大学毕业离开宿舍以后，还是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以后，每天睡觉前一个小时的阅读成为我雷打不动的习惯。我的卧室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手机、没有任何电子产品，安安静静地看会儿书，然后就睡觉。
我钟爱俄罗斯文学，因为这个民族在经历苦难之后能做出深刻反思，并且会在文学作品中有特别淋漓尽致的体现。我看书、看电影，都不能接受太过平淡的东西。我欣赏极致的情感，偏爱像芥末一样能瞬间让我热泪盈眶甚至不能呼吸的文字，像《红楼梦》《茶花女》。还有《约翰·克里斯朵夫》，那种经历过世间百态之后爆发出的力量也特别吸引我。我想，我喜欢那样的字句，天性使然，也是经历使然。
我的整个少女时代，虽不能说是居无定所，但也称得上是经常迁徙。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我在上海待到7岁就去了安徽，在安徽又是7年，之后到嘉兴念了初高中，5年后到了杭州，最后进入浙江电视台，开始职业生涯。
一路上，我遇到过很多严厉的批评，但我是天蝎座，给多大压力就有多大反抗力。我在浙江台时挺好的，后来到了上海台，从春晚的剧务做起。到央视时我已经拿过“金话筒”了，但仍然清晰记得那时的文艺部主任过来跟我说：“听说你是拿过'金话筒’的，你凭什么拿的'金话筒’啊？”原话。我觉得特别挂不住，但还是保持了一个很完美的微笑：“可能是评委厚爱吧。”（后来我们成为挺好的朋友，他对我的夸奖也是毫不吝啬。）
尽管有许多特别热爱的书，但我不会反复去看，时间有限，要把时间留给新鲜的东西。这个世界上能反反复复看的，只有唐诗宋词。因为它们短小精悍，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在不同生命阶段读一首诗、一首词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小时候，我喜欢风花雪月的东西，但大了之后就会爱苏东坡、陆游，觉得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他们都写在诗词里了。小到儿女之情，大到朝代更迭，他们将万千思绪都化进好友间的一席围炉夜话，那是在历史长河里的豪迈之美。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没有一个字不认识的，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背。但千年来只有李白写出来了，而且它依然会流传下去，永远流传下去！这个太伟大了，字面上的极简和它背后所包含的山川纵横的情怀让人赞叹不已。这种能力现代人是没有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诗词大会》火了。那些韵律是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光听着，你就觉得亲切。
不久前，我在机场过安检，工作人员一边给我盖章一边特别激动地说：“那个校长（郭小平）太伟大了。”我突然觉得，只要有这样的故事存在，我们的节目就必须存在。节目火了，我也有了许多反思。出现了这种所谓现象级的文化类节目，究竟是为什么？我想，这难免与现实有关。这个节目的火爆恰恰体现了一种社会的匮乏——如今纯粹的事物太少，充斥在我们四周的都是感官的或者一时喧嚣的东西。
现在很多演员主动联系节目组，但不是所有当红的找来我都要。有人说谁谁谁有几百万、几千万粉丝，我就回答：“我们的标准不是这个，许渊冲先生还没有微博和朋友圈呢！”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理解文字之美的人，真正能传递文字价值的人。喧嚣、流量，不是我要的。
再过10年，我可能更自信了，自信到我做一个节目可以什么形式都不要，就是架一台机器在院子里，放一本书在那儿，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音乐，安安静静地说文字里的故事。
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深刻的情感，这是最难的。
▲设置在西安的“朗读亭”
现在，我又多了一个新的愿望，一个小小的野心。我们在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个人都能进去在狭小的空间里朗读自己喜欢的文字。我希望可以通过《朗读者》和“朗读亭”，激发起一部分人朗读的习惯。
或许有一天，我能听到身边的人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带着书上哪儿读一段吧？” （信息源自董卿口述，《环球人物》记者余驰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