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因按照经史子集四部顺序编纂，所以名“四库”；因基本囊括当时存世典籍，所以名“全书”。当时共抄写七部，大体涵括了中国18世纪及其以前要籍，并使之系统化，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最大规模汇结，保存传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堪称中国古代文化集大成者，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四库全书》自成书至今已走过了200余年的历史。200余年来，它经历了磨难，见证了国之兴衰。时至今日，七部《四库全书》，仅存其四，保护弘扬之任刻不容缓。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自它成书之日起，便以代表东方文化的身份，获得了世界性地位。《四库全书》以著作提要的形式，通过对著作的评述，对中国之外的东西方世界展开了认知，对明末以来的中外互动做了全面总结。它著录了不少具有世界性地位的典籍。对中国之外典籍，虽然并没有包罗完所有中国之外的东西方著述，但这些著作是当时世界信息沟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中国所能知晓的外部世界的代表，合以中国人自己著作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足可见中国之外世界概貌的。四库修书之时，就有传教士把它纂修的事传回欧洲。1878年，迈耶斯（W. F. Mayers）发表了一篇《中华帝国文汇》（Bibliography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Collections of Literature）的文章，介绍了《四库全书》及其修纂等事宜。日本方面，宽政五年（1793）癸丑商舶加载《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部二套、宽政六年（1794）赍入《四库全书目录》一部二套、天保十五年（1844）传入《四库全书提要纲目》，嘉永二酉岁（1849）传入《四库全书考证》一部八套，而当今日本各地区主要的一些大学基本都已购买《景印四库全书》上架。朝韩方面，在《四库全书》编纂的十年期间，朝鲜使臣始终在关注全书的编修过程，《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乾隆末年编成印行不久后，便由朝鲜使臣携回朝鲜。成于朝鲜正祖朝（1776－1800）的《奎章总目》即收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燕行录 》《李朝实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等文献也收有不少有关《四库全书》的材料。在东亚各国都关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背景下，越南方面也在十九世纪初引入了该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的传入推动了日朝韩越等国目录学的发展，促进了他们汉学研究的进步。1920年，法国前总理班乐卫受北京当局徐世昌邀请曾参与中国计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之举。因徐世昌与班乐卫共商影印《四库全书》，法国巴黎大学赠徐世昌名誉博士，徐世昌委托朱桂辛代表他赴法接受，朱桂辛曾携带影印的简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文渊阁藏书内影彩图12幅便道至欧美各国及日本，赠送各国元首及各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大学创办中国学院，曾计划拨款180万法郎建“四库图书馆”，因希冀借抄一部分，还引发了日本方面所谓的“出卖《四库全书》事件”，引得中日法三国在外交上进行了角逐，中法两国政府还不得不出面澄清。最后，借抄及影印计划都落空，建馆之举于是作罢。1935年民国政府以文渊阁《四库全书》1960册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赠送苏联列宁图书馆。抗战期间，日本、苏联都曾觊觎文溯阁《四库全书》。学者们则把《四库全书》放在世界文化背景下，既视之为陈迹的知识金字塔，还把它与狄德罗《百科全书》（1751—1772年，2268万）相比，认为《四库全书》代表了十八世纪中国中心的东方知识世界，狄德罗《百科全书》代表了十八世纪法国中心的西方知识世界，认为《四库全书》在某些方面还超过狄德罗《百科全书》。此外，晚于《四库全书》容括世界知识体系的大型书籍英国《大英百科全书》（1999年国际中文版，4350万字）、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1972年第３版，4000余万字）等，都有专门的条目介绍《四库全书》，无疑《四库全书》被纳入了世界文化体系。且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所奠定的自己最大一宗纸质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中所占的比重；以《四库全书》所著录的如《水经注》《梦溪笔谈》《本草纲目》等诸多具有世界性地位的著作，以及它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也实可见《四库全书》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地位。时至今日，它获有了国际学术界的“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东方文化的金字塔”等美誉。这一切无不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续古开今的内在动力，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哲理与智慧。《四库全书》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足可与万里长城、大运河相媲美。当然，对它的研究，系于钦定之故，虽然并未从其成书之日起就开始，但至于今，已成为一门专学——“四库学”。不过，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刘兆佑、昌彼得等才提出这个概念，且仅止于《四库全书》研究，但其远源可至隋代，即以经史子集为名为序的四分法确立时期。近源为清高宗下诏定《四库全书》之名之时。清高宗认为，四库之目容括古今宇宙所有典籍。他赐钦定之书《四库全书》之名，就是希冀凭借四库典籍及其体系，即经史子集四部及其所涵括的知识体系及其分类体系，全面统筹整合古今中外典籍。既使学术文化源远流长，又确保治道合一，实现大治。由此可见，清高宗四库修书时期，四库著述已成大观，足以独立成学。关于这门专学，大体而言，有两种治学路径。一是致力于文献研究的治学路径。如考辨补正、目录版本等研究，此为研究者重点关注。以余嘉锡、胡玉缙等为代表。但是这种刊误、补正、考校、纠谬的路数，存在视角单一之憾。因此，开辟另外的研究路径势为必然。这就是另一思路，即从学术史、思想史或文化史等角度，或多角度多视野进行研究的路径，着重学术批评和思想文化层面等的探讨。至于其研究分期，系于本书为阅读《四库全书》指南而作，因此从近源谈起。从近源而言的“四库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20世纪以前的准备阶段、民国年间的初兴阶段、1949年至1979年的不平衡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多元繁荣时期。20世纪以前，学界的注意力集中于对四库补续纠谬，或条纲系目上，完整系统之作不多，研究成果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钦定，少有人敢碰禁忌。当然，局于补续纠谬或条纲系目，也是目录学研究绪接学术传统，不脱有清一代学术主流的表现。这个漫长的阶段，只能是《四库全书》研究兴起之前的准备时期。这个准备时期，开四库补撰先河的是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四库未收书提要》仿《四库全书总目》体式，收录四库未收书170余种，进呈嘉庆后，得嘉庆“宛委别藏”之隆恩，遂开四库补撰之先河。不过，创始之作难为工，《四库未收书提要》存在诸如没有分类、不便检寻、书成众手、时有抵牾等不足。这些不足由傅以礼《研经室经进书录》、李滋然《四库未收书目表》、胡玉缙《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等加以完善。关于四库补撰，还有一类是对禁书书目的补撰。姚觐元的《清代禁书总目四种》将禁书分为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奏缴咨禁书目等，率先开启了清代禁毁书目的研究。于此，后来者不断辑补完善，遂有1997年《四库禁毁书丛刊》的面世。在四库目录版本方面研究做出贡献的，有邵懿辰、莫友芝等。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与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一北一南交相辉映，加以朱学勤《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及孙诒让《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笺迻》，为我们考证四库目录版本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四库条纲系目，为读书治学者之津梁。诸家致力于此，较突出的还有乾隆年间胡虔《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光绪甲申春学海堂重刊）、费莫文良《四库书目略》（同治庚午年刻本）等。进入20世纪，《四库全书》研究解脱钦定束缚，告别准备阶段，由初兴走向不平衡发展，最后达至今天的多元繁荣。先是陈垣对文津阁《四库全书》进行清点，并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稍后，余嘉锡、胡玉缙、杨家骆、任松如、郭伯恭等，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广泛影响力的经典之作，即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同时，对《四库全书》的影印工作也提上了日程。从1920年至1935年，在内外诸因素推动下，共掀起5次影印浪潮。虽然全部影印最终没能实现，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得以编印出版，推动了《四库全书》及相关研究的深入。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四库全书》研究进入不平衡发展阶段，大陆地区研究步履艰难，进展缓慢，趋于停滞。港台地区的研究相对大陆地区而言，成就较为显著。民国时期各类型的研究在港台地区的研究中都可找到相应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四库学”“四库总目学”“四库区域文化学”等概念相继提出，并出现了大批研究成果。198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昌彼得在《景印四库全书的意义》一文中，率先提出“四库学”这一概念。几乎与此同时，台湾东吴大学刘兆佑《民国时期的四库学》一文，则在论文题目中径将“四库学”提出。2003年，陈晓华《“四库全书总目学”构想——<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新论》一文率先提出“四库总目学”概念。其后，继续专注于有关问题的梳理研究而成《“四库总目学”史研究》一书。“四库区域文化学”则由高远在《清修<四库全书>河南采进本与禁毁书研究》中提出。除新视野新思维新观念外，与“四库学”相关的书目、文献档案，如《“四库学”相关书目续编》《民国以来的四库学》《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等也接连面世。而民国年间未能实现的影印，也在这个时期得以完成。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出版。次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为蓝本缩印出版。深藏秘府的《四库全书》终于真正实现了公藏理念，进入大众视野，激发了海内外研究《四库全书》的热潮。后来，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153CD图像格式的文渊阁本电子版，1999年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了电子全文检索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以新型文献载体惠及学人。《四库全书》得以更广泛传播。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文渊阁本《四库易学丛刊》，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所收明人宗臣、胡直的诗文集影印出版《四库明人文集丛刊》，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文渊阁本《四库唐人文集丛刊》38种，2005年《文津阁四库全书》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2014年商务印书馆原大原色原样再次影印，2015年文澜阁《四库全书》由杭州出版社影印出版，2017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茶书8种，2018年中国书店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系列58种。《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和电子化，及其单行本的影印出版，对《四库全书》及其研究，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此同时，专门的“四库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海南大学、天津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甘肃省图书馆、武汉大学等高校或科研单位相继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开展“四库学”研究，“四库学”研究出现新高潮。不过，遗憾的是，“四库学”及其研究的地位，相对《四库全书》的地位而言，并没有匹配上。亦即，四库学及其研究处于一种尴尬境地，绝学显学都能沾上边，但都不突出。四库，被西方分类法代替后，除整理古籍外，不复使用。其研究，当然称得上绝学。而《四库全书》是四库发展到鼎峰的杰作，有关它的研究，自然也是当之无愧的绝学。但这个绝学，不同于简帛或甲骨文之学。简帛与甲骨文二者的载体，是彻底从人类视野中消失了的。《四库全书》的载体纸则根本就没有消失过，因此称得上绝而不绝。至于显学，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四库全书》，理应为公众关注。当然，它也的确从未离开过公众视线，从问世起就获得了世界性地位，并且对它的研究也从未中断。然而，它的研究队伍却不大，研究方法颇单一，研究视域够不上宽，研究水平参差不齐，达至一流的知名专家学者少。如果是绝学，这等状况，可以理解。但“四库学”及其研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绝学。颇有进退无据之感。此外，四库学各研究中心兴盛之势也没有持续太久，仅甘肃省图书馆、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四库学中心坚持了下来。这也是令人颇遗憾的。细而究之，应是各自为阵，无有领军之过。四库学及其研究兴而不旺，显而不显，也与此不无关系。近年来，在有关人士的积极倡导下，2015年湖南大学成立了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2017年首都师范大学《四库全书》学术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由此逐渐形成了以湖南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南、北两个四库学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组建研究团队，创办专门学术刊物，同声相应，凝心聚力，团结国内外四库学研究队伍及人员，形成领军之势，四库学研究各自为阵的局面至此改观，对“四库学”及其研究助力颇菲，为当今传统文化热中的一道亮丽风景。湖南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积极组建专业队伍，立足于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传统经、史、子、集四部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每年坚持与国内兄弟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单位合作举办“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定期编印《中国四库学》研究集刊（每年两辑），并资助具有较高价值的海内外四库学研究著作出版，多管齐下，以期增强自身队伍的学术实力，活跃四库学界的研究氛围，促进四库学领域的专业交流，实现助力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战略的目标。目前，湖南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开展的主要工作有：第一，组建团队，选定方向，形成自身研究特色。中心成立以后，以邓洪波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不断思考摸索，最终决定回归《四库全书》文本，充分利用团队成员的文献学专业素养，凝炼学术方向，开展基于实证的四库学研究工作。首先，启动《四库全书总目》繁体版的点校整理工作，此版本是以殿本《总目》为底本，参校浙本，吸纳近年来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旨在为学界提供一个精确可靠的阅读文本。其次，将中心研究方向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文献学学科建设相结合，既彰显研究队伍的学术特点，又强调从文本出发，为后续研究不断提供动力，以期建成一支具有鲜明湖湘风格的文献学研究团队。第二，搭建平台，守好阵地，打好四库学研究的持久战。中心自2015年成立以来，积极思考如何团结海内外学术研究力量，共同促进四库学研究的深入与繁盛。在此设想下，中心创建每年一届的“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和每年两辑的《中国四库学》，既有面对面直接交流的学术论坛，又有以文会友、公开出版发行的专门出版物，双管齐下，稳定研究队伍，鼓舞学者士气，深化研究成果。第三，培养学术研究力量，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和推广。学术研究的主体不外乎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四库学研究若想长远深化发展，研究力量的培养和研究成果的推广二者缺一不可。为此中心作出了如下努力：首先，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开设文选和经典导读课程，充分利用课堂、读书会等形式带领学生从《总目》入手熟悉四库，增进青年学生对四库学的了解和兴趣。此外，中心积极为年轻学子提供机会，鼓励并支持年轻学子撰写论文参加“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对《中国四库学》来稿不论职称学历，择优发表。其次，中心积极资助优秀学者出版著作，目前已资助中国台湾学者夏长朴教授和内陆青年学者李成晴博士与中华书局签约出版《四库全书总目发微》和《清代文献丛考》两书。此外，对中国台湾学者杨晋龙教授相关著作的出版资助工作也正在进行中。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以李铁映先生2017主旨讲话为方向，以《四库学》为阵地，以《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为抓手，致力于四库学的研究、普及与学科建设，积极宣传组织新抄《四库全书》，开展四库申遗活动，建设四库文化，推动四库文化走向世界。自2017年6月举办“第二届四库学高层论坛”以来，为贯彻落实李铁映先生的讲话精神，2017年12月举行了四库申遗座谈会，2018年10月则与北京市第三十五中、甘肃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合作，在国家图书馆积极支持配合下，召开了四库学论坛。三次会议，文史哲等领域老中青专家都有代表参加，七阁代表人员基本齐聚。做到了主题突出，参会人员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研究队伍结构合理，形式灵活多样，特色鲜明。既意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又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新良多。这也表明四库研究及传承前景大好，中华文化传承形势大好，有利于中华优秀古典文化活起来，传下去。三次会议，都得到数十家中央级媒体报导，在社会上反响强烈。为响应李铁映先生新抄《四库全书》的号召，中心还组织书法家新抄《四库全书》，分别在首都师范大学本部主楼、国家图书馆稽古厅展出了新抄《四库全书》成果，迈出了新抄《四库全书》第一步。目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开展的主要工作有：第一，为《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为此，中心与3家《四库全书》藏书机构和七阁达成共同申遗共识，并得到各界大力支持，申遗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国人的认知和自信是申遗的关键。要联系台湾，以《四库全书》申遗为契机，必将有利于扩大《四库全书》的国际影响力，引起各界更广更大范围的关注，加强对其重视与保护，促进对其研究，推动“四库学”建设，并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展示中华风采，提升中华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圈的建设。此举也有助于鼓励世界各国参与此项活动，使更多记忆遗产得到保护和传播。第二，应学界之请，号召并积极筹建全国性“四库学会”。众所周知，国内外学术界对《四库全书》已有丰富的研究，但如何推进这种研究系统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现有研究模式、资源利用和队伍建设状况存在明显不足，亟待统筹各方面力量，形成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的互动协作、研究交流和知识传播新局面，使《四库全书》学术研究和文化资源开发达到一个新水平。为巩固文化自信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增强国家软实力，还需尽快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发起《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工程。为此，呼吁建立全国性“四库学会”的呼声此起彼伏。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形势大好，为文化传承大计，学界再起“四库学会”建立之声。目前，志愿入会会员登记入会工作已经完成，“四库学会”章程也已制定完毕，“四库学会”筹建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当然，传承中华文化，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第三，学术研究与普及推广并重。学术研究方面，响应李铁映先生号召，立足以论立学，与国内外同仁尽力于推动四库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并以《四库学》为阵地，推介四库学，且积极建设之。《四库学》在出版的当年即被中国学术期刊网收录入辑刊库，且引起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索引等关注，优秀论文被其加以了转载。此外，在报刊杂志上组织笔谈，开辟专栏，团结培养学术力量，着力建设学术队伍。同时，学术著作与普及读物撰写出版工作并重，以扩大“四库学”影响力。今年《清代目录学研究》《兰台经纬：<四库全书>读解》即会面世。在普及工作方面，一是组织新抄《四库全书》。抄写是中国古人行之有效的学习方式，也是古人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因此，新抄《四库全书》的价值不言而喻。关系着中华文脉的传承，中华精神的代有人继。二是加强与文化普及有关的单位的合作。如加强与中小学及公共图书馆的合作。在这方面，中心有过成功经验。中心曾本着学术研究与普及兼顾的原则，选择北京第三十五中，共话四库学，普及推广之。与其共同承办的2018年10月四库学论坛，即意在普及推广四库文化，推动记忆遗产入中小学校园。自2018年9月开始，与该校合作开设的《四库文化入门》，随着双方合作的加深，课程在专业化系统化基础上，做到了深入浅出，普及入门与研究拓展相辅相成。不仅为青年学子提供了专业的四库学研究平台，也将四库文化推向大众，推向社会，同时计划开发在线课程，使广大民众能够走近《四库全书》。此外，中心也与首都图书馆达成推广普及四库文化的共识。2019年1月12日，首都图书馆“乡土课堂”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四库学论坛入首都图书馆。这是与大众文化的又一成功合作，普及推广四库文化的又一重要举措。三是重视普及读本的编写出版工作。中心把四库读本的编写出版列为中心工作重点之一。今年即将出版的《兰台经纬：<四库全书>精解》为此序列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