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360百科】

"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用意都是自责，只是情节轻重有别。基本信息中文名称罪己诏别名口谕或文书主要用途帝王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用意检讨自责，回揽人心目录1详解2渊源3适用范围4功用5历代罪己诏6无奈性7悲喜剧8评价折叠编辑本段详解"罪己诏"中的"诏"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告也，从言从召。东汉的鸿儒郑玄为"诏"作注，谓之:"诏，告也"。告，告诉，对人说。这个人有上，也有下。《管子》一书中记载:齐桓公一次探望卧病的管仲时，征求管仲对日后政事的良谋:"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仲父"(管仲)是臣，"寡人"(齐桓公)是君，意思是要臣"诏"(告诉)君。齐桓公并没有以"君"为是，而是把"诏"字放在上下君臣平等的位置。但是，自秦始皇宣告"命为'制'，令为'诏'"之后，"诏"的语权就变成皇帝的专利了。"罪己"，就是帝王责怪、自省自己的"口谕"，与"诏"字并用，就成了诏告天下的一种文书。试举几例:一、汉武帝刘彻《轮台诏》，又称"轮台诏令" ，是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所下的诏书。原诏文如下: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二、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冬十月，日有食之。诏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颁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悚然兢惧。"三、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曰:"朕以幼冲，奉承洪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啖食。永怀悼叹，若附渊水。咎在朕助不逮。"四、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唐宪宗轻信了庙堂官员御史关于淮浙水旱灾的不实汇报，对地方官的真实报灾表示怀疑。此事一经宰相李绛指出，他当即认错:"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五、宋理宗于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春正月庚辰下"罪己诏"曰:"朕德不类，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之和，变异频仍，咎证彰灼，夙夜祗惧，不遑宁康。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见于营室，太史占厥名曰彗，灾孰大焉。天道不远，谴告匪虚，万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刻责，岂声利未远而谗谀乘间欤?举措未公而贤否杂进欤?赏罚失当而真伪无别欤?抑牧守非良而狱犴多兴欤?封人弛备而暴客肆志欤?道殣相望而流离无归欤?四方多警而朕不悟，郡黎有苦而朕不知，谪见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减常膳，以示侧身修行之意。"六、王恭厂大爆炸:是公元1626年5月30日(明朝天启六年五月初六)端午节次日上午9时，北京西南隅的王恭厂火药库附近区域发生的离奇爆炸事件。这次爆炸范围半径大约750米，面积达到2.25平方公里。共造成约万余人伤亡。事件发生后，爆炸范围附近的伤者和尸首皆发生衣服被卷去而致全身赤裸、一丝不挂的怪况，更给此灾变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逼得皇帝明熹宗(朱由校)不得不下了一份《罪已诏》，认为自己的行为触怒了上天。折叠编辑本段渊源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罪己诏"模本，是《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文字比较详细并且能够作为模本的，是《吕氏春秋》里出现的这句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语言:"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和保护的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在"汤诰"中，汤检讨了他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诗经·周颂·小毖》)，就反思了祸乱产生的原因并做诗自诫:"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尚书·秦誓》记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做了"罪己诏"，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提出了一国之君与 国家安危的关系: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一人之过;国家安宁，也是因为我的原因。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汉文帝又下了一个"罪己诏"。古代帝王"罪己诏"的资料，除《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纪之外，还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补遗》、《续资治通鉴》，以及宋代的《册府元龟》，明实录，清实录，清朝的东华录和历代的记事本等等。有位叫萧瀚的学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诏";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下过罪己诏的周成王下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诏"，另外还有四份，一份是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两份是崇祯皇帝的"罪己诏"。如果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个时间跨度为两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为限的话，那么最后一份"罪己诏"颁布的时间应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时间跨度是两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各朝下"罪己诏"的皇帝数量分别是:若包括吕后的话，两汉有十五位下过"罪己诏";接下来三国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吴国两位、两晋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辽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十一位、清朝八位。折叠编辑本段适用范围折叠君臣错位这样的"诏"主要是发现问题后自责。晋武帝时曾明令全国选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要尽享天下美色，谁也奈何不得。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敕监军奉令到扬州选美女。监军要扬州节度使杜悰，也参与其事，杜悰以"不敢预闻"，拒绝了。为此，监军告了杜悰御状，并请皇上下令节度使选美。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悟出此举不妥，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也。朕甚愧之!"唐太宗时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他在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钱财。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其依法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唐太宗一直很重视党仁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是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很不应该。接着就把大臣们召来，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唐太宗也就写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说:"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折叠天灾造成灾难像"禹、汤罪己"就是。再有，魏文帝的时候，因为发生日食而有人弹劾三公，魏文帝则在朝批时说:不能委过于丞相，而应该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在元仁宗和顺治皇帝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发生了灾祸都应该我来承担，这是上天对我的谴告，我必须真心诚意让上天知道，我愿意把事情做好，愿意对人民负责，也愿意对你们负责。成汤革命，灭夏建商。始建国，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汤，诚惶诚恐地向天帝祈祷求雨，说: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也不敢隐瞒，这些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论语·尧》)《论语》同篇还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曾下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四月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毁坏宗庙，朕甚惧焉。"折叠政权危难之时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曾几次和着眼泪"罪己"，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摆谱颁诏称敕，是直接与百姓士兵面对面，当众认错，做自我批评。先是，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草民代表郭从谨对皇上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这种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当面讲实话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处死杨国忠、杨贵妃后，随行军士声言要离开。唐玄宗以彩绫赏赐士兵，并亲自说服动员，公开承认自家老糊涂，用人失误，致有今日，"朕甚愧之"。唐代在危难时刻发过"罪己诏"文本的，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几个节度使反叛。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罪己大赦诏》，曰: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腼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佑，人只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折叠编辑本段功用"罪己诏"，作为中国古代帝王对灾难和过错的反省、自检，有它的积极作用，一来表达了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二来笼络人心，造成一个团结一心的局面。这就是"罪己诏"的行为和功用。使帝王头脑清醒汉武帝在他下的"轮台罪己诏"中自责悔过("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还有选美女一事。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敕监军在扬州选美女，禁止老百姓婚嫁("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嫁。")因为节度使杜悰拒绝参与，被监军参了一本。唐武宗得知后，想到选美可能会给老百姓造成灾难，头脑这才清醒过来，立即命令监军停止选美，用实际行动悔过。白居易为罪己诏写诗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 白居易写的《贺雨》诗，就是一种对帝王的理解和谅解。诗中说的是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贺雨》诗曰: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蒙蒙。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再有: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发了一道《罪己大赦诏》，诏中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据史料记载，唐德宗颁"诏"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事危抱佛脚的中国古代帝王的"罪己"言论也属"诏"的范畴，但与布告天下的"罪己诏"，却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随时都可发，范围小，不受重视;后者通常都是到了万不得己时，才"诏"的。这个"不得己"主要是指帝王的生命、皇位、国难之时，像宋朝徽宗赵佶、明朝崇祯朱由检等，他们的"罪己诏"都是面对亡国之难时才做出的。这里说的"罪己诏"指的是末了时的"罪己诏"，不包括重大失误后的"罪己诏"。重大失误后，反对的呼声太强烈，下不了台的帝王，颁布一道"罪己诏"，就能得到原谅，平息众怒，重获"和谐"。、折叠编辑本段历代罪己诏折叠汉朝汉文帝后元年(前163年)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与?……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汉武帝晚年，巫蛊狱兴，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俱死于此，株连甚广。不久，即察知太子无辜，乃建"思子宫"，自责悔过，时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明年，当群臣之面自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还追悔曾屡受方士仙人欺骗，曰:"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下哀痛之诏",重启汉初"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轮台罪己诏》)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令百姓养马即可免除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冬十月，出现日蚀。诏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折叠唐朝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冬天，大旱，帝乃"罪己"求雨。折叠宋朝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闰九月，有大雷。丙申，以雷发非时，下"罪己诏"。折叠明朝明思宗曾六下罪己诏,分别在崇祯八年，十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2次)明思宗自缢前下诏"罪己":"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折叠编辑本段无奈性以光绪帝名义下罪己诏的慈禧"罪己诏"既然为"罪"，这罪自在帝王。可帝王们是"金口玉牙"、"奉天承运"、"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最大的正确化身，是不会错的。因此，帝王们就是错了，除了少数帝王能检点自己外，大多数帝王是不会认错的，要是有大臣要求他们"罪己"，有的人会倒霉的。比如:明朝武宗时，有个自号"安贫子"的御史叫朱裳，他是顶了皇上的亲信钱宁牟盐利之求于前，辩前御史王相冤狱于后。待皇帝朱厚照从宣府游玩归来，朱裳径请下"罪己诏"，新庶政，以结人心。结果朱厚照不听。另一位御史陈察，因为武宗将亲征朱宸濠叛乱，请无行，就要这位皇帝下"罪己诏"，结果竟招来"夺俸一年"的处罚--这是不认错的;即便是认了错，也是说一套做一套，实不为凭。唐穆宗就这样的一个帝王。据《唐史演义》记载:穆宗既葬宪宗，益事游畋，趁着秋凉天气，带了后宫佳丽，游鱼澡宫，浚池竞渡，赐与无节。且欲开重阳大宴，拾遗李珏，与同僚上疏道:"元朔未改，山陵尚新，虽陛下俯从人欲，以月易年，究竟三年心丧，礼不可紊，合宴内廷，究应从缓为宜。"穆宗不听。到了九月九日，宴集百官，格外丰腆，足足畅饮了一天，既而群臣入阁，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略谓:"陛下宴乐过多，游幸无度，日夕与近习倡优，互相狎昵，究非正理。就是一切赏赐，亦当从节。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与，虽然内藏有余，总望陛下爱惜，留备急需!"穆宗自践位后，久不闻阁中论事，此次忽闻阁议，便问宰相道:"此辈何人?"宰相等答是谏官。穆宗乃令宰相传语道:"当如卿言。"宰相传谕毕，相率称贺。哪知穆宗口是心非，不过表面敷衍，何曾肯实心改过?尝语给事中丁公著道:"闻外间人多宴乐，想是民和年丰，所以得此佳象，良慰朕怀。"公著道:"这非佳事，恐渐劳圣虑。"穆宗惊问何因?公著道:"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猱杂子女，照此过去，百职皆废，陛下能无忧劳么?愿少加禁止，庶足为朝廷致福。"穆宗似信非信，迁延了事。不久，已是仲冬，唐穆宗又要出幸华清宫。此时韩弘已罢，令狐楚亦因掊克免相，累贬至衡州刺史，另用御史中丞崔植同平章事。植与萧段文昌，率两省供奉官，诣延英门，三上表切谏，且言御驾出巡，臣等应设扈从，乞赐面对。穆宗并不御殿，也无复音。谏官等又俯伏门下，自午至暮，仍然没有音响，不得已陆续散归，约俟翌晨再谏。不料次日进谒，探得宫中消息，车驾已从复道出城，往华清宫，只公主驸马及中尉神策六军使，率禁兵千余人，扈从而去，群臣统皆叹息。好容易待到日暮，方闻车驾已经还宫，大众才安心退回。可见，"罪己"对相当一些帝王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而是大臣们"逼迫"的结果;还有一些"罪己诏"，又多是在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岌岌可危之时不得不颁"诏"的。试举三例:一、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发布的"面诏"就属于这样的;还有，北宋末的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一月，金兵大举进犯，兵临城下，东京危急。值此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这才听从了大臣们的建议:"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种弊政，使人心悦，天意回。"宋徽宗这才发布"罪己诏"，诏书中罗列了自己的罪过:"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灾异迭见而朕不寤，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思己过，悔之何及!"宋徽宗为何要下这样一道"罪己诏"呢?一是出于无奈:朝廷危在旦夕，众臣一再"建议"，不能不为;二是积疾难返，无药可救。宋徽宗是个捡来的皇帝，又常以女人和诗为重，不听劝阻，自在享乐，一意孤行，致使大宋江山，面对兵临城下。但不管如何，宋徽宗还是下了"罪己诏"的，不过，总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难免有些羞羞搭搭。二、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逃亡途中，慈禧太后既感到由她秉政的政局，已经失控，迫于内外压力，她这才决定和八国联军谈判求和，并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罪己诏"。国家将亡，执政者没有责任，不执政的人却有"罪"!可见，一些当政帝王的"罪己"，完全是言不由衷的。三、据史书记载:宋徽宗下发了"罪己诏"后，把皇位交给了他的儿子赵桓，开封存亡之时，他自己却带着一帮亲信人马去了江南，在镇江建造庭园，不但准备长期留居，而且扣留东南地区的物资和军队，不予北援，他要掌握东南地区的军政大权，继续他的皇帝生涯。折叠编辑本段悲喜剧古代帝王，虽为王，却也是人，是人，难免也会犯错误。"罪己诏"本来是帝王们知错改错的好机会，可相当多的帝王们，却拿了它来装点自己，或者只是应急，并不真的要改正，这一来，下"罪己诏"的次数越多，也就越是不把"罪己诏"当回事，"罪己诏"反而成了他们的挡箭牌，所以，越到后来，问题就越严重，以致到了国难不可收拾的地步。朱由检就一个最好的实例。史书上说，明朝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有少下。《明史》中记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甲寅，诏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闰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诏免直省残破州县三饷及一切常赋二年。""壬申，下诏罪己。"如明朝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的内容不在自责，而在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位崇祯皇帝朱由检，也不怕自家人说他是给自家脸上"抹黑"，更不怕"敌对势力"用来攻击大明的制度设计，而是口无遮拦，来了个"官场腐败大揭底"。问题揭露出来了，但他改不了，却又助其发展，及至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陈子壮进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崇祯帝下了"收人心"的"罪己诏"外，紧张局势却依然不减，事态反而越来越危急。到李自成进北京时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而一道又一道的"罪己诏"，最后积攒起来一个总的"罪己诏"，就是在煤山自缢前的遗诏，也算是最后一道"罪己诏":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明朝能走到灭亡的一天，实非朱由检一个之过，但是，他作为十七年之君也是难逃其咎的。但他却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中国古代帝王们的"罪己诏"，除了小范围的对面"口谕"而外，公布于天下的就是诏书了。这类诏书，皇帝本人是不会写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称为"诏记"的其实极少，大多为有关阁臣代笔，以玺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诏》，是政论大手笔陆贽的杰作;宋徽宗痛骂自己的文字，则出自宇文虚之手。"罪己诏"毕竟不同于一般诏书，草好了，皇帝赏你;出事了，唯你是问。因为起草"罪己诏"而受益的，明代有许彬。明朝太上皇英宗结束俘虏生涯即将返还，遣彬至宣府奉迎。从俘虏营放出来，毕竟不光彩，得找个台阶下，于是太上皇命许彬书"罪己诏"及谕群臣敕，遣祭土木阵亡官军，由此受到太上皇的赏识。英宗复辟后，便委许彬以重任，"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折叠编辑本段评价中国历史上帝王们的"罪己诏"，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有两种评价:一种是推崇的，一种是批判的;而推崇的似乎比较多，但批判的却也十分致命。折叠推崇推崇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罪己诏"是帝王们的"魅力型统治"。钱穆先生在他的《黄帝》和《国史新论》中提到"罪己诏"时认为，中国古代帝王发布"罪己诏"的做法，是与君权对举的。西方学者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中把中国帝王的"罪己诏"，跟西方的charisma(魅力)理论相比较后认为，如果一个皇帝不能对自己的政过进行反省的话，他的charisma就会流失掉。二、"罪己诏"是帝王们的"自我批评"。有个叫李雪晴的，在他《寻找那棵树――甲申三百六十年祭》一文中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天自省，合于古训;有过自责，也算常人修身应有之义。但是，帝王决非常人，而是"圣天子"，不惟"圣"，且高居天人之际，近乎"神"，"君权神授"嘛。"如此神圣的古代帝王，能自省其过，已殊非易事，若进而写成文告--《罪己诏》，颁示天下，就更加轰动舆情了。"三、"罪己诏"是一种"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具体操作。汉朝王符在他的《潜夫论·明暗》中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唐朝的魏徵把这句话归纳成八个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罪己诏"的肯定，也表现在下面两点上:一、唐德宗颁发《罪己大赦诏》后，据史书记载，"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二、诗人李白写的那首"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君以明为圣"的颂扬诗。正是因对"罪己诏"的这样肯定，有人也就对崇祯皇帝临死前的"罪己诏"，不乏赞美之词，说朱由检"毕竟还有爱民之心，宁愿以一人碎尸来保护百姓。"史家还认为，朱由检"十七年里励精图治，企图中兴振作，但终是无力回天。"因为，"从他登基第一天起，国家大厦将倾、分崩离析的事儿就接连不断"的发生，最后"崇祯只能手忙脚乱而又徒劳无功地一遍遍涂写'罪己诏'"，说他这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有个叫顾炎武的思想家认为，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亡国只是君王姓氏的轮换和朝代的更替，而亡天下则是整个社会风尚的没落与沦丧。并得出结论:"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后亡国的"。这是对"罪己诏"的肯定;折叠批判在对"罪己诏"的批判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帝王们的"罪己诏"，也有"欺骗性的一面"。比如:一、"仅仅说错了几句话，也要自我检讨"。元和七年(公元813年)，淮、浙发生了水旱灾害，庙堂官员御史调查后作了不实的灾情汇报，唐宪宗听罢心里有了底;后来，他又听地方官的灾情汇报，却和御史的汇报大不一样，唐宪宗就怀疑地方官汇报的灾情不实。宰相李绛指出来不该怀疑，唐宪宗想想也是，当即就认错:"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就是说错了几句话，也是正常的事，自省反思是应当的，也正是古人倡导的"吾日三省吾身"，即是说几句"不思，失言"了，对皇帝来说，也是在经常见面的大臣跟前顺嘴的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当然，唐宪宗能做到这样，的确也"委实不易";不过，倘若将此类事拔高成"自我检讨"、"罪己"，却有些"哗众取宠"以及有意"做秀"之嫌了。这自然是史家所为，看来，高兴的可能只有皇帝和这位史家了。二、"爱民如此，令人叹服。"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这似乎是古代帝王们经常要做的事。然而，这样的爱民之"诏"，很难让人恭维。因为，灾害有一定的地方性，它到来时，人只能想办法减轻、减少受灾的程度，却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所以，李世民舍己"使年谷丰稔"、"以存万国"，这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可能，不过是向天下人"诏"了一句空话而已;其目的是通过这类空话，得到一个"君与民同甘共苦"的好名声。三、在"自我鉴定"中鉴定自己。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到了最后关头(死与亡)，有功摆的就摆功，没有功摆的就骂自己。这都是名垂青史之作。最不易的是后者。清朝顺治皇帝十四岁就亲政，在位十年就死了。在他亲政后，史书上说:"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自己，屡屡下诏"罪己"。清朝顺治皇帝是中国古代帝王中不断下"罪己诏"的一个人，此外，还有一个平均三年多点就下一道"罪己诏"的皇帝，他是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下罪己诏死的朱由检史书上说，明朝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朱由检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最大特点不在"罪己"，而在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就在这次自曝官场腐恶内幕七年后，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这位朱皇帝就自己吊死在煤山上，并带走了一个朝代。顺治和崇祯这两个皇帝的死，尽管各有不同，有一点却是相似的:不断地下"罪己诏"，直到临死，也没有忘记下"罪己诏"。看来，"罪己诏"不管多么有"charisma(魅力)"，多么有"轰动舆情";但对他们帮忙实在不大。有人认为:天灾，与帝王们关系不大，而人祸，则绝对是帝王们的"自作孽"。包括因了天灾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激起的饥民造反，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悍将叛乱，奸臣谋大位，皇族窝里斗，乃至于所谓"外患"等等，究其祸源，几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比较而言，天灾不可抗拒，人祸却可以防范。防范之法说来简单:时刻保持警惕，留心苗头，杜于始萌;紧盯患源，防于未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道理谁都明白，但是，实际行动起来，却往往任皇权若野马脱缰，恣意妄为。权力的自信过剩症必致拒谏饰非，一次又一次失去改过的机会，终于大祸酿成，大错铸成。大祸临头，帝业动摇，甚至危及帝王头颅时，帝王也会"罪己"的;不过，这样的"罪己"，除了警戒后人之外，对那个皇帝、对那个朝代，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罪己诏"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多少年来，尽管有人也谈起过"罪己诏";"但是很显然，人们对'罪己诏'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陌生。"浅析明代罪己诏，从这些皇帝“检讨书”中来看明朝国运的渐衰01在古代，每当有自然灾害或四方动荡时，凡是思维正常的君主差不多都会象征性的下一道“罪己诏”，以表示自己德行凉薄，上天给自己降罪惩罚，自己现在知错了，求求上天原谅你这位“儿子”吧。而揆诸历史，明代的“罪己诏”数量为历代之最。据统计，有明一代凡二百七十六年，计十六帝，其中有十一位下过罪己诏，数量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七份，平均每十年一次。要知道，封建王朝的帝王都在标榜君权神授，故每一次“罪己诏”实则都是在削弱自己的神圣性，非到万不得已不会为之。而皇帝同样也是政治人物，每一个举措都是政治举措，想达到的目的往往也是政治目的，而基于“罪己诏”的特殊性，它的产生，往往是与国运息息相关。那么有明一代十一帝二十七份“罪己之诏”，分别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达，预示着什么样的国运走向呢？关注八卦君，我们一起来扒一扒叭。

02首先，列举一下明代罪己诏下达情况。>明太祖——5次，建文君——1次明宣宗——1次，明英宗——2次明代宗——5次，明宪宗——1次明孝宗——1次，明武宗——1次明世宗——2次，明神宗——2次明思宗——6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罪己诏所颁布的背景。03明朝的第一份罪己诏来自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七年八月。当时大明已建国七年有余，但天下还没有彻底平定，北方还有北元虎视眈眈，辽东纳哈出时常入寇，云南还有元朝余孽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这些威胁导致边境战乱不断，明朝的军官将士们战败身死的很多，导致将士们的亲属离散，家境贫寒，难以为继，凡此种种，数不胜数。然而死者已矣，生者却还痛苦的活在世上，他们身为烈士家属得不到朝廷相应的抚恤而艰难度日，遭受过战乱的普通民众也是如此，都很难在世上生存，有些在远方做官的人也是死在任上，留下妻儿孤苦无依，朱元璋有鉴于此，认为这是自己“德行凉薄”，所以才没能够使得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使得阵亡将士没有得到抚恤，因此他特地下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自己治国的过错导致将士们妻儿没有得到抚养。>因此他说：“曩因天下大乱，死者不可胜数，生者备历艰辛，已有年矣。朕起自布衣，削群雄，定祸乱，改元洪武，今已七年。才疏德薄，日夕虑上帝有责，思之再三，惟因兵戈罹殃者，朕失抚餋存问。盖军士为朕开拓疆宇，奋不顾身，殁于战阵，尸不至家，魂无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捐弃，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过也........君临天下者，所以为民也，或君思治而民乖，或民乐善而君昏，臣或贤而君不德，君或懦而臣刚，此古今所难也。所司奉行者，勿倚仁为弊，以干刑宪。”朱元璋检讨完自己的过失后就极力补救，命令各地方政府对于鳏寡孤独，骨肉离散的将士百姓，均有官府供养其妻儿，流落异乡者送还乡里，各地的赡养供给落实都相当到位，稳定了大明的军心民心，也巩固了大明政权的统治。04在朱元璋的五份罪己诏中，有三份罪己诏内容都是因为奇异的天象和特殊的自然现象所引起的恐慌，古代信奉“天人感应”的理论，认为上天展示异象，必定是在警示人间的统治者有失德之处。因为朱元璋统治期间发生了两次“五星紊度”的奇异天象和一次“雷震谨身殿”的特殊自然现象，所以朱元璋为了向上天表明改过自新之意，下发了三次罪己诏。朱元璋最后一次罪己诏则是由于洪武十八年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水旱灾害，灾情十分严重，威胁到了明朝在北方的统治根基，故此朱元璋下罪己诏以聚拢人心，并同时减免北方地区的赋税，让各地官员展开救灾工作，使得北方地区的统治逐步稳定。建文帝因为“靖难之役”的爆发，在南京城危在旦夕之际颁布过一份罪己诏，但是这份罪己诏文本已经不存于世，内容也无从知晓。明宣宗、明英宗父子都分别因为大规模的水旱自然灾害颁布过一次罪己诏。05而英宗的第二份罪己诏则是因为自己御驾亲征一手酿成了“土木堡之变”，自觉耻辱，于是在被也先放回大明后让许彬为他写了一份罪己诏，其文亦已不可考。明代宗景泰帝任用贤臣抗击北虏，治国方面也是兢兢业业未有大过，但是为何会在统治的短短七年之间产生五份罪己诏呢？实在是天不佑代宗，景泰时期各种灾异现象频发，即位之后先是南京地震，不久又雷击大殿，山东河南等地爆发洪水，随后更是连续两年出现恶劣雨雪天气，一直到统治的最后一个年头，还在爆发大规模的水旱灾害。按照“天人感应”的理论，他这个统治者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背锅侠，为此也导致了景泰帝七年统治期间五次下诏罪己，“朕恭膺天命，总理笃机，顾凉德之靡胜，致乖违之有，自上天悬象，垂戒实深。”06明宪宗统治时期因为发生了“慧见星田，光芒西指”这一奇异的星变现象引发恐慌，为安定人心颁布了罪己诏。明孝宗弘治十一年清宁宫大火，要知道，明代清宁宫可是皇太后的居所，因为自己的过失惊扰了皇太后静养，这可是大不孝，孝宗为此痛心疾首下了罪己诏。明武宗正德九年，皇宫再次大火，这次起火的是乾清宫，在众臣的极力要求下，行为乖张的明武宗也不得不颁布了罪己诏。明世宗嘉靖二年，南方水灾严重，影响了明朝的重要的税收来源地湖广、江浙地区，因而威胁到了大明的统治，为此刚刚登基想要励精图治的嘉靖皇帝下罪己诏表明自己的决心。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嘉靖皇帝本人三分钟热度，励精图治才刚开了个头就去求仙问道了，之后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直到嘉靖三十六年，皇宫三大殿起火，一向不管苍生黎民死活的嘉靖也有点害怕了，认为大火是上天的示警，为此他效仿永乐故事，下诏罪己，然后就继续修仙去了。摆出一副我虽然认错，但是我绝不悔改的架势。07明神宗登基之后不知道是不是哪里得罪了火神，皇宫隔三差五的就起火，嘉靖年间重建的三大殿还没用多久，万历二十四年又一次起火。当时的大学士赵志皋等人就说，我们查了下典籍，发现皇帝您老人家的爷爷嘉靖因为三大殿起火下过罪己诏，“查得嘉靖年间三殿火灾，皇祖世宗皇帝曾下罪己之诏，颁示天下”，我们寻思着你作为孙子理应学习先帝的优秀事迹嘛，建议神宗“仿而行之”于是逼得神宗也下了个罪己诏。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火神表示我跟你没完！万历二十五年，一年不到的时间，三大殿再次大火，工部的人估计心都在滴血，“我才修好的咋就又给烧了！”万历皇帝也觉得自己是不是缺德事做多了所以老天爷一而再再而三的烧我房子，因此再次下罪己诏，大骂自己“不德”，希望上天给个面子别在烧我房子了。08崇祯皇帝作为明朝末年的最后一个皇帝，并非荒淫无道之辈，而是希望做一个有为明君，力图以自己的力量中兴大明，奈何才能不足以至于失败，因此他多次下诏罪己，也是表明自己求治的决心。崇祯八年，当时的农民起义军在“闯王一代目”高迎祥的带领下攻克了大明中都凤阳，火烧皇陵和龙兴寺，挖掘明朝祖坟，天下震动。崇祯皇帝作为大明皇室子孙不得不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以表悲痛之情，大明正统之神圣在此刻被人狠狠地踩了一脚，统治的威权被人撼动，崇祯皇帝为此颁布罪己诏表明祖坟被挖自己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并将凤阳地方官处以死刑。

广告海南房产网-海南刚需,度假,投姿,公寓洋房房产在线查阅,^^-绿意盎然-聆听鸟语-漫步海岸-海南房产网-养老旅居-度假之...09崇祯十四年，明朝的统治危机愈发严峻，李自成连续攻陷湖广、河南等地，并且攻克开封斩杀福王朱常洵，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等人，全国多次出现“黄眚”一类的灾异。皇帝叔父被杀，国家大片土地沦陷在农民起义军之手，崇祯皇帝不得不再次颁布罪己诏表明自己的失败，并为此事负责。崇祯十五年的形式相比较十四年没有任何好转，整个国家在一步一步快速的滑落进深渊，总督陕西都御史汪乔年战死，松锦大战结束，明军惨败，洪承畴投降满清，总兵曹变蛟战死，祖大寿在锦州被围困长达一年之久弹尽粮绝以后，终于出城投降满清，明朝最后用尽全身力量组织起的大军在松锦大战中消耗殆尽。李自成在河南河北连战连捷如入无人之境，局势的紧张逼迫着崇祯想要急切的消灭李自成好腾出手来对付满清，于是下诏催促孙传庭出关作战，左良玉、虎大威等四镇大军在朱仙镇大败于李自成，孙传庭姗姗来迟被李自成击败溃逃入关。满清再次南下一路攻城克地劫掠至山东南部等地，面对着如此让人绝望的形式，似乎崇祯皇帝能做的也只有再次颁布罪己诏并痛骂自己“不德”了。10崇祯十六年，满清大掠北归，在螺山大破明朝八镇军兵，因为满清入关导致“畿内山左，极目丘墟”，而流贼“矫命横行，连陷藩封，震惊陵寝，豫楚江北，半被摧残”，故此崇祯皇帝“特下罪己之诏”。在崇祯十六年的下半年，张献忠南下破武昌，杀掉楚王朱华奎，孙传庭因为军队缺乏粮饷被李自成击败退守潼关，李自成破关而入斩杀孙传庭，在陕西一路攻城略地，西安沦陷，秦王朱存枢被杀，李自成已经在陕西站稳了脚跟。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建国“大顺”，改元“永昌”，宣布“吊民伐罪”东征明朝，随后李自成就攻克太原，俘虏晋王朱求桂，至此李自成已经占领了湖广河南大部地区以及西北数省之地，大明的亡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晋王的死让崇祯皇帝再次下罪己之诏，在诏书中崇祯皇帝不断的反思和认错，在诏书中多次出现“罪在朕躬”、“朕之过也”之类的话语，表明了此时崇祯皇帝的痛苦。短短一月之内，李自成的大军已经直逼京城，崇祯皇帝于是颁布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封罪己诏，深知自己中兴大明的愿望已经成了泡影的崇祯帝不再客气，在诏书中对贪官污吏和骄兵悍将多加斥责，并且认为自己不能对此明察秋毫，“任用非人”，故此自己有大罪。11除了第一次下诏罪己是在崇祯八年以外，之后的五次罪己诏都是从崇祯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短短三年内连续颁布的。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和三月崇祯皇帝更是连续下发了两份罪己诏，崇祯亦是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不可能再实现中兴大明的理想了，这六份诏书除了崇祯八年是针对剿匪失利下诏罪己，之后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天灾人祸，自然灾害和流民四起而下诏罪己。然而再怎么表明自己励精图治的决心在此时都毫无用处了，上天并不能真的听到人间天子的呼救，最终随着崇祯十七年三月最后的罪己诏中的一声声“朕之罪也”，明朝最终走向了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