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专题 | 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理论再读、简明指数及榜单评述
课题组作者
谢盼盼，长城所合伙人、总监；傅萌，长城所研究员；班亚光，长城所助理研究员；岳渤，长城所高级研究员；徐苏涛，长城所副总
编者按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中国质量奖”也在2017年增加了“城市质量奖”。长城所课题组曾承担了多地“城市全面质量管理指标体系”设计评价工作，研究成果已在有关部门关于“中国质量奖”体系增设“城市质量奖”的工作中得到采纳。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并对GDP前50名等主要城市做了试评价与分析，希望为进一步理解和认识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一、究竟如何理解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一）发展核心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新时代发展模式系统转换。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大跨度、最大体量、最大影响的高速增长，不仅通过市场化改革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还通过全球化开放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个发展历程中，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以及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形成的“投资驱动”。也就是在贸易部门的带动下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制造部门，完成了外向型工业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原始积累，从而形成“五低四高”（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因此中国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后付出了巨大代价，不仅是经济发展大而不强、快而不优以及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受制于人，还存在特大城市房价高企、土地资源严重浪费、“三留人口”及农村空心化等问题，迫切要从依赖廉价要素投入和货币财政刺激转向依赖创新和技术进步取胜。这种发展模式的系统转换，就是从以往的传统工业化的“五低四高”向新经济道路的“五低四高”（低成本、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端、高效、高附加值、高价值链环节）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意义上的外延增长、外生增长向创新驱动意义上的内生发展、内涵发展跃升，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未来40年的主线是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创新经济发展体制方向转变。
（二）根本动力
新旧动能转换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新旧动能转换”强调的是在新的经济体系与旧的经济体系之间，通过不同发展动力的“转换”，产生新的能量，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动力”一般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作为“增量”的创业：创业带动创新。其本质上是高水平的无中生有，要重视三个新发展逻辑：四种价值主张，即是新思想驾驭新模式、新模式架构新技术、新技术催生新产品、新产品衍生新业态；四种发展环节，即是科技服务带动科技创业、科技创业带动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带动新兴产业；四种角色转变，即是科学家向创业者转变、创业者向企业家转变、企业家向天使投资人转变。二是作为“存量”的企业：企业互联融通。其本质上是高水平的开放创新，“互”即“交互”，是服务的集成；“联”即“联动”，是重构产业链上大中小企业的关系；“融”即“融合”，是通过融合找到爆发点、增长点以及实现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通”即“通道”，是通过抓取流量、倒逼机制，打通任督六脉，优化资源配置。三是作为“条线”的产业：产业跨界融合。其本质上是在从工业单边到产业双边、从生产决定消费到消费决定生产、从正向链式创新到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的条件下，通过穿透传统产业价值链形成打破企业边界、产业边界、商业疆域的“产业价值网”，进而衍生出全新的产业业态、商业模式与产业爆发点。四是作为“块状”的区域：区域生态赋能。代表了发展环境让位于创新生态、战略增长极让位于战略平台，其本质是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都在寻求从“推拉并举”型的发展结构及其发展机制，向“生态赋能”型的发展结构及其发展机制系统转换。
（三）发展主线
生产方式转变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主线。当前，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同中国的产业优化升级形成历史性交汇。对于新时代的生产方式，要从两个层面去认识：过去是从供给端到需求端的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新一轮的产业技术革命则是生活方式从消费端反向决定生产方式，强调新一代信息技术、前沿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结合；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是以生产、供给为本位的“以产定销”，而新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是“以销定产”、强调消费端、市场端、需求端、应用端的反向资源配置。从这个意义来看，未来的生产方式可以概述为“需求反导+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服务场景+敏捷供应”：“需求反导”就是打破企业封闭的IT系统，将外部的生态环境、伙伴的共同成长与内部的资源配置充分结合；“数据驱动”在生产方式重构中作为“神经”的地位已形成共识，核心是数据资产的沉淀累积、数据技术的运用以及数据能量的发酵发力；“平台赋能”强调的是平台企业、平台经济在整个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成为创新生态的枢纽，代表的是去大企业中心化（大规模制造）与再平台经济中心化（链接上下游、买卖方、供需端）的过程；“智能终端”强调的是智能化技术嵌入到各类工具性、应用性的终端，并与后台紧密结合；“服务场景”不仅体现的是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以及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还体现了从产品到服务及其在不同应用场景中的结合；“敏捷供应”则是生产供应快、销售渠道短、交易成本低。
（四）基础结构
组织方式转变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结构。组织方式不仅涉及到政府、市场与企业在治理结构、治理能力上的关系与水平，还涉及到从有组织到自组织的层级跨越。在过去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讲“选手、推手和拉手”，这其中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选手，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拉手，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推手。但在新经济新时代，应该讲“搭建平台、开放赛道、产生赛手”，这其中政府这个推手更多的要去搭建平台、去做局，市场这个拉手要更加开放充满无数可能的成功渠道，企业这个以往的被动性选手要成为主动性的赛手。高质量的发展一定是自组织、自成长的爆发式成长，体现在：一是要强化新经济生态的“永动机”，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增量经济是内生自生的、自组织自成长的、闭环的循环的、自动发展自动修复的；二是提升海量流量转化为奇点爆发的能力，核心将真正具有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的创新源头、创业源头、产业源头转化为平台化的创新生态建设者，进而将海量的流量，也就是创业、企业转化为爆发式成长，也就是将自上而下的服务与自下而上的企业相结合；三是建设创新型服务政府，不仅从事第二方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更加需要从第二方精准公共服务提供商、到第三方创新服务集成商、再到第四方新兴产业组织者。
（五）基本保障
全面质量管理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发展或增长最终要取决于“指挥棒”的问题：重视GDP考核，结果自然是经济高速增长；强调全面发展，就是强调一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面质量管理。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加快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要求全面促进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五位一体”有机发展，而这五大发展理念与五个文明建设是一一对应或者环环相扣。在新时代条件下，在经济建设领域要强调创新，在社会发展方面要强调共享，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强调绿色，在城乡发展方面要强调协调，在公共治理等方面要强调开放。在课题组2016年参与的关于“全国首个城市全面质量管理评价指标体系试点”研究工作中，选取指标方面强调时代要求与社会需求相结合、问题导向与发展导向相结合、普适指标与特色指标相结合、小数据与大数据相结合；质量评价方面强调对经济、社会、城乡、生态和政府服务“五位一体”的综合考量，最终形成的指标体系已成为国家质检总局牵头的第三届“中国质量奖”增设“城市质量奖”的重要基础支撑。
二、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一）体系构建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创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转换问题，是高质量发展的方法和主线；“协调”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结构；“绿色”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问题，是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开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问题，是高质量发展的手段和机制；“共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益分配问题，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落脚点。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及理论学术界等已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开展了关于区域发展评估和高质量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研究与测评工作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如国家统计局、北京市统计局和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于2016年构建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在五个维度下共设18个二级指标和48个三级指标。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开展了“五大发展理念升级区域评估研究”，围绕五大发展理念针对全国31个省市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形成了综合指数和每个发展理念的类别指数。“武汉高质量发展统计监测体系”包含提质增效、创新驱动、民生保障、绿色发展、风险防范等5个一级指标和44个二级指标的。“成都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涵盖质效提升、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绿色低碳、风向防控、民生改善等六大维度，下设52个二级指标。
在综合分析上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按照普适性、统一性、真实性的指标设计原则，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形成了针对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即“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如表1）。该指标体系将五大发展理念直接作为一级指标，再根据每个发展理念的内涵及当前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中相关指标的评价重点，在每个一级指标之下各设计了3个代表性的二级指标：从投入、产出与效率角度衡量创新发展，从居民富足与城乡统筹角度衡量协调发展，从环境质量与能源消耗角度衡量绿色发展，从经济开放与社会包容多元角度衡量开放发展，从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角度衡量共享发展。在二级指标的设计方面，运用了相对指标为主、绝对指标为辅的设计方法。
表1：“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指标体系说明
（二）评价对象
本次研究以中国主要城市为评价对象，具体样本库的选取方法分三步：一是按照国家和地方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末GDP数据，选取排在前50名的中国城市，作为基础样本库。二是对于统计数据后续做出重大调整的个别城市（包头、鄂尔多斯），从基础样本库中剔除。三是从2016年末GDP排在50名之后的城市中，选择贵阳、太原和南宁三个省会城市补充进入基础样本库，以使最终的主要城市样本库更具代表性。
（三）数据来源
15个二级指标的基础数据均采用为2016年的统计数据，来源以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统计年鉴为主，同时参考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专利统计年报201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的《2016年环境状况公报》。
（四）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为静态评价，所用数据均为横截面数据，采用了以下两种数据处理方法：
赋权方法：由于熵值能够很好的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本文采取熵权法来计算各指标的权重（W）。考虑到各指标重要性不同，结合主观评价法对熵值法计算的权重予以修正。
无量纲法：由于各评价指标的量纲不同，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取离差标准化法。
三、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
榜单
（一）综合榜单
表2：“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 综合榜单
（二）五大维度榜单
表3：“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创新维度榜单
表4：“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协调维度榜单
表5：“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绿色维度榜单
表6：“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开放维度榜单
表7：“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共享维度榜单
四、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排名及特征分析
（一）50个城市综合排名特征分析
1.城市发展质量总体偏低，仅20个城市居均值之上
从综合得分与均值偏离方差的程度（如图1）来看，32%的城市偏离均值超过1个方差，深圳、上海和北京则超过2个，60%的城市综合得分低于平均水平。平均得分为58分，最高分与最低分之间的差距高达35分，整体体现出50个城市高质量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城市间差异较大，区域发展质量显著不平衡。
图1：50个城市高质量简明指数综合得分与均值的偏离度
2.深沪京“一超两强”，三大城市群揽20强14个席位
深沪京“一超两强”，遥遥领先其他城市。深圳以80.464的高分名列榜首，是唯一一个在5个维度均排名前10的城市，也是唯一一个得分超过80的城市，凸显了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先锋的特殊性，可谓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型“超级城市”。京沪两大直辖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得分均在75-76左右，其中上海以76.257的得分荣登榜眼，并在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4个维度上名列前四，但绿色维度仅排名34位；北京以75.964的得分拿下探花，在创新和共享两个维度上拔得头筹，开放维度位列第8名，但在绿色维度仅排名37位。在绿色维度得分的落后，显现出帝都和魔都在资源友好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深圳：五大维度发展最均衡的城市
创新维度，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创新体系。深圳在创新维度排名第3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深圳注重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全面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通过行政和立法手段规范市场行为，放开市场管制，形成“小政府、大市场”的区域创新体系；针对深圳创新资源先天不足问题，政府主动出击，采取民办、与政府合办等多种形式创建了一大批创新生态枢纽组织，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科技服务”的创新网络三大支点；突出企业的主导作用发挥，针对大型科技企业、新锐民营企业、初创企业提供贴身服务。
协调维度，通过人性化管理统筹城乡发展。深圳在协调维度上排名首位，作为典型的移民型创业城市，秉持包容共享的原则，在合理差别的基础上，坚持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行全域城镇化，完善“城中村”治理，通过“政府+原村集体+市场主体”模式解决土地房屋遗留问题；对外来人口的实行人性化管理，从2003年在全国率先实行户口挂靠制度、2010年发布《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试行办法》、2016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口服务管理的若干意见》，户籍制度改革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将长期工作和居住的存量非户籍人口有序转为户籍人口。
绿色维度，坚持环境优先打造绿色之城。深圳在绿色维度排名第3位，坚持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均衡改善、全面提升，形成均等化的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深圳是国内第一个划定并通过政府规章形式明确城市生态保护控制界线的城市，通过城市廊道体系建设，串联郊野公园、自然保护区、公园绿地等，打造“深圳绿”。率先在全国提出空气立体监测的概念，拥有空气质量立体监测塔，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个性化制定污染治理技术路线，实现全域污染联防联控，打造“深圳蓝”。以深化碳排放权交易为核心，创新市场化的节能减排手段，2016年碳交易扩展到交通领域，全球新能源公交车投放最多的城市。
开放维度，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引领开放发展。具有“湾区”、“特区”、“自贸区”三重身份属性的深圳，肩负着代表中国接轨世界经济规则、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重大任务。在深港创新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促进高端要素资源加速流动；通过发挥自贸区对湾区建设的试验示范作用，探索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制度条件下的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创新，全面促进大通关便利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快与港湾地区资金市场互联互通、创新粤港澳科技合作机制。
共享维度，实现户籍与非户籍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圳建立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项目、覆盖群体等正常增长机制，坚持“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理念，深圳逐步实现了原特区内外地区间和深户非深户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民生为重”的公共财政导向，优先保障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支出。
杭州苏州超越广州，宁锡甬莞四市跻身前十。榜单中前五名城市的得分达到70分以上，其中杭州以71.079总分排名第4位，苏州以70.970总分排名第5位。这两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之所以超越了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主要得益于5个维度均衡发展的突出表现：杭州在协调、开放和共享维度排名分别为第8、7、3位；苏州在创新、协调和开放维度分别排名5、3、6位。榜单中位列第6-10名的城市均处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城市群，并体现出在创新、协调、开放等维度上表现的其中广州以68.434总分排名第6位，并在共享维度上排在第2位；南京以67.725总分排名第7位，并在创新、协调维度分别排名第4、5位；无锡以67.583总分排名第8位，并在创新、协调维度分别排名第7和第4位；宁波以66.375总分排名第9位，并在协调、开放和共享维度分别排名第9、5、7位；东莞以65.81总分排名第10位，并在开放、协调、绿色维度分别排名第1、6、6位。
苏州：江南古城描绘创新与统筹发展蓝图
创新发展注入源动力。苏州在创新维度排名第5位。从“十二五”开始，苏州开始打破路径依赖，加快从以外资为主的工业经济发展范式向以自主创新创业为主的新经济发展范式转变。一是针对产业创新链薄弱环节，大力集聚科研院所、平台企业、产业联盟各类技术创新组织，加速创新资源的引进与整合。2016年底苏州与238所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展开合作，建成各类政产学研联合体1870个。在大量引进科研院所之后，苏州高度重视科研成果转化，形成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的科技服务业体系。二是开展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智能制造“十百千万”工程，培育壮大以机器人为重点的智能装备产业；从2016年起，苏州市级财政每年新增不低于5000万元的工业转型升级扶持资金，据工信部发布的《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数据地图（2017）》显示，苏州两化融合发展水平位列全国近300个主要城市中第2名。为避免产业同质化现象，按照每个县级市、区1～2个主攻方向的要求，布局和发展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应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出台“独角兽”和“瞪羚”企业培育政策，着力培育一批具有颠覆性创新、爆发式成长、竞争优势突出和未来产值大的创新型企业。
实施乡村振兴助推城乡统筹发展。苏州在协调维度排名第3位。2016年，其城乡恩格尔系数为16.77%，仅比系数值最低的上海高0.4个百分点，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和国家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城乡发展一体化成为苏州的特色、品牌和亮点。一是重视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从2006年开始苏州提出建设“四个百万亩”农业生产基地，到采取“公司+农户”、“合作组织+农户”、“专业市场+农户”等创新发展模式促进农业产业化融合发展，再到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积极培育和发展生态旅游、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康养基地、农业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二是以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在交通领域，构建高效衔接中心城区——副中心——小城镇——中心村的多层次快速交通网络；在教育领域，全面实施城乡素质教育，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在医疗领域，通过“一卡通”工程实现医院与社区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医疗卫生信息的共享；在社保领域，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了城乡统一管理的户籍制度和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
以高水平开放促高质量发展。苏州在开放维度排名第7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量外资进入带来苏州经济腾飞，形成“苏州模式”。近年来，苏州面临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转变传统惯性思维，全面拥抱新经济，由外贸、工业大市逐步向开放强市过渡。2016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排名中，苏州位居第四位，仅次于深圳、上海和东莞。一是实施“互联网+外贸”战略。对传统外贸进行数字化和信息化升级，不断推进中国（苏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完善“线上单一窗口”功能，并推进线下园区创新发展模式，建立与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相适应的通关、税务、结算、融资、支付、物流、统计等监管服务体系和综合服务体系。二是由过去“引进来”为主导到现在的“走出去”战略加快实施。对外投资目的地遍及全球五大洲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资源开发、加工贸易、服务业、高科技投资”四业并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节点打造境外经贸合作区，支持和引导企业入驻境外经贸合作区，形成海外企业集群。同时，外资项目层级整体提升，由过去更多以工厂、代工厂为主到现在以吸引研发中心与区域性总部为主。
杭州：“最具幸福感城市”
关注居民幸福指数，重视城乡协调发展。杭州在协调维度排名第8位，杭州连续12年登上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评选的“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并常年位居前三。其特色有以下三点：一是发展农村新业态，增加农民增收途径。以农村电商为例，2014年杭州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若干意见》后，2016年出台促进农村电商创业就业政策，以制度创新、财政扶持、服务完善为着力点促进农民增收，“临安模式”入选全国农村电商11大成功模式，该模式是“以地域特产全面触网撬动县域经济转型的新模式”。二是重视人文精神的传承，统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按照“征迁不征古迹、拆迁不拆文化、整治重续历史”的思路，保留原有农村肌理和风貌格局，立足“郊野公园”理念深挖园林都市农业文化。遵循“全域景区化”的理念，在全市农村全域全程按照景区的标准规划、建设、管理、经营。如临安形成了以村落景区创建全域景区化的“临安路径”；桐庐县以最美县城游、最秀乡村游为核心，发展城市旅游、乡村旅游、水上旅游、养生旅游、空中旅游；淳安县打造一个由“一城一湖一圈多点”构成的县域大景区格局，发展乡村旅游和农家乐，并依托旅游大项目带动，促进周边农村快速发展。三是技术构建惠民服务体系，智慧城市建设领先全国。2016年杭州启动全球首个“城市大脑”建设，运用云计算与大数据分析城市、用人工智能治理城市，这种创新模式目前正在全球推广。据2016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峰会上发布的全国335个城市的“互联网+”社会服务指数排名显示，杭州位居榜首，其便民服务新业态、交通运输服务品质、在线医疗新模式方面排名均是第一。尤其是智能化技术惠民服务不断拓展，在城市，依托市民卡工程，推出了一系列“智慧医疗卫生”应用，打通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公共交通、图书教育、文化旅游等各方面公共服务领域；在农村，农业智慧化体系平台基本健全，农业物联网应用及信息产业基础扎实。
出台引才新政，增添城市开放活力。杭州在开放维度排名第6位，截至2017年，杭州的人才流入率和海归人才的净流入率都居全国第一，展现出杭州的开放与活力。其做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出台各类引才新政汇聚人才。2015年1月出台全国领先的《关于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引进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11月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才新政的若干意见》，基本形成完整的创新人才政策体系。在人才培育方面，杭州实现创新人才的分类培养，包括“653”知识更新工程、“万千百”长三角紧缺人才培训工程、青年文艺家发现计划、现代服务业高级人才培养计划等。二是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来留住人才。杭州近年来出台一系列支持创新创业生态营造的政策，加大瞪羚、独角兽企业的培育。在平台搭建方面，杭州打造云栖小镇、梦想小镇等创新创业集聚的高地，为人才集聚提供良好的环境，在美国硅谷设立了全球资源中转站 “硅谷杭州中心”，打造精准引智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的跨境孵化平台。通过新经济企业培育，为人才提供大量、多元、优质的就业岗位。三是对外来人口实行人性化的社会治理。2016年G20峰会召开之后，国际化成为杭州的新名片，杭州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通过“互联网+政务”将“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向纵深，创新推出的“e家全能”综合岗、流动公共服务工作站、楼宇社区服务站、新杭州人服务站等形成了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推进“三社联动”探索实践，通过“三加强”举措，形成了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互联、互动、互补”的社区治理格局，有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
高度重视民生，共享发展成果。杭州在共享维度排名第3位，仅次于北京和广州。一是扩大在科教文卫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杭州市每年确保新增财力的三分之二用于保障民生。以2016年为例，全市一般公共预算用于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社保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等民生方面支出达1084.37亿元，增长17.4%，占比超过75%，财政支出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提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垃圾分类处置、地铁建设等六项和民生息息相关之处。二是加强居民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在旧城改造方面，从2016年起杭州实施主城区城中村改造五年攻坚行动，着力改善百姓居住品质；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快速路网、地铁、铁路杭州西站枢纽、亚运村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在全国第一个实现了公交移动支付等社会服务的升级，在全国首创“数据大脑”助力政府决策与管理，在全国开设了首家无人超市，杭州将自身信息经济发展突出的优势融入到居民基础设施建设之中，使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开放前沿与区域中心城市分享第11-20位。榜单中位列第11-20位的10个城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最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处在开放前沿的沿海城市，包括厦门（11）、青岛（13）、大连（16）、天津（17）、福州（19），其在开放维度上的排名均超过综合排名，分别排名第2、8、15、14和16位；另一类是处于或毗邻区域中心、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的二三线城市，包括佛山（12，毗邻广州）、武汉（14）、常州（15，毗邻无锡）、绍兴（18，毗邻杭州）和长沙（20），其在协调维度上的排名均超过或接近综合排名，分别排名第7、15、11、14和16位。可以发现，开放与协调对于一座城市综合发展质量的提高往往具有较大的带动作用。
大连：以“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开放走向新阶段
作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龙头，大连开放维度排名第15，与东北三省会城市开放维度位居50个城市后三位形成鲜明对比。大连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推动对外开放走向新阶段。一是构建互通互联机制打造中欧班列品牌。以大连港为核心，构建联结欧亚的辽满欧、辽海欧、辽蒙欧、辽新欧等国际物流大通道，实现海铁联运无缝衔接，集装箱量年均增幅150%，打通了东北腹地连通世界的“主动脉”。二是抢占制高点加强对外开放平台建设。主动谋划，先后获批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国家级金普新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全国首创保税混矿、归类尊重先例、口岸“三互”大通关等改革，打造对外开放制高点。三是培育竞争优势做优外贸外资。探索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建立商品市场开拓新市场，推动跨境电商产业整合升级、港口物流产业加快布局、通关及金融等外延服务优化。实施“双百强招商”“大项目建设年”“外商内招”等主题招商年活动，在日韩、欧美、港台等地区设立境外招商中心，吸引114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大连投资了267个项目。
青岛：以实施国际城市战略为引领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青岛开放维度排名第8，在北方城市中位列首位，主要原因是青岛以实施国际城市战略为引领，抢抓上合峰会机遇，打造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沿海开放新高地。一是打好“上合牌”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巩固上合峰会成果，以“跨境发展、物流先导、双园互动、贸易引领、产能合作”为主要内容，构建“西联中亚欧洲、东接日韩亚太、南通东盟南亚、北达蒙俄大陆”的开放大通道，推进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二是全面推进五个国际化建设国际海洋名城。实施《青岛市推进“国际化＋”行动计划（2018／2019年）》，重点推进企业、市场、产业、园区、城市等“五个国际化”，发布国际城市战略愿景报告，创新建设国际海洋名城，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对接多边合作机制拓展经贸合作新布局。对接上海合作组织、“中东欧16+1”、“东盟10+3”、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国家层面多边合作机制，拓展与新加坡城市发展全域合作，积极建设中日韩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城市，完善青岛境外工商中心全球设点布局，打造“深化日韩亚太、提升东盟南亚、拓展欧亚大陆、突破西亚非洲”全球经贸合作战略格局。
5个国家中心城市惜别20强。在11个国家中心城市中，有五个城市由于一个或两个维度的超低得分而被严重拖了后腿，在榜单中未能进入前20，分别是西安（21）、成都（23）、郑州（32）、重庆（34）和沈阳（38）。其中，西安和成都在绿色维度上分别排名倒数第三位和第五位，郑州在共享维度上排名倒数第七位，重庆在创新和协调维度上排名倒数第六位和倒数第二位，沈阳在绿色和开放两个维度上排名都是倒数第二位。
重庆：农村贫困地区发展负担重
重庆在本次排名中较为靠后，主要原因在于托管县市多且多为贫困地区，渝西片区、渝东北片区和渝东南片区托管的29个区县市中1/3为国家级贫困县，这就导致：一是1140万的农村人口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农民增收形成较大压力；二是产业与就业结构不优，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达7.4%，使得重庆是GDP前20中唯一超过5%的城市，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达28.8%，使得重庆生产效率与创新发展水平提升面临较大压力。
成都：就业结构仍需优化，绿色发展压力较大
成都在本次排名未进入20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就业结构不优，农业就业人口仍高达16.1%，高于南京、杭州、武汉等同类城市近10个百分点，使得存量产业的生产效率较低，创新投入相对较少。二是污染相对严重，成都汽车保有量超过400万辆，高居全国第二，周边拥有较多重污染企业，使得尾气与工业废气成为重要污染源，且四川盆地受地形原因限制不利于污染扩散，使得成都的空气质量优良率低于60%的唯一南方城市。
西安：扬尘雾霾叠加环保压力大，城乡协调发展需提升
西安在本次排名中位列第21名，绿色和协调维度拖后腿现象明显，西安多年排在我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最后十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地形因素，西安处在渭河平原上，南有秦岭，北靠黄土高原，雾霾易滞留，且扬沙浮尘会和雾霾同时发生。二是能源产业结构占比高，二级指标“单位GDP能耗降低率”排名第34位，反映出产业发展仍然高能耗，此外火力发电、秸秆焚烧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环境状况恶化。西安在协调维度排名第33位，二级指标“城乡居民收入比”达2.35，排名第16，恩格尔系数较高为28.93%，排名第21位，反映出西安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农民增收压力大。从西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看，2016年西安全体居民收入增长7.9%，低于全国0.5个百分点，低于全省0.6个百分点，反映西安未来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高质量发展与经济规模增长关系形成“四象限”
通过比较每个城市在“中国城市高质量简明指数2018”榜单上的位置与其GDP排名的差异可见，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与GDP总量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二者的相关性系数高达0.706。从GDP与5大维度的相关性来看，GDP总量与绿色维度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基本反映出目前我国主要城市经济发展仍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
表8：高质量发展各维度与综合得分、GDP的相关性
75%以上城市的高质量排名与GDP排名的差异不大。高质量排名前10强的城市在GDP排名中均位于前20，高质量排名前20强的城市中除了厦门、常州、绍兴三个城市之外，GDP排名也均位列前30，而且与高质量排名之间的差距未超过15名。此外，镇江、台州、太原、贵阳尽管GDP 总量排名较落后，但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入了前30强；成都、重庆、沈阳、石家庄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与GDP总量排名差距较为明显（差异超过15名）。
表9：“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与GDP排名比较
高质量发展水平与GDP排名高度相似的42个城市形成四个象限。通过比较一个城市在高质量简明指数中的得分与均值的关系，以及其GDP排名与均值的关系（如图1）可见，50个城市中有42个落在了反映正相关的一、三象限中。其中，深圳、上海和北京等14个城市的高质量简明指数得分与GDP排名均处于均线之上，合肥、西安、沈阳等28个城市的高质量简明指数得分与GDP排名均处于均线之下。此外，成都和重庆的高质量简明指数排名在第23和第34位，而GDP排名则位列第8和第6位；东莞、厦门、常州、绍兴、大连、福州等6个城市的高质量简明指数排名显著高于GDP排名。这反映出50个城市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不同阶段：以第1象限为代表的城市，进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的成熟期，以第2象限为代表的城市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探索期，以第4象限为代表的城市则处于挖掘释放高质量发展潜力的关键期，而以第三象限为代表的城市则面临经济规模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压力。
图2：50个城市高质量简明指数得分与GDP排名的均值偏离比较
4.五大维度发展不尽相同，抱团城市具有发展趋同性
一方面，各城市在五大维度间的发展水平差异较为显著。从得分看，所有城市五大维度最高分与最低分相差超过10分，其中广州、常州、淄博等15个城市得分差距在10-20分之间，苏州、无锡、佛山等19个城市得分差距在20-30分之间，南昌、福州、上海等12个城市得分差距在30-40分之间，昆明、南宁等4个城市得分差距大于40分。从名次上看，只有南通和深圳五大维度排名最靠前与最靠后的名次差距在10名以内，其他诸如常州、广州、石家庄等11个城市名次差距在10-20名之间，太原、唐山、徐州等15个城市名次差距在20-30名之间，长春、大连、上海等15个城市名次差距在30-40名之间，温州、重庆、东莞等7个城市名次差距超过40名。
另一方面，位于同一城市群与同一区块的城市在高质量简明指数的各个维度单项得分上具有趋同性，反映出我国城市抱团发展模式与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着共性问题（如图3）。如长三角地区在绿色维度得分不高，但在协调、创新等领域表现相对出色。京津冀地区内部在各维度差距较大，但绿色维度得分整体偏低，未来需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能力。珠三角地区的绿色维度与协调维度得分整体较高，但在共享维度排名相对靠后，未来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海峡西岸城市群绿色发展能力最强，但受科教资源基础薄弱影响，创新维度得分低于中西部地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协调维度与共享维度得分偏低，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东北地区的开放维度得分整体偏低，但创新维度得分较高，未来可依托较强的创新能力来激发开放发展活力。中西部城市各维度内部差异较大，整体在绿色维度与共享维度得分较低。
图3：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的城市群及区块特征
（二）50个城市五大维度特征分析
1.创新维度：科教智力资源集聚与产业高新化发展双轮驱动创新水平提升
创新维度的评价采用“全社会R&D经费占GDP比重、全员劳动生产率、当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占专利授权量比重”3个指标。从50个城市的得分水平看，科教智力资源密集城市与高新技术产业高地的创新优势明显，前20强城市中除常州与镇江外均拥有“双一流”高校。
图4：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创新维度得分20强
科教资源大市源头创新能力强，创新投入力度大、产出质量高，但企业贡献度偏低。北京、上海、武汉、南京、西安等科教资源大市由于高校院所与科研机构密集，R&D投入规模基本超过250亿元，其中，北京和上海R&D投入分别达到1484.6和1049.3亿元；同时这些城市的R&D投入强度基本超过2.5%，其中，北京和西安分别达到5.78%和5.18%，均超过了国际上最高的以色列（4.4%）；当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基本超过5000件，发明专利授权量占专利授权量比重基本超过25%。但是，科教资源大市也存在企业对创新活动的贡献程度不高等问题，比如武汉、西安、沈阳等城市的R&D经费支出中企业支出部分不足50%，且从全国来看，除深圳以外，国内多数城市企业创新贡献度未超过全国75%的平均水平。
民营经济活力城市处于跟随式创新阶段，科技投入力度小、产出质量偏低，但企业主体作用凸显。以佛山、东莞、常州、温州、泉州等城市为代表，科教资源薄弱但经济体量较大、民营经济活跃也呈现出明显特征：R&D投入规模大部分不足150亿元，其中，泉州与台州R&D支出不足80亿元；R&D投入强度基本不足2.5%，泉州仅为1.08%；专利申请仍以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专利为主，发明专利授权量基本不足3000件，且发明专利授权量占专利授权量比重不足15%，其中，扬州和泉州仅为5.57%和5.62%。但是，这些城市R&D经费支出的80%以上来自企业，其中，绍兴、温州、泉州、佛山等城市的企业完成了95%以上的全社会R&D经费支出。
产业高新化水平与生产效率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全员劳动生产率超过20万元/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北京、天津、武汉、青岛、长沙等重点城市，同时这些地区产业高新化程度较高，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基本超过45%。以温州、台州、泉州为代表的传统轻工业占主导地位的东南沿海城市，以哈尔滨、洛阳、徐州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生产效率整体偏低（如台州、温州、泉州的平均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9.9万元/人），同时这些城市受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基本不足25%。
2.协调维度：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揽协调发展水平十强
协调维度的评价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常驻人口城镇化率”3个指标。从50个城市的得分水平来看，基本形成“两个世界”，即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全国引领，但是其余地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
图5：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协调维度得分20强
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最为富裕且基本实现城乡统筹发展。2016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前10的城市，有9个在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其中，上海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7692元，宁波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8572元；同时，12个城市的城乡收入比低于2，体现出两大城市群较为均衡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从城市化进程来看，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是我国城镇化率最高的两大地区，19个城市的平均城镇化率达到78.9%，高于全国水平21个百分点，其中深圳实现全域城市化，珠三角4城市的城镇化率达到92.3%。
居民生活水平在全国形成三大梯队，区域内部差距扩大不容忽视。从恩格尔系数看，50个城市的居民生活水平形成三个梯队：上海、苏州、深圳等5个城市处于最富裕区间（低于20%），北京、杭州、广州等39个城市处于富裕区间（20%-30%之间），合肥、南昌、南宁等6个城市处于小康区间（30%-40%之间）。同时，区域内的生活水平差距也逐步显现：无锡和南京的恩格尔系数分别只有18.4%和19.0%，但盐城和合肥的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31.7%和33.0%。因此，在注重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缩小区域内部发展差距。
人口大市需进一步凸显主城区的首位度。城镇化率不足65%的17个城市中，有14个城市的总人口已超过700万人，不但有济宁、潍坊、唐山、徐州等地级市，还有南宁、石家庄、哈尔滨等省会城市，这些城市未来需要进一步凸显主城区的首位度，增强城区对人口与资源的集聚能力，以中心城区建设辐射、引领、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3.绿色维度：南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明显优于北方城市
绿色维度评价采用“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空气质量优良率、城市绿化覆盖率”。从50个城市的得分水平来看，北方地区只有大连、青岛和烟台3个海滨城市进入20强，除珠三角地区外，其余地区的城市距离高质量绿色发展要求仍具有一定差距。
图6：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绿色维度得分20强
长三角面临较大环保压力，珠三角绿色发展成效明显。15年前珠三角地区启动节能减排工作，目前清洁能源使用率较高，单位GDP能耗处于较低水平，如广州、深圳单位GDP能耗不足0.3吨标准煤，能耗与污染下降也反映出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率均超过了84%，尤其是深圳达到96.7%，基本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长三角地区空气质量一般，15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率均未超过85%，平均水平仅为73.8%，反映出背后严峻的节能减排任务。长三角地区多数城市的单位GDP能耗在0.5-0.7吨标准煤，2016年降幅仅为4.5%，低于珠三角地区平均水平，尤其是宁波不降反升，反映出清洁能源使用比率提升有限、化工等传统高耗能工业增幅不减、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空间大。
北方城市治霾压力严峻，但节能减排成效显著。郑州、济南、西安、石家庄等10个北方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足60%，以京津冀为核心的华北平原地区空气质量最差，平均优良率仅为50.4%，最高的天津只有61.8%，其中，郑州和洛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仅为159和160天，而同期的昆明超过200天。北方地区治霾压力大，除受扩散条件影响外，主要原因是在于一次能源消费仍以煤炭为主，且区域内钢铁、煤炭、化工等高污染企业较多，以及土壤尘源较多。从全国节能减排成效来看，单位GDP能耗降幅超过7%的6个城市全部是北方城市，反映出以传统重工业为主导、单位GDP能耗较高的城市存在较大的下降空间，其中，郑州单位GDP能耗降幅高达11.3%。
西南旅游城市与海滨城市的环境最为宜人。从空气质量看，昆明、厦门、福州、贵阳等8个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超过90%，烟台、大连和青岛3个海滨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率超过80%。从城市绿化看，大连、扬州、南京等10个城市建成区绿地覆盖率超过40%，厦门、昆明、青岛、杭州、苏州等15个城市公园数量超过100个。
4.开放维度：形成沿海、内陆中心城市与东北三梯队
开放维度评价采取“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就业人口占常驻人口比重、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比重”3个指标。从50个城市的得分水平来看，沿海地区与港口城市依旧保持较强的开放水平，“一带一路”推动内陆中心城市开放水平显著提高，但东北地区扩大开放仍存在较大压力。
图7：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开放维度得分20强
沿海地区：开放经济优势明显，就业吸引力极强。沿海地区仍是引领中国开放发展的前沿阵地，其中港口城市门户地位不减，进出口总额超过5000亿元的9个城市中有7个为港口城市，这7个城市进出口总额占全国38.07%；外贸依存度超过40%的14个城市有9个为港口城市，且东莞、深圳、厦门等5城市外贸依存度超过100%。从就业吸引力看，长三角、珠三角等28个沿海地区城市集中了全国超过20%的就业人口，其中，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提供了全国5.7%的就业岗位，珠三角、福厦泉、杭绍甬的劳动参与率分别达到71.9%、71.3%和70.0%，对劳动适龄人口有极强的吸引力，反映出沿海地区的就业环境更为开放多元。
内陆城市：“一带一路”效果初显，但沿边地区仍需扩大开放。成都、重庆、西安、郑州等“一带一路”重要区位的城市，依托供给充分的土地、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及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开放发展已步入快车道。重庆、成都、武汉、西安和郑州5个城市集中了全国10%的外商直接投资，其中，西安、武汉和成都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位列中国城市前三，郑州则依托富士康项目以45%的外贸依存度超越广州。沿边地区开放程度不高，昆明、哈尔滨、南宁等沿边城市进出口总额不足500亿元，外贸依存度不足15%，仍需进一步扩大开放，充分发挥依托东盟、俄罗斯等地的门户优势。
东北地区：劳动力外流问题明显，仍需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沈阳、长春、哈尔滨的劳动参与率平均仅为49.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5个百分点，除沈阳常住人口仅增加0.1万人外，长春与哈尔滨常住人口均有所下降，暴露出就业机会偏少，劳动适龄人口外流等问题。同时，这三个城市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仅为1.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反映出营商环境不完善、投资便利度不高等问题。
5.共享维度：中西部省会城市高储蓄、高投资特征明显
共享维度评价采用“民生领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3个指标。从50个城市在的得分水平来看，总体呈现南强北弱的特征，北方只有北京与沈阳进入20强，江浙沪三省市城市占20强的一半。
图8：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共享维度得分20强
中西部省会居民更倾向储蓄，东部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较高。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储蓄率较高，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5个城市储蓄存款余额超过6000亿元；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超过6万元的11个省会城市有7个在中西部地区，其中，太原和西安人均储蓄存款高达8.43万元和7.97万元，分别位居省会城市第3位和第4位。东部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较高，青岛、厦门、天津、福州等城市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不足6万元，且南京、杭州、济南、福州等城市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超过5万元。
西南城市与东南沿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升温。8个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固定资产比重超过30%的城市全部来自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西南4城市依托高铁与高速公路网络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推进，投资额占50个城市的17.9%，其中，重庆与成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超过2000亿元，贵阳、昆明和重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重分别达到35.6%、35.5%和34.6%。东南沿海城市加快补齐基建与市政建设短板，台州、泉州、温州等民营经济大市在发展过程中“强市场、弱政府”引起的基础设施配套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弊端逐步显现，近年来这些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向基建领域倾斜，其中，甬台温与福厦泉6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比平均为31.9%，市政建设投资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重达30.3%。
中西部省会城市在民生领域的支出略显不足。省会城市的民生支出呈两极分化现象，一方面，沈阳、广州、杭州等5个城市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比重居50个城市前10位，其中，广州、杭州、南京等城市超过500亿元。但同时，郑州、长沙、昆明、贵阳等7个中西部省会城市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比重在50个城市的后10位，平均仅为35.4%，这7个城市用于城乡社区管理与政府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领域的支出较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科教文卫与社保支出的规模。
五、结语
在“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2018”榜单上的50个城市，尽管数量仅占全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15%左右，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全国GDP总量（近56%）。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多地是借助全球市场外部需求的拉手与各级政府强大组织动员的推手，成就了东南沿海主要城市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也正是上述城市的率先开发、加快建设、优先发展及改革创新等支撑，带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与大跨度前进。进入新时代，一批GDP过万亿的城市已经基本完成或正在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需要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扩大内需、抢占全球发展战略制高点的高地，并着力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代表国家成为国际竞争、国别竞合的主体；一批GDP达到4000亿以上的城市，需要成为高质量与高速度并举的战略增长极，成为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大调整、大开放、大开发、大发展的主体，并与中心城市结合成超级城市群，大力承接国际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全面加速工业化进程。同时，这些经济规模排名前50的大城市要强化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示范引领能力，进一步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等方面实现充足发育与历史跨越，加快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创新经济发展体制的全面转型与释放，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的高质量发展与中高速增长，全面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结构与新格局。
附件1：“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指标权重
附件2：“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综合及维度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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