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沈从文与故宫的一点补充
阅读《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2期，看到祝勇先生的文章《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让我也忆起14年前与之有关的一段“历史现场”，特作一点补充。
2006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写的《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其中第二节“一封信引出的一场工作调动”里，提到沈从文1955年11月21日给丁玲写了一封求助短信，丁玲将信转给刘白羽和严文井,并附一信，以及后续中国作协、文化部和中宣部领导关于沈从文工作调动的批示等。陈明读了文章，急于看到这几份文件，他通过陈漱渝，联系上郑欣淼院长，约定了时间，叫上我，一起去往故宫博物院。
郑欣淼院长热情接待陈明先生，取出一沓文档给我们看。这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份档案，封面顶上印着“故宫博物院”，下面是毛笔小字标注的两行字“组织人事类”和“文化部文物局关于任免问题的通知通报”。里面有沈从文致丁玲信；丁玲致刘白羽、严文井信；刘白羽两次致周扬及致严文井短信；周扬对两封信的批示，以及王冶秋长达4页的详细报告等。时间是1955年11月至1956年2月，内容都是关于沈从文工作调动事。除了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两份文件是打印的公函，其余几件全是手写的信件。
陈明仔细翻检，看到丁玲的亲笔书信，有些激动，向郑院长讲起往事。他说，丁玲接到沈从文的信时，已经被戴上“反党小集团”的帽子。那年8月3日起，中国作协党组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机关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开始是追查胡风分子，然后追查一封匿名信，8月6日转向揭露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批评“丁玲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会议规模也由三十多人扩大到七十人。10月底，丁玲写出书面检讨，迫于压力，承认了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关系。沈从文向她求助时，她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所以没有与沈从文见面，而是把信转给了刘白羽和严文井处理。陈明讲完，向郑院长赠送了《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和《丁玲年谱长编》两书。
郑欣淼院长感谢陈明先生提供了有关背景情况，并赠送给我们每人一套《故宫2005年年鉴》和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的《故宫》纪录片光盘。然后，办公室朱鸿文主任引我们到一间放映室，第一次观看了数字化的故宫部分殿宇介绍。
陈漱渝看了这些文件后，认为很有价值，写了《让事实说话——丁玲与沈从文的两次精神危机》，讲清楚了故宫博物院这一束档案的前因后果，发表在这年第4期的《新文学史料》“史家拍案”栏目里。
为了写此文，我重读丁玲和沈从文的原信复印件，对照上述提到在《新文学史料》刊登的三篇关于“沈从文与故宫”的文章，三位作者在录入沈从文和丁玲原信时都有几处疏漏，如丁玲致刘白羽和严文井信中少录了一个“还”字（应为“可能还是后来回来的”）；还有应是“他要钱就给他了”，不是“他要下就给他了”；“也忍不住要直率的说他”，不是“也忍不住要直率的说吧”。这几处疏漏无关大局。我以为沈从文致丁玲信开头两句“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又只有倒下”，其中漏抄的“又”字很重要。一个“又”字，看到沈从文对丁玲的信任，也让丁玲感到事态严重。这个“又”字是针对1949年3月沈从文自杀事件说的，那次已经“倒下”一次。丁玲了解沈从文，从字里行间看到了他的无助和焦虑，特别是“又只有倒下”这句话。让丁玲担心他又像上次那样想不开……而自己的处境又不能告诉他。她必须向组织汇报。她立即将沈信转给刘白羽和严文井，并附信说明情况，口气平淡甚至冷淡，但隐隐透出对沈从文的担心和惦念。
丁信为什么要提到许多具体事？
第一件：1949年与何其芳一同看望沈从文，特意提到“那时他的神经病未好”；
第二件：1951年沈从文参加土改前后的思想情况以及他想专搞创作，周扬知晓；
第三件：1952年向丁玲要了200元还账；
第四件：1954年沈夫人张兆和生病要进协和医院，丁玲向陈沂要了介绍信；
第五件：希望与严文井一同去看望沈从文。
笔者以为第一、二两件事，是向作协领导介绍沈从文的情况，重点说明他有希望“专搞创作”的想法，同时告知他曾经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以期引起重视，希望尽快帮他解决问题。从刘白羽致周扬信看，他对沈从文确实“一点也不了解”，而丁玲信使他觉得这件事不能耽搁，很快转呈周扬。
后面三件事，丁玲一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保护别人”。经过几个月来的10多次党组扩大会议，听到许多揭发批判她的不实之词，她不敢再轻信别人。
建国初期，丁玲稿费收入较高，花钱大方，谁有需要，送钱借钱给朋友都是常有之事。但在揭发批判中，都作为她“用小恩小惠拉拢，搞反党小集团”的罪证，比如给陈企霞200元，被说成是为陈企霞反党行为“壮行”等。因此丁玲在这里自己“坦白”给沈从文200元。
沈夫人生病想进协和医院，“好像不去不行”，说明病情严重。而且不是直接找的丁玲，而是找陈翔鹤转而找丁玲帮助信想办法。1952年1月1日起，协和医院划归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建制，所以丁玲向在部队总政工作的陈沂要了一封介绍信给他。说清这些关系，也是为了说明并无亲近关系，不是“结党营私”。
丁玲很担心沈从文“又只有倒下”，想去看他，但她提出不能一个人去，希望严文井同她一道去。理由是怕一个人去了，“把话说扭了就说不下去了”。“我看见他的萎糜（靡）不振，仿于隔世之人的样子，也忍不住要直率的说他。有另外一个人就好得多了”。深层原因是怕一个“反党集团”头目去见沈从文，又不知引来多少猜忌。丁玲平时鼓励文讲所学员努力创作，争取写好一本书的闲聊天，都被批判为宣扬“一本书主义”，她不得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