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王选：用文字在泥瓦盆里发面的人

王选：用文字在泥瓦盆里发面的人

向度访谈

王选，甘肃天水人，1987年，是国内新一代青年作家中的代表，出版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大量作品刊发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散文》《天涯》《芙蓉》《读者》等刊，并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海外文摘》《散文·海外版》等转载，入选各种年度选本。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敦煌文艺奖、林语堂文学奖、长安散文奖、黄河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其中，《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一书出版后，作为聚焦底层群体、书写城中村日常的非虚构作品，在国内文学界引起良好反响，曾入选“凤凰好书榜”“2014年度中国年度影响力图书”“百道网·中国好书榜”等各种榜单。

向度文化：初读《最后一个村庄》，觉得它是散文，再读，觉得是非虚构，读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小说。正如作家张楚所说，它打破了小说、散文和非虚构之间的界限，使得它的文体变得似是而非，扑朔迷离。你自己是怎么定义这部新著的？

王选：我一直觉得文体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即“怎么写”。相比于“写什么”，或许形式就是其次了。另外，我们写某个对象，用何种文体，是由对象本身决定的，哪一种文体更适合，我们就选择哪一种，而不是我们决定了形式，再去找对象。这是我的个人认识。我好像经常遭遇这类问题。

至于《最后一个村庄》这本书，文本架构是采用小说的写法，而情感则是散文化的，所采用的素材是非虚构的。如果要定义的话，就叫跨文体。反正这个词也不新鲜了。我只是觉得这样写，更能表达我，更适合这本书。写成以后，它是是而非，它模棱两可，甚至它难以界定，我觉得挺有意思。

向度文化：所以说，书里的麦村并不是真正的“麦村”，而是你虚构出来的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村庄。村庄里的这几十户人家也是虚构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你的故乡“麦村”是怎样的一种现状呢？

王选：麦村，确实一个虚构的文学概念。虽然它面积很小，仅有巴掌一般，但我想它有代表性，是万千村庄的缩影。麦村的二三十户人，他们所生活的细节，存在文学化的虚构，但同样具有代表性，他们真实存在于我们的故乡，我们的记忆，甚至就是我们本身。

虽然麦村是文学概念，是我构建于纸上的故乡，但它和真实的故乡，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所面临的困境和未来也是相同的。也可以说，麦村就是我真实的故乡。

向度文化：相较于你曾经书写过的南城根故事，麦村故事的叙事架构显得更复杂一些。它的标题都来自每篇起首的歌谣，而这些歌谣涵盖了山歌，民歌，秦腔，儿歌以及社曲等，这样一来，不但丰富了文本内容，也提升了它的文本价值，更具有艺术的审美性。可以谈谈你的创作思路么？为什么要这样写？

王选：民间产生的东西，如山歌、儿歌等，有无穷的魅力和价值，都是祖祖辈辈，用时光和生命反复打磨出来的，甚至有些在无形中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我曾说，我愿用我的几十万字换那百余个字。

但现实是，随着时光流逝和社会变迁，好多民间歌谣随着老一代人的故去，而湮没于人世，再也没有了，让人极为可惜。在《最后一个村庄》中，我试图用文字的形式，将其留存下去。当然，我留下的仅是沧海一粟，还有很多很多，已无从寻觅了。此外，我调用这些歌谣，也是还原故乡麦村的本来面貌，歌谣和炊烟一样，是故乡不可或缺的部分，你看到了这些歌谣，就看到了属于我故乡的心跳。它不同于江南，不同于塞北，不同于高原，它是秦岭余脉处，群山皱褶中的一部分。

还需要说的是，在选取这些歌谣的时候，我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寻找一首最贴合这一户人家的，最符合这个故事的。让歌谣和我所写的故事融为一体，或者说，你读完了一个故事，回头再看开头的歌谣，发现这首歌谣，已经把一个家庭、一个人的结局包含在里面了。

向度文化：从2014年的《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缩影》到2017年的《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再到最新的《最后一个村庄》，你书写的主题都是那些底层人的生活和命运，无论是城中村里的那些租客，还是麦村里那些乡民，他们的故事都成为你创作的素材。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底层群体，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选：我想用我们这个词语，不论是城中村的租客还是故乡的乡民，他们即我，我即他们。我没有把自己置身度外，也没有高高在上，我是在写我们的生活，我们艰涩、困苦、无奈、坚韧又温暖的日常。

向度文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一种田园生活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理想，这大概也是促使从麦村走出来的大学教授赵世杰退休后又重回麦村的初衷。然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最终使得怀揣“归隐田园”梦想的赵世杰重新返回城市生活。你在《燕儿燕儿吱吱》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故乡和他，貌似看着交集在了一起,但实则却奔跑在相反的方向。”我想，这其实也是许多走出故乡的人和故乡之间的一种矛盾关系，既亲密又隔阂。思念故乡却又无法回归的尴尬状态。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觉得造成这种悖论关系的原因是什么？

王选：回不去的故乡有好多种，这是赵世杰所面临的回不去的故乡，也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故不去的故乡。这是一种尴尬和矛盾，这种尴尬和矛盾也延续在我们身上。如果以后，故乡尚且安在，我们要回去，且长久的回去，那赵世杰所面临的就是我们要面临的。

一个人出走多年，其实他依托所生活过的故乡，无形中会重新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精神的故乡，这种精神故乡，在多年以后，随着好多人与物，或者观念、态度的变化，会和现实故乡产生间隙，甚至拉开差距，难以弥合。赵世杰出走多年，他也给自己重新构建了一个麦村，但是和流动的现实的麦村相比，和自身的境遇相比，两者明显已经南辕北辙了。要让精神的麦村和现实的麦村重合起来，很难，甚至不可能了。

向度文化：最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乡村问题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从这个意义来看，你的新书《最后一个村庄》具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缅怀意味。你认为中国的乡村最终的走向是什么？真的如你在《后记》里所写，要到博物馆里去看么？

王选：这几个问题要说清，不是片言只语能回答的，我简单谈谈。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务工成为农村主流，农村人口就开始流失。人口流失特别是青壮年人口的流失，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传统农耕文明的衰退，乡土大地上的很多习俗、道德、传统、观念甚至生活方式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在消亡，另一些在改变。这样的话，我们传统的也就是带有农耕文明的乡村，渐渐不复存在，成为了一种回忆。于是，我们就只能去博物馆寻找它，其实去博物馆寻找它，就是寻找我们的童年、我们的记忆、我们乡愁的承载者，以及我们的内心所需要的安慰。

当然，从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一个新的农村正在诞生。精准扶贫让乡村从基础设施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泥路、自来水、安全住房、路灯、电炕等，而乡村振兴则会让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几个方面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以后的乡村，农民是用着无线网，刷着快手抖音，不同于我们所记忆中的农民，扛着铁锨，吼着秦腔。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崭新的乡村会日渐清晰，至于它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向度文化：想了解一下，在写过城中村和故乡本土之后，你下一步的创作方向是什么？你关注的主题会不会发生改变，还是一如既往地聚焦于社会底层与乡村书写？

王选：还是写我们普通人、底层群体的悲喜。我不清楚有钱人的活法和所谓上流社会的日常，也不太喜欢钻研老旧资料搞什么文化写作。下一步，我写什么呢，我想我是有改变的。我已经走完了城中村第一步、故乡第二步，要走的是第三步，我基本有自己的一个思路。

向度文化：“王选的创作是在泥瓦盆里发酵面粉，这使他文学的麦田超出了同类型作家的地埂。”作家秦岭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请谈谈你是怎样训练自己在“泥瓦盆里发面”的能力的？

王选：承蒙秦岭老师厚爱，我的写作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秦岭老师这么评价，是对一个晚辈的鞭策和期待。至于他的“泥瓦盆里发面”，我想，一是贴着生活写，二是接着地气写，三是踏踏实实写，四是扎扎实实写。

向度文化：你觉得一个作家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王选：写出好作品，拥有读者，淘洗人的精神（是淘洗），并长久留存下去。这是一个写作者的理想吧，也可以说价值追求。

向度文化：最后一个问题，将来当你老了，你愿意叶落归根，回到你的“麦村”么？

王选：还是之前说的，能不能回去的问题。回去以后还是不是那个曾经的故乡的问题。

新书推荐

最后一个村庄 / 王选著

/ 内容简介 /

本书用二十九个精彩纷呈的故事，讲述了西秦岭山脉中一个叫麦村的小村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随时代的变迁，二十多户人家，或因搬迁、或因事故、或因病亡、或因失踪等，以不同的方式最后消失在大地之上。麦村的凋零既包括物理意义上的消失，也暗含着文化、传统、精神层面的消退和黯淡，更是一代人和内心乡土愁绪的告别。整部作品写作特色上也颇具特色，打破了小说、散文、非虚构的界限，将西秦岭一带的小曲、秧歌曲、儿歌、秦腔等作为引子，又与整个故事水乳交融，书写中融入了大量独具西北地方特色的生活经验和民间传统，语言兼具北方的浑厚，南方的灵动，散发出强烈的感染人心的力量，也促使我们反思现代文明和都市生活，重新认识今天的乡村。

/ 名家推荐 /

王选的这部作品，看似独立成篇，却又完整统一，有短篇架构，也有长篇气象。虽只书写了一个普通村庄的日常和黄昏，却是乡土大地上万千村庄的背影、横切面和断代史。整部作品故事独特，气韵饱满，缘事而发，雨打梧桐，散发出强烈的感染人心的力量，也展现了作者对乡村深刻的思考和彻骨的眷恋。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

近年来，王选一直在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疆域，无论之前的城中村，还是现在的西秦岭，这种构建充满意义，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写作理想和价值追求。而这部作品，王选在回答“他们都去了哪儿”的同时，在一个个故人故事中，让我们寻到了根脉所系，也读懂了乡愁意味。

——著名作家、学者  梁鸿

《最后一个村庄》打破了小说、散文和非虚构界限，为西秦岭山脉中的一个寂寂无名的村庄塑形立传。他用冷峻克制、细腻深情的笔触，讲述了麦村四十年来的变迁，怀旧的情调、曲折的故事和全景式的记录，将一座村庄呈现给读者，它既是作家对故乡的缅怀，也是对乡土大地的纸上重建。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张楚

王选的创作是在泥瓦盆里发酵面粉，这使他文学的麦田超出了同类型作家的地埂。他像一个年轻的老中医，抬手就能摸准乡村的脉动，打眼就能瞅准日子的症候。疏密有致的布局、大智若拙的语言和机巧多变的视角，彰显了卓尔不群的叙事智慧和别具一格的行文风格。

——著名作家  秦岭

试读：魇子魇脖子

魇子（痣）魇脖子，骑马压（赶）骡子

魇子魇下巴，金银吊下一串搭

魇子魇腔子（胸部），顿顿喝清汤

魇子魇胳臂，提的罐罐要凉水

——儿歌

魇子魇眉毛呢？

不知道啊，儿歌里没唱过。

马猴的左眉毛上就有一颗大魇子。

多大？

大豌豆一样大，还是血红色的，上面长着几根毛，一寸长。

这大概是我们很小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上门客马猴后，常常议论的话题。关于魇子的儿歌，我们早已滚瓜烂熟。麦村人把痣，叫魇子。不知啥原因。村里人多有魇子，但也就芝麻粒大小，最大，也就像颗黄豆，挂在颧骨上，黑漆漆的，像只苍蝇。可马猴的魇子，那么大，红蜘蛛一样，总是跃跃欲试着，拨开眉毛，跳下来。而且那几根毛，栽上去一样，招摇着，炫耀着，总有种风吹草动的感觉，恨不得让人想上去拔掉。

马猴的魇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猴的魇子给所有麦村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那副德行的魇子，实在让人受不了。

马猴，赵翠叶的男人。赵翠叶，赵望祖二爸的女儿。赵望祖二爸一辈子虽然经过几番努力，但只生了一个娃，还是个女的。这让他极度失望。膝下无子的现实让他对多年以后女儿外嫁后，他的一脉将要在麦村断绝深感担忧。他曾经试图领养一个男娃，也确实领养过一个远房亲戚的男娃，但那娃长到七八岁之后得病殁了。啥病？没人说得上。最后，他打消了领养的念头，开始给赵翠叶张罗上门女婿。

赵翠叶，人长得倒是心疼（漂亮），干活也麻利，就是大大咧咧，说话大声大嗓，走路大步流星，吃饭大口吞咽，花钱大手大脚。当然，个子也是身高马大，奶子大，屁股大，手大，脚大。正是因为这些大，让赵翠叶的婚事颇为坎坷。周围村子的小伙，有一茬，但都对赵翠叶望而却步。为啥？就是因为赵翠叶啥都大，小伙子们怕驾驭不了。就像一匹大骒马，挥着鬃，摇着铃，打着响鼻，在梁顶的酸梨树下站着，哪头小叫驴敢凑上去？都不敢，生怕碗口大的蹄子扬起来，扣在底下。

赵翠叶二十四五岁的时候，还没有找到男人。除了小伙子惧怕她的大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要当上门女婿。上门，古已有之。西秦岭一带，也常见。但在男权思想严重的中国，尤其是落后、封闭的西秦岭，人们觉得这毕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男方到女方家去，得看脸色，做不了主，也没地位，总感觉低人一等。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打发出去，给人家当顶门的。除非万不得已。可赵望祖二爸一直没找到这万不得已。

在我很小的时候，赵望祖二爸就带着满腔悲苦和无奈离开了人世。我们去他的白干事上吃席啃蒸馍时，赵翠叶穿着雪白的孝衫，在灵堂前扬着大嗓门，哭的天昏地暗。我们看着也心里难过，一口蒸馍，架在喉咙里，咽不下去。

当麦村人一边为赵望祖二爸的去世感到痛惜，一边为赵翠叶的婚事感到无望，觉得她这一辈可能打光棍了时，事情有了转机。赵翠叶姑姑到处托人打听，最后竟然找了一个愿意嫁给赵翠叶且当上门女婿的男人。这个人就是马猴。

马猴，河南人。原名听说叫马厚。但麦村人分不清入声和去声，加之带有调侃之意，再者河南人耍猴的多，顺嘴便叫成了马猴。

马猴除了那颗明目张胆的魇子外，很多地方都和麦村人相差甚远。首先是身高。麦村的男人，个子最矮的要算赵闰生，他绰号赵大郎。站直了还没根水担高。可马猴的到来，再一次拉低了麦村男人的高度。他站直只到赵闰生的耳朵处。村里人又赠他绰号：马大郎。其次是瘦。麦村瘦人一茬，但像他一般黑瘦的不多。人们怀疑他身体有毛病时，他总是挎着个黑背心，向人们展示着他的青筋和鸡大腿一般的肌肉。第三是说话。他操一口河南腔调，叽里咕噜，说半天，人们一头雾水，而他急得脸如猪肝。好多年以后，我只对他骂儿子赵富有的话印象颇深。他站在土台上，搓着脖子上的垢甲，用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喊道：富有，富有，回来吃饭，再不回来我揍死你。尤其“揍死你”三个字，成了麦村人开玩笑的口头禅。因为麦村人的字典没有揍这个字。另外，他对麦村人的一套耕种和收获方式，一窍不通。他在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上开惯了翻耕机和播种机，一到山大沟山的麦村，看着地垄里拉犁的黄牛，束手无策。他在平坦的大路上开拖拉机，拉惯了麦子。一到路陡坡紧的麦村，看着毛驴背上驮着的两捆麦子，绞尽脑汁也没办法把零散的麦件用绳子捆成垛。他用一个外来户的眼光，看待着麦村的一切，觉得陌生、离奇、不可思议。

好在麦村人包容，并没有对上门客马猴产生过多排斥。几年下来，他已经和麦村的男女老少打成了一片。

而作为女人的赵翠叶，在家里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她用大大咧咧的方式应对着生活的各种困苦。有时候，因为马猴对农事的生疏，反而让她变成了一个男人。她耕地、撒籽、施肥、锄草、收割、驮运、打碾、晾晒、粜卖。偶尔，太苦太累，她窝一肚子气，没处撒，也会把马猴揍一顿。马猴反正也骨头硬，不怕揍。再说，他毕竟是个上门女婿，他没有给人家带来任何东西，还吃住在人家，咋好意思反抗。挨一顿，牙一咬，也就过去了。

别看赵翠叶粗枝大叶。可她是村里做吃食的一把好手。什么馓饭、浆水面、锅鲰、凉粉、甜醅、扁食、搅团、洋芋叉叉，都不在话下。村里有红白干事，后厨里帮忙的女人，赵翠叶是必请的一个。

记得小时候，我们常端着空碗，在赵翠叶家借着游玩的名字，蹭饭吃。也不是自家没饭，也不是饿，就是觉得她做的饭特别香。尤其扁食，能把人的咽咽（腭垂）馋的掉下来。某个深秋的傍晚，薄雨落了一层，又落了一层，蛛网一般。麦子进仓，玉米上架，刨洋芋，还有些时日，加之下雨，地里烂泥，下不了锄。人们没有农活要干，闲在家里，寻思着做点好吃的。我提着空碗，去赵翠叶家时，她正坐在炕上，借着窗口昏暗的光，包扁食。她的面前，铺着一张报纸，一边是几沓手掌大的梯形面片，一边是塑料盆装着的馅。韭菜、黄花、豆腐、鸡蛋，剜了肉臊子，拌在一起。她用她的大手拿起一张面皮，放在手心，右手加馅，适中后，双手像挽兰花指一样，一捏，一挽，一撮，便成了一颗。金元宝一般，肚腹鼓鼓，耳朵翘翘，大小统一的扁食，脸蛋上擦着白面粉，整整齐齐坐在簸箕里。

马猴去找人下象棋，整整半天，才回家，心虚，偷偷钻进厨房烧水去了。

我在地上，看着赵翠叶包扁食。她用粘着面粉的手指把落在眼前的头发捋起来，别在耳后。白面粉粘在了她的额头上，一溜子。我说，翠叶姑姑，你的额头上有白胡子。她瞪我一眼，笑着说，又来改馋了。我嘻嘻笑着，不做声。她打发我去厨房，帮着马猴架柴烧火。马猴来了好多年了，还不会烧火，麦村三岁的小孩都会。真不害臊。嘻嘻。

赵翠叶家吃扁食，有用胡麻油炒的大葱、洋芋丁、芹菜、木耳等混合的汤。捞好扁食，浇上油汪汪的汤，调醋，辣椒，蒜泥。一搅拌，一口一颗。赵翠叶能吃三碗，马猴蹲在门槛上，一口大蒜，一口扁食。我端着蹭来的半碗扁食，舍不得咽。

马猴在麦村生活了七八年。他和赵翠叶的日子就这样风平浪静的过着。但村里的风水赵贵子却说，马猴，这人，咱们麦村这狗窝窝，留不住。

为啥留不住？

因为那颗魇子？

魇子？谁还没颗魇子，他的不就大了一点。

人家的在眉毛里，这叫草里藏珠，人不住屋。

人们对赵贵子的预言不屑一顾，觉得他一个看风水的，弄算命的事，不专业。大腿上扎刀子——离心远着呢。毕竟是两码子事麽。

后来，也就是九十年代中期。村子里兴起了搞副业，那时候还不叫打工。主业是庄农，副业就是农闲时进城务工。当时麦村的年轻人，搞副业都扎堆，不去建筑队，也不进酒店，而是去兰州拉煤。马猴是村里最早去拉煤的一拨人，这里面也包括我父亲。他们聚集在伏龙坪一带，从煤厂拉一架子车蜂窝煤，穿过兰州的大街小巷，最后送到人家门口，又挑进屋，一颗颗码起来。跟现在送矿泉水一样，不过现在是电三轮，速度快，省力气。有时，是自己进一批煤，自己联系顾客，送过去。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家没几个钱能进起一批煤。所以基本还是给煤厂干活挣钱，拉一车煤，煤老板赚够剩下的，给大家分一点边角料糊口。

拉煤，完全靠力气吃饭。一架子车煤，上千斤，装成小土山一样。肩膀上把拉绳一搭，弓着腰，闷着头，全完靠人力往前拉。平路，好说。上坡路，也没个人搭一把，全靠自己，跟牛拉车一样，拼了命往上扯，有时挣的眼珠子滴血，有时跪在地上一寸寸往前挪。几天下来，肩膀上，脱了一层，拉绳刚搭上去，就疼。下坡路，车子有惯性，往前冲，得老用胳膊卡住车把，往起抬着，用车尾的刮圈蹭着地面，起到刹车作用。胳膊不能松，一松，车子跑起，便会人仰车翻。可胳膊老往起抬着用力，一天下来，就酸的不行，连个碗都端不起。

马猴和麦村出去的其他人，都能吃苦。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多脏多累，他们都穿梭在兰州城，用血汗之躯，喂养着城市的火焰。

当然，完全靠煤老板剥削后发的一点钱，日子是很难过得宽裕的，甚至半年下来，连个化肥钱都挣不够。这就逼得大家想出了歪主意。大家从煤厂把煤称好，装车后，拉出来，然后半路找个地，卸下一小部分，中间的煤，码的稀松一点。煤拉过去，买煤的人，看着差不多高，也不会数，卸下，码整齐就行了。这半路卸下的煤，就属于自己的，卖了，落的钱，装进自己腰包。

用马猴的话说，人无横财不发，马无夜草不肥。关于卸煤这事，马猴充分发挥了他河南人的聪明才智。别看他黑瘦，尤其拉煤以来，更是黑瘦成了一颗煤球，就连那颗大魇子都染黑了，浑身只有牙齿是白的，可他的脑瓜子是胜过麦村人的。麦村人老实、胆小、笨拙，稍微做点手脚，就心虚、腿抖。可马猴艺高人胆大，他深知半路卸煤的秘诀，他有时把一车煤卸掉一半，看上去还和当初一样，甚至更多，他叽里呱啦的河南话哄得买煤人屁颠屁颠，给他端茶倒水送啤酒。这也成了每个难得的消闲日子里，他在麦村人面前吹牛的资本。

在兰州不多几年，马猴就走在了麦村人前头。当麦村人还在为化肥、农药、孩子的学杂费、打春后看猪娃的钱、女人害病吃药的钱犯难时，马猴通过倒卖半路卸掉的煤赚来的钱，已经让腰包慢慢鼓了起来。他成了九十年代末期，麦村最有钱的人之一。

进入两千年以后，拉煤这副业进入了急剧滑坡期。最关键的是随着社会发展，老百姓生活好转，曾经做饭、取暖用煤，后来逐渐换成了电磁炉、煤气灶和小太阳、空调等。加之兰州城市污染严重，据说曾一度在卫星监测中“消失”，当地政府开始整治煤炭市场，关停了大量煤厂。这两者，无疑断送了拉煤人的饭碗。大家守着破烂不堪的架子车，等着零星的活。然后在某个晚上，七倒八歪的坐在滔滔不绝的黄河边，喝着廉价的黄河啤酒，闷声抽着烟，对暗淡不堪的前景一片忧虑。而唯独马猴在椅子上腰杆挺的笔直，品咂着啤酒，瞭望着灯火盛大的兰州城。

他是那么自信。他应该自信。就在一两年前，他已经意识到这一天的到来。煤被逐渐淘汰，用电替代，拉煤人将无饭可吃，这是必然。为此，他丢下架子车，开始转型，找了几个人，寻一些零碎的小活，当起了包工头，正式进军建筑行业。

某一年的腊月，人们趁着回家过年这个借口，揣着干瘪的口袋，黯然回到了麦村，这里面，也包括我父亲。临走时，马猴在他租来的一室一厅的楼房里，招待了这帮老乡。他提了猪头肉、白酒、花生米，供大家放开吃喝，他用河南人的划拳法，轮流打关，他眉毛上的魇子，焕发着光彩，像一颗十五瓦的灯，点亮在丛林里。最后，他把一屋子人，全放翻了，大家东倒西摊，呕天吐地，痛不欲生。唯独马猴，斜坐在茶几上，看着这帮所谓的老乡，出尽了洋相，他满意的笑了。

那一年过年，马猴没有回来。年后，麦村人，再也没有人上兰州拉煤搞副业去了。

赵翠叶，还在村里，守着两个孩子和十来亩山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有人开玩笑，说翠叶，这马猴过年不回来，估计进山当了猴王了。赵翠叶摘着裤腿上粘着的苍耳，咧着大嘴，笑着应道，他那副德行，要是能当上猴王，那我就成母老虎了。赵翠叶虽这么说着，轻描淡写，但这几年一个人受的罪大家都清楚。起早贪黑，秋种夏收，还有一堆家务，一头母猪，两头毛驴，两个娃娃，都要她操劳。

在麦村，如果一家两口子，其中一个常年不在家，留下的一个，守家务农，这个人就叫单膀子。在麦村人的意识里，男人和女人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胳膊，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一方不在，就是单膀子，不完整。单膀子人，操持一个家庭，多难场，可想而知。

赵贵子曾私下里说过，手大的女人命苦，脚大的女人走四方。他是暗指赵翠叶。因为他曾准确的预言过马猴的未来。我们对他这一次的预言，有所信服。

自从赵贵子预言大脚大手的赵翠叶必将离开麦村后，麦村人开始对她特别亲热，人们生怕有一天，赵翠叶走了，村子里再没有这个好女人，心里该是多么空落落啊。走在路上，人们跟她说话，口气很暖心。家里做了好吃的，会打发孩子端一碗。她家有重活，男人们会上去帮一把。在赵翠叶嘴里，人们得知，马猴已由原先带着四五个人的小包工头，变成了带二十来人的大包工头，一年收入少说几十万，最要命的是，他在兰州东岗，买了一套房。

麦村人已好多年没有见过马猴了。只有眉毛里的魇子，还在人们陈旧而黯淡的记忆里，闪现着。

麦村人已把赵翠叶当兰州人看了。她虽然还带着孩子守在村里，但离开是迟早的事。对于一个即将成为大城市人的人，人们对她客气极了。

直到数年后的一个秋天，白露过后，天气薄凉。马猴回来了。他依旧那么黑，但胖多了，眉毛里的魇子，泛着暗红的光泽，像一簇火焰，把麦村的巷道都照亮了。他套着宽大的西装，蹬着油光的皮鞋，回到了麦村，风光透顶。第二天，他把麦村所有的男人，请到他家，喝酒吃肉。人们放下农活、放下家务、放下仇恨、放下嫉妒、放下操蛋的日子，在秋雨绵密的上午开始，就放展喝开了。人们划拳、笑骂、争吵的声音，能把屋顶掀翻，能把沟壑填满，能把余生遮蔽。最后，大家都醉的七倒八歪，不省人事。作为成功者，马猴也醉了，倒在厕所门口，嘴里嘟囔着，衣襟上挂着呕吐物。

好多年以后，人们依旧怀念着那场酒，那是麦村多少年来唯一一次一村男人聚在一起喝的酒，真是好酒，醉的那么痛快那么彻底那么撕心裂肺。

几天后，马猴带着赵翠叶和孩子，离开了麦村。人们摸着眼泪，送走了他们一家子。秋雨婆娑，天地阴沉。马猴一家是最早离开麦村的人，人们心里空落落的，那么难过。

再后来，好多年好多年以后，听过马猴当了大老板，一次饭局上喝酒，过量，喝死了。麦村人派了几个代表，去兰州给他烧了一张纸。他的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深圳。偌大的兰州城，黄河日夜不休的兰州城，曾经拉煤的架子车染黑岁月的兰州城，只留下了赵翠叶一个人。

由于常年没有住，赵翠叶家的土房子，终究还是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