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的心理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有两多：多疑和多变。
君王多疑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由他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君王周围危机四伏，不可信的人固然危险，可信的人更危险，这就叫作“人主之患在于信人”。
臣子之所以要奴颜婢膝取得君王的信任，是因为屈服君王的权势，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窥觇其君心”，以求私利得逞。一旦“人主怠傲处其上”，他就要“劫君弑主”。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子”，乘人主之子“以成其私”；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妻”，乘人主之妻“以成其私”。请看，妻子如此近，儿子如此亲，“犹不可信”，此外还有什么人能相信呢？
君臣关系和一般的人与人关系一样都是利害关系。当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有利，他们希望君王长寿；当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不利，他们希望君王早死，如同制车子的希望人们升官发财，做棺材的希望人们夭亡一样，儿子因为母亲失宠而丧失了继位权，则“冀其君之死者也”，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的君王，“则身死见疏贱，而子不疑不为后”，则“冀其君之死者也”。历史记载，君王正常死亡居半，另一半都是被奸臣利用继承权之争而杀害的。
韩非认为“人臣有五奸”：一是滥用“财货”收买人心以取得声誉；二是广为“赏赐”将君王身边的人拉拢过来；三是潜心结党以扩大势力；四是任意赦免罪犯表示有生杀予夺之威；五是身穿华艳的服装，口发狂言怪论，受人财货评论是非，以“眩民耳目”。这五奸，为“明君”所疑，为“圣主”所禁。但是，由于人臣玩弄了权术，而使“主不知”。这才是最危险最可怕之处。所以，君王要小心提防并以君王的权术对人臣的权术。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周主丢失“玉簪”，命令“吏”寻找，过了三天还未找到下落，而周主自己另派人在“家人之屋间”找到。因此周主训斥吏说，你们找了三日“不得”，我令人找，“不移日而得之”，我知道你们不忠于职守，“于是吏皆耸惧，以为君神明也”。这个故事不一定真实(在历史上类似这样的事未尝没有)，但说明了君王猜疑、提防臣子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韩非列举君王对臣下的猜疑种种：与君王议论大臣，有离间的嫌疑；与君王谈论左右侍从，有炫耀自己权势的嫌疑；夸耀君王之所爱者，有找靠山的嫌疑；谈论君王之所恶者，有试探的嫌疑；说得直截了，有笨拙的嫌疑；说得细致周详了，有琐碎的嫌疑；陈述简略，有胆怯的嫌疑；畅所欲言，有傲慢不恭的嫌疑。嫌疑引起杀身的危险，杀身往往因嫌疑所致。所以，韩非又将这种嫌疑称之为“身危”。“身危”又有种种：无意中点破了君王内心的机密者，“身危”；察知君王借一种公开的行动以掩饰内心的另图者，“身危”；猜测到君王内心谋划，事泄遭疑者，“身危”；与君王情感不深而进言奏效或不奏效者，“身危”；借宣扬“礼义”，以抖出君王的毛病者，“身危”；谋略得当君王独占其功而知其谋者，“身危”；要君王做他不愿做的事，要君王停止他所示愿的事，“身危”。时时处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嫌疑，每一嫌疑都会引起君王心理的变化，众多的嫌疑就决定了君王的心理复杂多变。一时晴一时雨，诡谲莫测，今天将你视为功臣，明日将你以仇人而处之；今天将你视为君子，明日将你以小人而弃之；今天将你视为正直可信者，明日将你视为虚伪奸诈者；今天对你以师事之而言听计从，明日对你恨之如仇下狱处死；今天爱之不愿你稍离左右，明日恶之，驱你于千里之外；今天信之，愿将江山托付于你，明日失宠，千里河山无你立足之地。与这样的君王最难对话，最难相处，动辄得咎，言辄得咎，时时处处使人有恐畏感，有危险感。故人云：“伴君如伴虎。”君王既要利用臣子又不信任臣子，臣子既要依靠君王又畏恐君王，这种微妙的关系，就决定了君臣之间要玩弄权术了。法、势、术的术，主要是一种权术。《韩非子·奸劫弑臣》载：“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这说明术不完全是权术。这种权术，有的用在内政上，有的用在外交上，更多的是用在君臣之间。君对臣用权术，臣对君也用权术。臣子用术来对付君王喜怒无常复杂多变的心理。臣下向君王进言，如何既能自由驰骋自己的意思避免杀身之祸，又能进一步取得信任重用呢？韩非曾为此列了13条说君王之术。第一，进言者应夸赞君王自己认为得意的事情，掩盖他认为羞耻的事情；第二，君王急谋私利，进言者应将私利说成合乎公义，并纵容他大胆去干；第三，君王有卑下的念头，想干而又有所顾忌，进言者就要故作姿态，抱怨他为什么不去干；第四，君王想做实际做不到的事，进言者不要硬顶，而是揭示这件事的缺陷，称赞他不去做的明智；第五，君王想要夸耀自己的才智，进言者就应为他自逞才智提供依据，而又要假装不知道；第六，进言者要为人说情，既必须用好的名义加以阐明，又要暗示此事合君王私利；第七，进言者要劝阻君王做危害社会的事，不仅要说明做此事定遭议论，而且还要暗示此事有害于君王本身；第八，假如君王不喜欢露骨的赞誉，进言者就赞誉与君王思想行为相同的另一个人，借以达到间接赞誉的目的；第九，假如有人跟君王有同样卑污的行为，进言者必须毫不含糊地加以掩饰，说他没有什么过失，借以达到间接为君王饰非的目的；第十，假如有人跟君王一起遭受失败，进言者必须否认有什么失败，借以间接挽回君王的面子；第十一，君王在夸耀自己的能力时，进言者不应劝他做办不到的事，以免让他露马脚；第十二，君王自以为勇于决断，进言者就不要揭他在这方面的短处；第十三，君王自以为谋略高明，进言者就不要扬出他在谋略方面的失措而使他困窘。韩非这十三条说君之术，都是教人学会讲假话讲违心的话。除个别条是婉言规劝君王不要干不利于社会的事外，其他或者是为君者讳，或者纵容君王谋私。不敢揭露君王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尽是迎合和助长君王的虚荣、骄横、独尊、自私的意识。当时，韩非为法术之士献这些说君之术是为了实现“振世”的宏图，即使如此，这些手段也是卑劣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时是崇高的目的、卑劣的手段；而更多的是卑劣的目的、卑劣的手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专制主义制度下的君臣关系。连韩非都说，这是要求人臣以役仆的身份讲“宰虏”之语言，甚“污”，甚“耻”，只是不自以为“耻”而已。《韩非子·说难》载：“此非能仕之所耻也。”韩非倡导这种臣下对君王或君王对臣下的术，可以说完全是法家学说的糟粕，是专制主义制度派生出的污垢。一边是操有生死予夺之权的君王，一边是无生命财产保障的臣下；一边是至高至尊神圣不可侵犯，一边是在苟且偷生下求贵求富。这些君臣之间的极不平等的关系，迫使臣下向君王阿谀奉承、讨好，讲假话、讲违心的话，即使是真实的思想，也要通过假话、违心的话表现出来，因为臣下随时随地一言一行都怕触犯了喜怒无常的君王。喜怒无常是专制主义君王的特有的性格；假话、违心的话是专制主义臣民的特有的语言；这种性格、语言都是特有的心理反应。总之，这种性格、语言、心理都是专制主义的产物。
书 名：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著 者：谢天佑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5月
谢天佑（1932—1988），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江南地区史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中国农民战争简史》等。
本书是一部古代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态史，堪称古代官场现形记；也是一本史实和评论俱佳的历史小品。书中以中国古代君臣关系、臣民心理为切口，剖析专制主义的内涵，以批评的笔触，呈现出专制主义的产生过程、权力结构的确定，以及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臣民心态的种种表现。
作者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以读史札记的形式，分析从先秦至清代君臣间的心机和智术，以及忠臣义土的应对苦心，别善恶，寓褒贬，辛辣精准地揭示了制度之弊如何激发人性之恶。史论结合，展示了古代朝堂上的生存法则，以及集权政治下的君臣博弈。
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谢天佑同志很快步入“历史心理学”的门槛，从个别到两千年臣民心态的分析，给研究中国历史增添新的养料，做了学术上的开垦工作。
——陈旭麓，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元勋之一。
谢先生并非仅仅是一位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学者；他是一位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知识分子。和许多他同时代的，包括作家巴金先生在内的“仁人志士”一样，谢先生用重千斤的史笔，为我们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邵勤，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教授，曾任哈佛大学瑞德克里夫高级研究院和德国洪堡大学的研究员。
“史笔千斤重”：谢天佑先生著作集总序
序言
一 无秩序中的秩序
二 主宰一切
三 喜怒无常
四 攀龙附凤
五 明争暗算
六 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七 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八 做“良臣”，不做“忠臣”
九 苦心支撑，力避嫌猜
十 失掉后台的改革者
附录
一 “君主制”与“君主专制”——答洪家义同志
二 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读《说苑·君道》
三 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
四 陶渊明“猛志”的继承与变异
五 郑板桥的怪
后记 谢天佑先生著作集编纂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