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一百年的历史迁流
偶从琉璃厂古旧书市购得一册黎锦熙、王恩华合著的《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民国廿六年（1937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出版。此书为研究近现代以来中学语文教材历史流变的重要资料，价值自不待言，然出版后似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以后也无再版，原书存世数量稀少，故有必要作一介绍。
1932年，为纪念北平师范大学三十周年校庆，黎锦熙先生作过一篇《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文中收录1908-1931年间出版发行的六十余种课本，参以“四库提要”体例，逐一作提纲挈领之介绍。题曰“三十年”，是为纪念师大建校三十周年，若以收录教科书范围计，“实不过二十六七年耳”。（该书《引言》）
关于编纂此篇的用意，著者于《引言》中这样解释：“其一，站在教育的立场上说，须知这些书的势力，把二十多年以来青年们对于本国文字与文学的训练，和关于本国文化学术的常识，都给支配了；这是他们必读而又仅读的书，简直是取从前'四书五经’而代之……假如不作（此书目），中国还能有教育史吗?”
“其二，站在著作家和目录学的立场上说，类于'大题文府’'小题正鹄’……一流的书，从《四库总目》到《书目答问》乃至各藏书家的目录都不收，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缺点。”
他认为中国语文教材是青年的必读书，内容关系至大，不能不加以研究。他主张“举凡六百年间，科举未废以前的八股、试帖、经义、策论诸选本，和学校既兴以后的小学中学各科教科书”，都是教育史上切实的资料，都有整理和研究的必要。他认为旧的“四库”分类方法不够，应另设两库：宋元平话、元明至今的戏曲、白话小说等，一律列为“第五库”———即“民众文艺”，它是文学史上重要的材料，其影响可以转移一代作风。而教科书等“儿童到青年的读物”，则可列为“第六库”———“它的影响可以形成一代的社会风习，政治思想，是教育史上绝不可少的材料”。非如此，“教育家固然丧失了一些教育史上的切实资料，历史家也缺少了一些学术史上的参考资料。”
若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刘师培编、国学保存会出版的第一套《中学文科教科书》（注：黎著将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由林纾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国文读本八册》作为近代以来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似不确）算起，迄今为止，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纂工作已走过了将近百年的风雨历程。纵观百年来的风云际换和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变革轨迹，我们不能不对黎锦熙先生当年提出的观点表示深度认同。所谓“笔墨当随时代”，具体到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似乎更是如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教育，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人才，时代的光影往往为教育打上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又主要是通过教科书这一媒质沁入一代人的心灵，及至学生长大成人，又渐渐衍变成为一代人共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鲜明的时代征候和社会风气，甚或影响子孙后世，其教化作用可谓至大矣。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听人这样说———我是哪代人，我们那代人当时受的是什么教育———这里所说的“代”并非简单的年龄分别，更主要是教育内容上的区别，在众多教育内容当中，作为本国母语读本的语文教科书对青少年学生心灵的塑造和影响又是最重要的。
清末，科举废，学校兴，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学堂）教育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坊间始依钦定课程编印国文教科书。中学以上，所选大率为'应用的古文’（胡适氏用以称桐城派者）”，这一阶段，教科书编者都是当时的“硕学鸿儒”，如刘师培、林纾、吴曾祺等人。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五四运动，至“新文学兴，部令改小学国文为国语，于是语体文始得在中学课本中占有相当之地位；即选古文者，亦渐具文艺的眼光与整理国故之新头脑”，特别自1922年实行“新学制”后，“坊间乃竞出新课本”，反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话文学作品，如鲁迅的短篇小说、郭沫若的新诗、周作人的小品文、冰心的散文和小诗，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论文和演讲等大量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语文教科书气象为之一变。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有洪北平编《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沈星一编《初级中学古文读本》（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出版）；顾颉刚、叶圣陶、范祥善、吴研因、周予同等编《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等，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供学生选读的“文选”，如《学生国学丛书》、《近人白话文选》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语文教科书，基本由民间编辑、教育部审定后颁行，思想钳制较少，学校选用教科书的自由度亦大。
1927年后，国民党政府提出“以党建国”，“训政开始”，教科书面目为之一变。1928年春，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定初中入学考试不得考文言文，文言文在语文教科书中的比例遂大幅降低，逐步形成现代语文教科书的编制系统。同时，“小书店蜂起，活页文选盛行，编纂体式，又各出奇而竞胜焉。”这时期出现了不少有特色的教科书，如朱剑芒编、徐蔚南校的《高中国文》（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此书编法奇特，以“问题研究”、“文学史”、“文学概论”为三大重心。“又于每种实例前，先说明其类别及所代表之主义，每本卷末附作家小传”，黎氏认为，“此书编法，系统分明，有特创处”；再如夏丏尊、叶圣陶编的《国文百八课》（开明书店1935年出版），这套教科书选应用文和说明文比较多。语体文中记叙文居多，且多为后世传颂的名篇，如《孔乙己》、《背影》、《最后一课》等，由此可见编者的眼光。这套教科书对于语文教科书编写科学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对此后语文教科书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书后半部分，是王恩华先生于抗战前夕对黎著《书目提要》所作的补编，题为《国难后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收录范围是自1931-1937年间，可惜这以后，再未见人系统续写这部著作。黎、王两位的合著是这一领域的“发轫之作”，反映了百年来中学语文教科书建设最初时期的历史风貌，然而此后教科书的变革，则更为精彩丰富。如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加强思想钳制，取消一直沿用的教科书“审定制”而改成“部编制”，统一筹划和组编中学语文教科书，在教科书中编入大量“党国言论”、政界要人的文章讲话，大大削弱了国文教育，使国文教育出现了倒退的现象；建国初期以陕甘宁边区教科书为蓝本，配以大量的革命故事及配合政治宣传的时文，对语文这门课程作为语言工具的性质重视不够，及至1958年，在没有教学大纲的情况下，为适应形势仓促编成的语文教科书，现代以来的作家作品除鲁迅外基本不收，所选课文绝大部分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文，这些历史教训，都令人深思。
“文革”期间的语文教科书是一种什么样子，这是大家都清楚的，这里可以忽略不提。“文革”结束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包括中学语文教科书。1978年开始试用，1979年初，高中全套教科书编完，1982年修订。教科书突出训练重点，按单元组织课文，选文多是名家名篇和久经教学考验的传统课文。这是语文教科书重新走上正轨的开始，此后自上世纪80年代起，语文教科书迭经修订，内容渐趋完善，体例更加清晰，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
梳理百年教科书的演进轨迹，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能够发现规律。教育的改革既要追随时代的发展，又要防止过度功利化的现实倾向，更不能断然割裂历史，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应该本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审慎地选择教育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因为这项事业不仅关乎我们的现在，更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来源： 《人民政协报》 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