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历史上唯一被“诛十族”的大儒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

方孝孺认为谋划天下大事的人易犯的过失：常常谋求解决困难的问题，而忽略了容易的问题；防备那些令人惧怕的事情，而遗忘了没有怀疑的事情。

然而祸患常常突发于忽略的问题上，动乱常常爆发于不值得怀疑的事情上。

为了具体说明谋划天下大事的人易犯上述过失，方孝孺历数和分析了从秦朝至宋朝的“前车之覆”。

秦始皇在扫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以为周朝的覆亡是由于诸侯的强大，于是变分封制为郡县制。正在他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刀枪入库，皇位可以代代相传、万世不绝的时候，不知汉高祖刘邦已兴起于乡间，最终灭了秦朝。

汉朝皇帝鉴于秦朝皇帝孤立无援，于是分封子弟为诸侯王，以为靠同姓诸侯王血缘关系的维系，汉朝可以传之久远不会发生变乱。哪知吴、楚等七国起而谋反，问鼎朝廷。

汉武帝、汉宣帝以后，分割了诸侯王的封地，使其势力削弱，以为从此天下无事，哪知王莽终于篡夺了汉朝的皇位。东汉光武帝刘秀从西汉，曹魏从汉朝，晋朝从曹魏，吸取了败亡的教训，采取了防范风险的措施。

然而，东汉、曹魏、晋朝的灭亡都是出于防备的事情之外。宋太祖鉴于五代藩镇势力之大，足以胁制国君，于是解除了禁军将领和藩镇的兵权，使他们易于控制，而不知自己的子孙终于被敌国所困扰。

方孝孺接着说：上述这些人都有超人之智，盖世之才，他们对于安定和动乱、生存和覆亡的迹象，不能不说思考周详，防备严密，但他们谋划了这一方面，祸患却从那一方面发生了，最终招致动乱和灭亡。

这是什么缘故呢？方孝孺回答说：“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他认为，人们在谋划时，能够想到的，是人世间本来就应当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只能“谋人”；人们的智力所达不到的范围，那是“天道”，而属于“天道”的范围，人们是不能谋划的。

在今人看来，方孝孺的上述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但这并不影响《深虑论》的深刻性和警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