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了婚的女人，唯一的价值就是去风俗业”：这场算计，从结婚前就开始了
你能想象，疫情以来，日本自杀的人数，已超过新冠死亡数了吗？
其中，男性自杀率增长约22%，而女性增长竟高达83%，是前者的四倍。
4次自杀未遂的小林惠子在采访中谈到：
“日本一直忽视女性。当发生不好的事情时，最弱的人会首先被社会淘汰。”
疫情时代，她们身处怎样的绝望之中？
最近，日本NHK电视台，将视角对准了这个被忽略的暗角，推出《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扩大的性被害与生活苦》。
从节目中我们看到：
疫情失业的人群中，竟有7成是女性，同时，新职位比去年少了3成。
无奈，风俗业成为她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然而，风俗业也同样萧条。
于是一种更加危险的灰色产业在疫情中蓬勃发展——“爸爸活”。
也就是通过社交媒体结识男性，吃饭约会以获得酬金。
然而，脱离了酒吧、风俗店等场所的“保护”。
性暴力的黑手，开始肆无忌惮地伸向这些女性。
一位受害者害怕地说：“被拍摄，被强迫，拒绝采取避孕措施，甚至也有出血的时候。”
是日本的女性不够努力、自甘堕落吗？
答案并没那么简单。
今天，壹心理就和大家来聊聊：无法逃离的“女性贫困”。
三重锁链， 一步步将日本女性逼向了“风俗业”
在“疫情对女性影响及相关问题研究会”中，担任主席的教授白波濑认为：
“女性当下困境，其实源于迄今为止的结构性问题，在疫情中统统浮上水面。”
她们面对的，是精妙设计的连环套。
第一重锁链，是男权社会中常见的职场性别歧视。
NHK节目《女性贫困》中的数据显示：
2013年，工作中的非正式雇用，已经达到38%以上。
其中女性就占了70%。
可即使是正式工，女性的平均年收入折算下来，也不过20万人民币，远不及男性的30万元。
你敢想象吗？ 80%年轻女性正式工，都处在贫困线以下。
那婚姻，是不是一条还可以的退路呢？
就像那句老话： “女性不管怎么玩，最后结婚靠老公养活就行了，多轻松！”
面对职场中不平等的机会、薪酬和晋升空间，成为家庭主妇，好像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然而，“雷”恰恰埋在这里：
危机出现时，她们同样会被最快地抛弃。
文章开头那位女性，为什么非要做“爸爸活”？
就是因为疫情，老公收入锐减，于是一张口就是辱骂，生活费也停了大半。
可她还有两个孩子要吃喝拉撒。
没办法，结婚就当了全职主妇的她，只能这样做。
你可能会问： 反正都是一个人养孩子，忍着干嘛，离婚不好吗？
这就要说到第二重陷阱：单身女性无法逃离的困境。
你根本无法想象，单身女性，在日本有多么寸步难行。
2011年，就有统计数据显示：
20岁到64岁的单身女性，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陷于贫困；
而单亲妈妈，更是每两个就有一个在贫困线下。
孩子未满18岁的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约38万人民币。
而单亲妈妈的平均年收入，竟然不满12万元。
其中， 约80%二十多岁的单亲妈妈，年收入更是不过6万。
惊人的数字背后，是一对对相依为命又看不见明天的母子。
NHK纪录片《女性贫困》中，35岁的桥本礼子独自抚养3个孩子。
5年前，前夫对孩子施暴，她只得带着孩子，半夜出逃。
生活就此滑向贫困的深渊。
打4份零工，养3个孩子，每个月只能休息2天，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整整5年。
她们还能怎么办？还能往哪里去？
只好乖乖落入第三个陷阱：风俗业。
在日本，上世纪50年代颁布的《卖春防止法》，禁止了直接的OOXX。
同时，也催生了陪聊、膝枕、拥抱、用手用口等花样百出的“风俗业”。
据统计， 日本约有30万女性风俗从业者，相当于每20个女性之中就有一个。
每年的风俗业产值，更是高达500亿美元，占GDP的1%。
性别歧视、女性低收入和风俗业，像一重接一重的大山，将女性牢牢镇压在贫困之下。
除了少数幸运儿，为男性提供边缘性服务，似乎成了普通女性的唯一退路。
风俗业， 全方面为单亲妈妈提供托育援助
相对单身女性， 单亲妈妈还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育儿困境。
她们的孩子，往往难以进入公立幼儿园，而私立园又太贵，负担不起。
于是，为单身妈妈“量身定做”的风俗店出现了。
“风俗店”的招聘网站，乍一看，甚至像是 育儿援助网站 ：
“欢迎单身妈妈。”
“宿舍与托儿所设施齐全。”
“既可以赚生活费，也可以多陪陪孩子。”
如果指望政府机构提供托育支持，需要跑好多部门，提交各种手续，还很难被批下来。
风俗店却不同，他们和民办托育机构直接签约，24小时开放托儿服务。
有的，甚至会自己掏钱建托儿所。
除了硬件设施的完备，风俗店还提供各种精神上的安慰。
三上的店里，如果遇到单身妈妈疏忽孩子的情况，签约的托儿所会直接给三上打电话。
接着，三上就会陪伴妈妈去托儿所，问问她有什么困难，嘱咐她要照顾好孩子。
不仅如此，他还不允许女性长期干这行，总是督促她们定下工作期限和攒钱目标，早点上岸。
不怎能赚到钱的，风俗店还会给她们介绍“正当”的兼职。
可以说，保障非常完备了。
节目《Close-Up现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性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实的安全网，从工作、住宅到患病儿童的托管无所不及……
这可以说是社会保障的溃败，性产业接手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在支撑着她们。”
不得不说，讽刺至极。
比贫困更可怕的，
是看不见的贫困
谈到贫困，谈到风俗业，或者女性因贫困进入风俗业，总能听到这样一些言论：
“自作自受”；
“躺着就能挣钱，还有什么不满足”。
然而，女性贫困，绝不是轻飘飘一句“不够努力”“好逸恶劳”就能带过的。
其本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那么，贫困，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固化下来的？
在《女性贫困》中，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在网吧住了整整两年。
节目播出后，一位大学老师打去电话，说： “这个内容我无法接受，在网吧住一个月，花销也并不少，说她穷不是很奇怪吗？”
节目组想了很久，回复说：
“采访中，许多女性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并不觉得合理。 贫困，不仅是指没有钱。 她们有的在儿童时代，连正常生活的方法都没学会； 有的受到家暴，只能在不利的条件下生存； 有的因为抑郁等各种原因，连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都没有。”
物质贫困背后，是其它更层次的“贫困”。
首当其冲的，是观念贫困。
19岁的小花是个办公室文员，与新宿认识的“牛郎”奉子成婚。
“牛郎”工作的收入，并不稳定。
可“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影响甚深，加上老公一再劝说。
小花还是辞去工作，照顾家庭。
谁知，老公婚后沉迷赌博，无奈之下，女孩只能离婚。
21岁的单身妈妈，带着快2岁的孩子，小花再也没有坐办公室当文员的机会了。
除了风俗店，她已无处可去。
其次，是信息贫困。
寄身网吧的彩香一家，在节目组的帮助下，给两个孩子申请了援助。
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称之为住处的地方。
在那位不解的大学老师看来，这些援助信息，在网上搜一搜不就行了吗？
然而，得到援助之前，彩香一边读书，照顾妹妹，安慰曾抛弃过她们的妈妈，还要一边不停打工补贴家用。
对一路独自挣扎的贫困女子来说，社会援助根本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尽管救援“虽迟但到”，可日复一日的贫困，已对彩香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摧残。
她常常失眠，食欲不振，因抑郁几次住院。
采访过去一段时间后，节目组再次见到暴瘦的彩香，感慨： “原来她在那种状态下，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最后，是教育贫困。
不论是小花，还是彩香，在贫困问题中，我们总能发现一种“贫困的代际传递”。
日本的援助人员表示：
“孩子们从小就看见父母即使不劳动也有一定收入，因此不明白为什么要工作。 即使他们顺利找到工作并有了固定收入，也很难逃脱来自父母的精神支配。”
19岁的小希在风俗店上班，正怀着孕，而这已是第二胎。
她成长于单亲家庭，妈妈不停地换男友，靠着男人生活，根本不回家。
小希小学就很少去学校了，她总是一个人在家，靠妈妈留下的钱维持一两个月的生活。
记者问她是否有什么梦想。
她面无表情地小声说： “最近周围一些帮助过我的人在30岁之前都相继自杀了，我也无法想象我的将来。”
这些事，看起来离普通人很远很远。
然而，一场疫情，让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贫穷其实离我们很近。
29岁的由利女士，疫情前是一名合同工。
失业至今，桌上堆满了电费、租金等催缴单。
她仔细拍下5个衣架的照片，在二手网站上卖掉，换来100块钱，换来几天的维生。
她不工作吗？
白天，她在小钢珠店打工；晚上，去风俗店兼职。
她不努力吗？
繁忙的工作之外，她梦想着当一个手语翻译，有时间就会练习，然而她自知那样的工作机会不会轮到自己。
她没受过好的教育吗？
她读了大学，然而大学期间妈妈去世。
学历带来的，不是一份足以维生的工作，而是无法偿还的助学贷款。
她低声说： “想要过上普通的人生，普通地就职，普通地工作，想要变成理所当然的大人模样。”
多么无奈。
写在最后
这一切，并不仅仅是日本社会的问题。
联合国妇女署报告《从洞见到行动：2019冠状病毒病背景下的性别平等》显示：
在亚太地区，疫情导致了35%的男性收入下降。
而这一数据在女性群体中，却有50%。
疫情之前的世界，女性负担育儿、做饭洗碗、打扫等无偿劳动，约为男性的3倍。
具体的倍数，在日本，是4.8； 在中国，是2.6。
妇女署副总干事安妮塔·巴蒂亚表示： “我向你们保证，疫情之后，这一数字至少翻了一倍。”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甚至是放大了不平等的男女权力，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不平等的就业及教育机会。
正如《疫情下的日本女性》指出：
“从“爸爸活”这个名字就能看到，女性是处于被男性利用的位置。
所谓是女性自作自受的言论，不过是试图把对男性有利的社会正当化的说辞。
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推卸责任、糊弄过去，而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怎样才能实现平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