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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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生长于美国的90后华裔女孩，喜欢钢琴、游泳，是个典型的学霸。2011年考入美国名校杜克大学读脑神经专业时，从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这些词。直到高中毕业，她的中文几乎是零，到杜克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2014年暑假，20岁的她踏上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这位中文尚不流利的ABC女孩，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她只身纵横中国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那一代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的历史做出了感人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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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用 基 访 谈
访谈者：安娜(Anna Quian)
访谈时间：2014年6月7日上午
访谈地点：上海浦东机场附近地质博物馆
在上海做访谈的时候，他总是拿着摄像机或是照相机记录着所有活动的瞬间，被称之为上海知青活动的忠实记录者。为了这次访谈，他特地从家里找出当年做赤脚医生时的药箱，并背着和我一起合影。面色红润的他保养得很好，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他已经年过六旬，也无法想象这位上海老克拉，曾经在新疆尉犁县度过了长达十多年的青春岁月……
安娜：您是在哪里插队？
麦永基：我是1966年到新疆去的。那时候中学还没毕业，反正文化大革命了嘛，也不读书了，就跟着年龄比我大一点的人，他们说到新疆去，就跟着到新疆去了，去的是在新疆尉犁县的农垦二师。
去新疆主要是看重有军装发，那时候兵团都发军装的，除了领章帽徽没有以外，就发一身军装，所以跟着去了。我去的时候前面已经有很多批去过了，第一批是1963年开始到新疆去的，我是最后一批，1966年去的。到了新疆之后，在大田里面劳动了一年，也可能是表现好，也可能是其他什么原因，就把我抽到团卫生队了。那时候我们没有医院，兵团是算部队编制，都叫卫生队，抽到卫生队从当护士开始学，打针啊，发药啊，干这些事情。
安娜：那年您几岁？
麦永基：那年可能只有16岁，因为我到新疆去的时候才15周岁。在卫生队里面什么事情都要干，照顾病人啊，后来跟着医生查房，跟着他们一起学，进一步的又把我送到师部医院去学习，进修了半年多。回来之后就自己开始干全科了，有一个主治医生带着我，开始查房，开始写病例，阴性病例，阳性病例，就开始跟着他看这些东西了。在团卫生队里这样子陆陆续续也干了四、五年，后来连队需要卫生员叫我去。因为我们的连队跟团卫生队离的很远，有十几里路，二十里路也有，因为新疆的范围很大。我们的点也多，主要有一些牧养点，放牛的，有些机耕队，有些是种菜的，种瓜的，都分散的很，离团部很远的。
到了连队以后就当卫生员，因为我们离团部有将近十公里路，到了连队之后就给我出难题了，他们那些生小孩的都不愿意去卫生队生，都要在家里生，我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接生过。后来我把我们团的助产士请过来，到我连队里来让他接生一次，手把手教我，应该怎么处理脐带，产包怎么消毒，很系统的在我面前做了我一遍。这一遍教好之后，就开始放手让我自己干了。从那时候开始，陆陆续续的，难产也处理过，顺产也很多，我在新疆那么多年，可能接生的小孩有一百多个人。就跟着助产士学了一遍，其实也很冒险的，我自己想想也后怕，真碰上大出血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特别是胎盘剥离的话，如果剥离不好，整片给拉下来，你拿棉花堵都堵不住的。
其实我自己想想也挺后怕的，还好在我行医的那段时间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也没有一起投诉。因为平时，一个是消毒这一关我自己把得挺严的，一定要高压消毒，一定要半个小时，这是最起码的，因为医疗器械用了之后，给你用的注射器不能再给他用。有的连队卫生员就偷懒，换个针头就行了，反正就这么一圈打下去了。我的连队职工有二百多个，家属小孩加起来有四百多人，就我一个赤脚医生。在连队里不管什么时间叫你，你都要随叫随到，这是最起码的。这是我们医务人员的道德问题，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在连队里面做赤脚医生，365天必须是出全勤的，没有一天你可以休息，我今天不舒服，我说我休息了，人家上门叫你出诊，你不出诊，是不可能的。在连队里面，特别是农忙啊，春耕啊，收割啊，你就要到地里，背着药箱，跟他们一起干，他们干什么活，你也跟着一起干。虽然没有给你下任务，下指标，像割稻子，割麦子，人家割一亩多，我一亩多割不了，我割三四分地可以，或者他们在前面割，我在后面帮他们捆捆，也可以。在田里面尽量帮他们做一点，当时如果有中暑的，或者割伤的，或者被虫子咬伤的，毒虫咬伤的，可以及时处理，及时包扎。
在连队里面除了治疗以外，防病治病也走的比较前面，如果现在流行痢疾，我们会在连队里面给他们熬中草药，预防痢疾，预防感冒。这些药汤都是靠自己，平时一方面采集一点中草药，有的当地没有的，我们买种子回来，自己种一点中药，就是常用的，种了之后，需要用的话，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处理了。因为边境地方和农村差不多，都是缺医少药。
安娜：您那个农场在新疆什么地方？
麦永基：我在新疆的，从地理环境上讲叫做新疆尉犁县，靠近库尔勒，离库尔勒160公里，在塔里木河的边上。
安娜：农场都是知青吗？
麦永基：农场和农村的区别是，所有的农场知青叫兵团战士，农村知青叫下乡知青，但都是种地，农场和农村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知青，我们一个团上海知青有两千多人，从1963年一直到1966年，我是最后一批到新疆去的，有两千多个上海知青。
安娜：您接生的小孩都是知青的小孩，还是当地人的？
麦永基：也有当地职工的，也有知青的，也有当地维族老乡的，都有。当地的维吾尔族，因为他们牧民游牧的，有时候经过了，需要看病了，都会找我。
安娜：他们对您的医疗技术相信吗？
麦永基：对，他们很相信我们汉人的医生，都说亚克西，亚克西，就是很棒的意思。
安娜：您干了几年？回上海还做医生吗？
麦永基：我从到新疆去，第二年开始干，一直到回上海，在新疆一共待了15年，赤脚医生干了有14年，一直到我1980年顶替回来，就是父亲退休，我可以顶替，就回来了。
回来这一行就扔掉了，因为你到上海之后，上海顶替是你父亲干什么，你就到他单位干什么。我虽然是学医的行医的，但我在新疆那边也没文凭，也没有考过执照什么的，回来就没办法再干了。
安娜：那边当地少数民族也没有自己的医生，或者医疗方面的人？
麦永基：几乎没有。只要我碰到维族老乡求医，我都给他们看病，因为他们是以放牧为生，搬草场的话，会路过我们这边，大人小孩生病了，或者发烧了，就会主动来找我。一般这些都是免费的给他们处理，不收一分钱的，都是免费的，当时也没有可以收费的项目。
安娜：您当赤脚医生是挣工分还是工资？
麦永基：我们是兵团，没有工分。我们刚去新疆的时候是这样的，按部队编制，实行供给制，月薪分3块，5块，8块，即第一年拿3块，第二年拿5块，第三年拿8块，就是每个月这点生活费，买点牙膏，肥皂，洗衣粉这一类的，真的要抽抽烟就不够了，就这点钱。到三年之后就开始给你核定工资，给你定级，我当时还算好，定的医务，开始拿医务人员的工资了，比一般的农工要高一点。
安娜：你们队里有多少人？
麦永基：400多人。
安娜：就您一个医务人员？
麦永基：对。
安娜：还要参加劳动？
麦永基：对。
安娜：那您很少有休息时间？
麦永基：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一年365天。不要说白天晚上都有人找我，因为很多放牧点离连队很远，他们如果谁有病了，就派一个人骑着马过来叫你，你就得立刻去，让他自己走回去，我骑着他的马往他那里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药箱都是很轻便的，往身上一背就行了。
安娜：是皮箱吗？
麦永基：皮的布的我都有，我们也配了大的皮箱，两层的。我第一次骑马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了，皮箱子里面的东西全部摔光了，找也找不到，一路上撒掉了。
安娜：您刚才说的预防感冒，用什么药预防？
麦永基：预防感冒我们用板蓝根，那时候板蓝根是比较土的，但有一点实效，我就用板蓝根烧汤给他们喝。
安娜：新疆有很多植物，有土方子吗？
麦永基：土方子我没有。因为新疆当地的中草药不是很多，除了自己种一点像曼陀罗，红花之类的。
安娜：其他的医疗，比如打针的那些药，是发的吗？
麦永基：每个月我可以到团卫生队去领，用完以后就可以领。但不是给你无限的用，也限制你。比如给你一瓶ABC，一个月给你500片，你用完了是你自己的事，就不会管你那么多了。那时候农场的医务室很简陋，进去门以后，就是一排橱窗，上面放着什么什么，消毒水什么的，里面就有一些小的槽，很简陋。
有一点我说出来你可能还不相信，我从到新疆开始，一直到我回来的前几天，就是回上海的前几天，才刚刚有电灯，我待的连队，全部是点油灯的，就这么辛苦。那时候电线没拉进来，十几年，只在团部卫生队才有电灯的，因为要做手术。
安娜：连队有吗？
麦永基：连队没有的。
安娜：您手术也做过？
麦永基：手术做过，一般的阑尾炎开刀、胃切除都做过，胃切除算大一点的手术，一般阑尾炎是经常做的，小手术。
安娜：自己一个人做？
麦永基：没有，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做手术，哪怕阑尾炎我也没有办法做，最起码要有两个助手给你拉钩，我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做。一般的缝合伤口，这个是太小的事情了，这是经常碰到的，你需要消毒一下，缝合针，缝合线，就可以自己缝了。
安娜：您从团卫生队到连队条件差别很大啊？
麦永基：对，从团卫生队到连队，当然肯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原来在团卫生队，我可以穿着白大褂，到了连队之后白大褂没有了，还要背着药箱，整天出诊，整天忙着处理日常的病号。当时是有点想不通，我本来想当护士，跟着医生，先学医生助理，自己可以当医生，一点点可以升上去。一到连队当了卫生员，你今后的机会就少了，再说到了连队里，光处理那些日常医务上的事都处理不完。有时候只能自己看书学学各个科，经常碰到的情况自己也学过一些，充实一下自己。因为我不是卫校、护校毕业的，有一定专门的医学基础知识，等于是半路出家，什么东西都要从头学起。但是让我最感幸运的是，我行医的十几年当中没有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也没有一起医疗投诉，就是说跟他们处的都很融洽。
安娜：真的了不起，您的心是很细的。
麦永基：我这个人是很仔细的，因为那种条件下拿错药是很有可能的，我医务室里没有电灯，就一个煤油灯，药品又长的都差不多的，倒出来的药片大小也差不多的。一定要很仔细，不仔细不行，拿错药肯定就给他吃错了，后果可怕。
安娜：您遇到的比较严重的病是什么？
麦永基：有一次比较突然的有一件事情，我有一个病号忘了是什么病了，一直在团卫生队打青霉素，后来从卫生队出院回到连队，就带着青霉素回来了，到连队来让我继续打。这个青霉素可能有两天还是三天没有连续注射，当时我跟他说，回来了找我打，我必须要做皮试，青霉素皮下试验是最起码的。他不情愿，我坚持要做一个，说如果你是连续打的可以不做，但你隔了几天没打了，你如果要我打，我必须给你做个皮试。结果我给他做了一个皮下试验，皮试刚打下去，他就摔倒了。很悬，我幸好没有一针青霉素下去，否则就要了他的命。他是被我急救活过来的，后来他还很感谢我，说还好你没有给我打下去。农场经常有病人拒绝做皮试的，但我一直坚持。
安娜：您做过最大的手术是什么？
麦永基：我做过胃切除。
安娜：那要缝很多针？
麦永基：那是小事情，缝针那是手术最起码的事情，哪个手术不要缝针？
安娜：生孩子也要缝针？
麦永基：剖腹产肯定要，就是顺产会阴都要缝合的，你如果生第一胎的话，下面裂到肛门口，都是用羊肠线缝的。
安娜：卫生室有多大？
麦永基：就一间，很小，十二三个平米。
安娜：您住在旁边吗？
麦永基：是这样的，一个房子中间隔断，一间是医务室，一间就是我家了，就是住在一起的，就是这么一间。
安娜：有没有记忆深刻的治病经历？
麦永基：有一次我在从乌鲁木齐回上海的火车上还接生了一个小孩。那时候是七几年，可能是1975年或1976年在回上海的火车上，喇叭里面广播有人要生小孩了，可能经过的那个地段人很穷，有一个女的30多岁，破衣烂衫的，手里面牵着一个，怀里还抱着一个，挺着大肚子，已经快生了，就是这么上的车。据说列车员曾阻止她，就怕她生在火车上面，不让她上车，她又是哭，又是闹，还是上了。因为我们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的火车，路上要走三天四夜，后来经过哪个站我不记得了，孕妇肚子疼了，羊水破了，广播里说有人要生小孩了，谁是医务人员请出来帮助。很急，我就去帮助了，他们一看说你怎么是个男的？我说男的怎么了？我也是干这个工作的，也接生过。好在火车上还有卫生包，有止血钳，剪刀，消毒的纱布，和缝合线，这些都有。消毒之后就开始给她接生了，已经见红了，后来还是给她很顺利的接生下来，是个儿子，那个女的高兴死了。我这时才发现，她原来带上车的两个都是女儿。后来列车长专门招待了我一顿饭，这一顿饭是那个时候我能吃到的最好的了，就是一个荷包蛋加面条，火车上招待我的，免费的。
安娜：您在农场的时候大家都很尊重你吧？
麦永基：对。
安娜：他们对您是什么态度？
麦永基：他们对我，就像亲人一样的，因为在新疆这个地方，相互之间你有困难我帮你，我有困难他帮我，相互帮助。因为我在那边体力不行，冬天要打柴火，我打不动，他们就帮我打柴火，找一大牛车，去上四五个人，到外面打一车柴火，结结实实一车拉回来给我，不让我操一点心。
安娜：跟您当赤脚医生有关系吗？
麦永基：那肯定有的，人家想和你关系搞好的，生病的时候你给他吃好点的药。他们有种的菜，或者好的东西，收下来第一个想的就是赶快给你送点去。
安娜：谢谢麦先生，给我讲这么多。您的谈话资料，我会用在研究报告和书的出版中，可以吗？
麦永基：可以，没关系。来，我们一起照个像。
安娜(Anna Quian)
1993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察逊市，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学和东亚研究双学位荣誉毕业生，现就读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