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有什么好纪念的？

       欧洲金靴 岂止足球

如果说金庸还有什么价值，那么或许就是其阶级立场的转变可以作为鲜活的反面教员，来给国家乃至国际过往的历史转向提供一个注脚。

曾经在《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中鲜明点触阶级斗争、反统治压迫的那个金庸，从《射雕英雄传》开始——准确地说，从他在1970年将郭靖黄蓉与秦老汉就地主豪绅压迫的对话整幅删除开始，金庸就已由左侧悄咪咪地挪步到了右侧。

那个时候，他早已经离开了《大公报》，转而办了《明报》，笔下的郭靖也早已经成了一个喃喃自语“我习武难道就是为了杀人吗”的一个抵触斗争、漠视社会阶级压迫的“小清新少年”。

也许80年代开始的一大票圣母式反战思维的萌新作品，其理论取源就是来源于金庸塑造的这个郭靖吧；又或者，是他1963年的那篇《宁要裤子，不要核弹》吧，漂过了深圳湾，就演化成了“造导弹不如卖茶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