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梅田| 北朝石棺床的使用场景与画像配置
李梅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李梅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的《北朝石棺床的使用场景与画像配置》一文是对北朝石棺床使用场景、画像石棺床形制与画像配置等问题的讨论。石棺床在墓室中起到营造礼仪空间的作用，可分为床榻式、围屏式、双阙围屏式三种形制，后两类带有围屏的石棺床上，围屏画像有四种配置方式，具有明确的叙事逻辑和主题，体现了北朝后期丧葬艺术的复杂性。
该文刊发于《东亚文明》（第2辑），全书收录于集刊全文数据库，目录附后。
画像石棺床是北朝时期高等级墓葬的一种奢华葬具，以精美的浮雕或线刻画像作为装饰，有的还加上了贴金和彩绘，画像的艺术水准相当高，也深具人文内涵，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用途、画材、技法与画像配置等的特殊性，研究者一般将它与传世绘画、墓室壁画等古代画迹区别开来，而与画像石棺、房形石椁等单列为一科，称为“石葬具画像”，讨论了这类石葬具的制作、粉本、画像配置与艺术表达等问题。不过，这三类石葬具的流行年代、形制和使用场景都有差异，应区别对待。本文拟对石棺床的使用场景、画像石棺床的形制与年代、围屏的画像配置等问题再作一些讨论。
考古发现的大多数棺床只是简单的砖台或土台，有的仅以几块稍高出地面的砖来承托棺木，只有较讲究的棺床才用雕凿精致的石板搭建，石棺床（尤其是画像石棺床）是高等级墓的一种奢华葬具。
棺床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作为坐具的床榻，围绕棺床的设置也多模拟床榻。汉至唐以前墓室中常见的墓主宴饮图，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室内场景，画中的墓主夫妇一般坐在帷帐之内，帷帐内外绘有供奉饮食的侍者和乐舞伎者，墓主的坐具就是长方形的床榻。图像中的床榻在汉代多是没有围挡的矮台子，到北朝时期则在床榻左右及背后出现了围挡，构成围屏式的坐具，考古发现的实物棺床也有类似的形制演变过程。在丧礼中，床榻是作为灵床使用的，是礼仪场景的视觉中心，先要陈尸于床，进行沐浴、饭唅、小敛等一系列复杂的仪节，遗体盛装入棺（大敛）后，再陈棺柩于床，接受后续的悼念与祭奠。现实生活中的床榻或丧礼中的灵床被模拟到墓中就成为棺床，用以承托棺柩。一些薄葬提倡者常有省略棺柩而直接置尸于床的做法，以示节俭，如东汉凉州学者张奂遗令素服薄葬，“措尸灵床，幅巾而已”，西晋名士皇甫谧“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约二头，置尸灵床上……举床就坑，去床下尸”，杨王孙、石苞也有不设床帐、明器的遗嘱。这些都是特殊情况，正常的埋葬方式应是将棺木置于棺床上的。
棺床一般设在多室墓的后室或单室墓的一侧，构成墓室的埋葬空间，墓内的其他陈设都是围绕棺床来设计的。《西京杂记》载广川王刘去疾盗掘的古墓中，就有床、帐、几案、屏风、俑类设施，“（哀王冢）石床方四丈，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构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构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象，或有执盘奉食之形”。从描述来看，广川王发掘的古冢应不是战国墓，倒是与汉代宅第式墓的陈设方式接近，床、帐的布置方式与画像所见的墓主宴饮图相近。考古中常见散落于棺床周围的帐座、帐构等遗存应就是围绕棺床的陈设，棺床与帷帐、屏风等一起构成了墓室的埋葬空间。
棺床以外的墓室空间（如多室墓的前室或中室，单室墓的棺床前部）被营造为祭祀空间，由帷帐、灵座、祭台和祭器等构成，下葬时会在棺床前举行最后的祭祀，再封闭墓室。安阳固岸村东魏M57（有墓志砖铭“武定六年二月廿五日谢氏冯僧晖铭记”）直接陈尸于一座带双阙的围屏式石棺床上，棺床前的地面上摆放着一组7件陶瓷器，较好地呈现了墓室礼仪空间的营造情况，棺床是埋葬空间，棺床前是祭祀空间（图一）。
图一 安阳固岸村东魏M57棺床出土场景
资料来源：《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彩版一九。
一般来说石棺床上是置木棺的，但像固岸村东魏M57这样直接陈尸于床的例子，在北朝时期并不罕见。本文附表所列的26件北朝画像石棺床中，凡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环境清楚的，都是直接将遗体安放在棺床上的，并不使用棺木。其中，北魏太安三年（457）尉迟定州墓、大同南郊M112、西魏武定六年（548）的安阳固岸村东魏M57、北周大象元年（579）安伽墓、西魏天和六年（571）康业墓、北周大象二年（580）史君墓，发掘报告均明确表示未见棺木痕迹。宋绍祖墓的两具人骨架位于石椁的顶板上，未见棺木痕迹，可能和太原虞弘墓一样是将墓主夫妇遗体直接放在椁座盖板上的，椁的盖板充当了石棺床的作用。类似的不用棺木的“裸葬”现象也见于一些使用普通砖、土棺床的墓葬中，尤其在大同北魏墓中常见，如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的M2、M3、M26、M78等，都是尸体直接放在砖棺床上。[9]大同南郊墓群也是如此，“但凡遗迹现象清楚的，大多使用的是尸体直接陈放在棺床上，而不用木棺的葬俗”。2002年在大同南郊二电厂发现的21座砖室墓中，8座有砖床，人骨均直接置于砖床之上，不见棺具。这种情况进入隋唐后也还存在，太原隋代高车后裔斛律彻的墓使用了砖棺床，残存凌乱的人骨架，也未见棺木痕迹；固原唐代粟特后裔史氏家族墓地中，使用石棺床的史诃耽墓也未见棺木。以上种种现象极不寻常，如果曾使用棺木，即使棺木已朽，一般在考古发掘中也会发现棺钉、漆皮、木痕等遗存，完全不见棺木痕迹的现象，表明也许原本就没有使用棺木，是一种直接陈尸于棺床的葬法。
在中国传统葬俗中，不用棺木的情况并不多见，前述西汉杨王孙、西晋皇甫谧不用棺柩的例子都是出于薄葬的考虑，属于埋葬中的特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例北朝墓中直接置尸于床的墓主的身份，安伽、史君、康业都是身份明确的粟特人后裔，曾任粟特萨保。尉迟定州可能是鲜卑人，墓志中有鲜卑语人名、地名和官职，墓主的籍里是步胡豆和，官职是莫堤，复姓尉迟，名定州，无论铭文中的“尉迟定州”是否为墓主，此墓体现的胡族特征是很明显的，“石棺床上放置人骨一具，未发现棺木痕迹。人骨为成年女性……头骨上佩戴铜下颚托”。下颚托（下颌托）是为了防止下颌脱落的特殊遗体处理方式，最早出现在北魏平城地区，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就发现了十余例，一般认为它是一种外来葬俗，很可能与粟特人或祆教信仰有关。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可能是中下层鲜卑人集中埋葬之地，据对人骨稳定同位素的分析，这群人曾大量摄取肉食，似乎仍以畜牧业为主，受中原农耕文明的影响甚小，在这些鲜卑人的墓中直接置尸于床的做法较为普遍。宋绍祖虽是汉人，但籍贯敦煌，有可能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定凉州后迁至平城的敦煌大族宋繇之后。安阳固岸村M57墓主名叫“谢氏冯僧晖”，也不像汉人名字。隋代的虞弘是柔然裔胡族，曾任“莫贺弗”，应与尉迟定州的官职“莫提”一样是鲜卑语，虞弘曾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因此，这些不用棺木而置尸于床的葬法可能是非汉民族的习俗，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处理遗体的方式和对待死亡的态度，张小贵认为这可能与入华粟特人及祆教不让尸体污染土地的信仰有关。
综上，石棺床不只是陈列棺柩的葬具，更具有礼仪方面的特殊内涵，起到营造礼仪空间的作用，棺床以模拟室内生活场景的方式被营造为埋葬空间，棺床以外的空间是祭祀空间，两个空间的划分是墓内葬仪活动的结果。北朝流行的不用棺木而直接置尸于床的做法可能是胡族的葬仪，反映了当时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
棺床中最精致的是画像石棺床，以浮雕或线刻为装饰，有的还有贴金和彩绘。北朝时期的画像石棺床大致可以分为床榻式、围屏式、双阙围屏式三种形制，后二者实际上是石床榻与石屏风的组合形式。目前所知的北朝画像石棺床以国内外博物馆的藏品为主，年代并不明确，只有少数是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根据考古出土品提供的年代信息，可知床榻式的石棺床年代较早，主要流行于北魏平城时期；围屏式的石棺床年代较晚，基本在北魏迁洛以后，其中带双阙的围屏式石棺床年代更晚，主要流行于北齐、北周至隋代。根据棺床形制和画像内容，可将北朝画像石棺床分类如下，每一类可再按年代早晚排序（见附表）。
（一）床榻式石棺床（附表序号1～7）
床榻式石棺床是由石板搭成的平台，形制与画像中的床榻和丧礼中的灵床相似，主要流行于北魏平城时期。除了附表中所列之外，大同市北朝石刻艺术博物馆还藏有十余件石棺床，这些藏品因无明确出土地点，暂不纳入讨论。
王雁卿将平城时期的石棺床分为凹字形和长方形两种形制，前者以宋绍祖墓的石棺床为代表，后者的形制是床前部立板呈倒山字形或四足状，后者数量居多。床榻式石棺床的装饰空间有限，只有床的正立面和左右侧面、床腿，因此主要是一些简单的装饰性图案，不见复杂的叙事性画像。装饰性图案以连续的忍冬纹、水波纹、铺首衔环等为主，也有传统的瑞兽图案（如龙虎、凤凰等）和带有佛教性质的图案（如持莲蕾人物、金刚力士、净瓶、伎乐等）。以司马金龙墓石棺床图案最为精致，床侧面雕刻有13个伎乐及舞者、龙虎、凤凰、金翅鸟、人头鸟等，足部浮雕兽面及金刚力士（图二）。这些装饰性图案也常见于云冈石窟中，表明平城时期的石作工艺在宗教空间和丧葬空间中存在粉本互通的现象，可能是由当时的匠作运行体制造成的。
图二 床榻式石棺床——北魏司马金龙墓石棺床
资料来源：王利民主编《平城文物精粹》，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第62～63页。
床榻式石棺床是一种形制简单的葬具，在墓室内是搭配着其他设施使用的，如司马金龙墓的棺床前散落着石柱础、木栏杆、伞盖、石灯座、漆画木屏风、漆食具等，其中漆屏风高80厘米，从其高度看，很可能曾是安装在棺床上的。这种石棺床一般紧靠墓壁陈放，因此往往在墓壁上绘制壁画，起到装饰棺床的作用，将棺床所在的空间营造出一个模拟室内生活场景的埋葬空间，如宋绍祖墓将画像石棺床置于房屋形石椁内，在棺床紧邻的北壁上彩绘墓主夫妇宴饮图。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内，也是将床榻式的石棺床置于一座房形石椁内，石椁内壁的画像与棺床一起营造了埋葬空间。
（二）围屏式石棺床（附表序号8～18）
围屏式石棺床主要流行于北魏定都洛阳时期至北朝后期，在床榻式石棺床的三面加上了屏风式的围挡，以石板拼合成背屏和左右侧屏，这应是文献所记的“石床＋石屏风”组合，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室内陈设——床榻、屏风组合。屏风是室内生活的重要陈设，有遮挡坐榻左右和后部的作用，也有划分空间主次的作用。屏风围绕的空间是主位，屏风以外的空间是宾客所在的空间，共同构成一个宾主交流的公共活动空间。正因其公共性，屏风上一般都有精美的画像装饰。《西京杂记》引羊胜《屏风赋》：“屏风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绣，沓璧连璋。饰以文锦，映以流黄。画以古烈，颙颙昂昂。藩后宜之，寿考无疆。”[26]《邺中记》记载后赵石虎的宫中有金银纽屈膝屏风，上以白缣覆盖，绘义士、仙人、禽兽之像，并有赞词。[27]《历代名画记》记载魏晋南北朝很多画家都画过屏风，如东吴曹不兴，西晋张墨，东晋荀勖、顾恺之等所绘的屏风名噪一时，宗炳之孙宗测曾在行障（可移动的画屏）上画阮籍遇孙登故事，北齐杨子华也曾绘宫苑人物屏风，萧放本也曾在屏风上绘名贤烈士。文献记载的屏风上所绘内容多是古圣先贤故事，有伦理教化的功用，司马金龙墓发现的实物屏风上也绘有这类忠孝类画像，很明显模拟了宅第内的陈设方式。附表所列11例围屏式石棺床皆由多块石板拼合而成，每块石板上各有2幅以上的画面，画面之间以界框分隔，宛如一具“饰以文锦”的室内屏风，为墓主营造了一个模拟现实生活的来世世界（图三）。
图三 围屏式石棺床——北周安伽墓石棺床
资料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
围屏式石棺床的画像除了床的正立面和床腿的装饰性图案外，三面围屏都成为绘画的空间，出现了较复杂的叙事性图像，大致是以背屏上的墓主像为中心，左右配置鞍马、牛车、奉食、乐舞等内容。这种图像配置方式实际上是对北魏平城时期墓室壁画图式的继承，平城时期的石棺床没有围屏，因此画像绘在墓壁或石椁的后壁上，迁洛后石棺床出现了围屏，因此将同样的题材配置在围屏上，而由于围屏遮挡了墓壁，墓壁上也就不见这种墓主宴饮图了。北魏后期的围屏画像除了墓主宴饮图外，还多见孝子故事、升仙场景等内容，这是定都洛阳时期的常见画像题材，也是这个时期画像石棺的主要题材。北朝后期的北齐、北周时期也有围屏式石棺床（附表序号14～18），画像内容发生了转变，多见胡人活动的场景，它们的主人可能是来华域外人士的后裔，因此出现了很多异域的生活场景或宗教信仰的内容。
（三）双阙围屏式石棺床（附表序号19～26）
在围屏式石棺床的正面附加双阙，主要是北朝后期的做法，个别双阙围屏式石棺床的年代可能早到北魏洛阳时期。双阙是模拟墓园建置的做法，阙上刻有仪仗出行画像，围屏上的画像既有中原传统的孝子故事、鞍马出行等内容，也有反映胡人生活场景或宗教信仰的外来画像，也有佛教内容。
以上三种形制的石棺床结构，有的简单，有的复杂，但都与墓壁画像、陈设、器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互为补充，共同营造了墓室礼仪空间，这是我们考察石棺床画像的基础。
上述两类带有围屏的石棺床上，围屏的画像是按照一定的叙事逻辑进行配置的，大致有四类画像配置方式。
第一类是以正面的墓主夫妇端坐像为中心，配以牛车、鞍马图，将孝子故事穿插其间，床腿和前立面刻各类神禽瑞兽。这类石棺床主要流行于北魏洛阳时期，个别可以晚到东魏时期，如洛阳A组围屏、纽约展出画像石棺床、深圳博物馆藏石棺床、首都博物馆藏石棺床、大阪藏北魏石棺床、天理参考馆石棺床、安阳固岸村东魏M57石棺床、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石围屏、翟门生石棺床等。
据赵超介绍，东魏胡客翟门生石棺床是私人收藏家从国外购入的，除了石棺床外，还有石阙和一套石墓门，推测应出自同一座墓。他根据石门上的墓志铭，推测墓主翟门生是一位外国人士，可能是来自西域的丁零、粟特等民族的商旅首领。[28]围屏画像除了内壁的墓主夫妇像和牛车鞍马、孝子故事等传统题材外，外壁还刻有竹林七贤图。这是一种比较奇怪的构图，未见先例。画中人物皆穿中原式的褒衣，墓主人端坐于屋宇之下，背有屏风，屏风上有花草装饰；两扇石门上的画像以六边形组成龟甲纹，在每个六边形内刻有龙、朱雀、神兽、执盾武士、畏兽等形象。除了竹林七贤图像较为突兀外，两扇石门下部对称位置所刻的持盾武士像为坐姿，面貌特征似是胡人，这与其他的守门武士像不同，也与围屏上的人物造型风格不同。因此，这具石棺床的拼合方式及真伪等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斟酌（图四）。
图四 私人藏东魏胡客翟门生石棺床画像
资料来源：赵超：《介绍胡客翟门生墓门志铭及石屏风》，《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第681～682页。
安阳固岸村东魏M57谢氏冯僧晖墓是一座经过考古发掘的墓葬，出土的双阙围屏式石棺床，在12块石板构成的围屏上绘有一幅叙事性画像，以正面的男女墓主像为中心，左右配以郭巨、郭相、丁兰等孝子故事，左右围挡刻的树下人物似乎与北齐青州一带墓室屏风画相似。床的前立面分12方格刻各种神禽异兽，床腿上刻畏兽等形象（图五）。
图五 安阳固岸村东魏M57石棺床画像配置
资料来源：冯雨：《床榻之辨——东魏谢氏冯僧晖墓双阙围屏石床研究》，《装饰》2018年第11期，第5页。
这类围屏画像的配置方式是以背屏中央的墓主像宴饮图为中心展开的，采用左右对称的方式配置牛车、鞍马出行，以孝子故事穿插其间。考虑到这个埋葬空间的丧葬特质，这类画像的叙事逻辑可能是：墓主的灵魂接受祭祀后去往来世的情景。
第二类画像的配置方式和逻辑大致同于一类，只是没有了孝子故事，如沁阳西向石棺床。沁阳西向出土的围屏式石棺床横置于单室墓的正壁前，床前摆放有一套献祭饮食的青瓷容器。围屏由4块石板围成，由阴刻线条分隔成16幅画，每石4个画面。画面是以中央的男女墓主坐像为中心展开的（报告认为是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墓主夫妇坐于榻上，各有男女侍者执伞盖（第8、第9幅）。左右两侧是侍者供奉和备车、备马的场景，其中男墓主一侧以男侍为主（第10～16幅），有备好的鞍马（第15幅），女墓主一侧都是女侍（第1～7幅），有牛车及驭者（第5幅）。画幅的安排基本对称，叙事逻辑清晰，表现的应是这对墓主夫妇接受祭祀及来世生活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2幅人像（第6、第9幅）分别为男女形象，手持莲花或仙草，衣带飘舞，作向侧面前行状，似乎表现的是男女墓主飞升的场景。此外，石棺床的前立面分16个方格刻各种神禽瑞兽，左右半部的内容基本对称雷同。床的前部腿上刻有3幅单独的画面，以中央的熏炉为中心，左右刻抱剑武士像（图六）。
图六 沁阳西向石棺床画像配置
资料来源：据邓宏里、蔡全法《沁阳县西向发现北朝墓及画像石棺床》，《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第5～7页制。
第三类是粟特式画像，年代晚于前两类，主要属北齐、北周时期，如史君墓石棺床、安伽墓石棺床、日本滋贺县Miho石棺床、青州傅家石棺床、天水石马坪石棺床、波士顿美术馆藏石棺床等，仍以围屏正面的墓主夫妇宴饮图为中心，左右配以反映胡人生活的商旅、狩猎、出行、会客等画像，以及祆教祭祀仪式的内容，内容和风格上都有明显的胡风。这类石棺床的正立面和床腿上也有神禽瑞兽、忍冬、伎乐等传统图像，显示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图像。
出自陕西靖边县的一座土洞墓中的北周大成元年（579）翟曹明石棺床，围屏已佚，罗丰、荣新江复原为一具带有兽形石座的围屏式棺床。该墓墓门上浮雕头戴日月冠的胡人守门武士、兽面、公鸡等图像，或许已佚的围屏画像也应与其他粟特人棺床上的画像差不多。并非所有粟特人的石棺床画像都有粟特风格或祆教场景，康业墓就是个例外，墓主虽是粟特后裔，但石棺床画像人物造型和服饰已经明显中国化。
最近在安阳新发现的隋开皇十年（590）麹庆墓中出土了一具围屏式石棺床，上有雕刻、彩绘和贴金，围屏画像共分12个单元，刻有墓主日常生活场景和宗教题材，床座刻有瑞兽、神像、圣火坛等。值得注意的是，棺床雕刻内容十分庞杂，既有祆教的圣火坛，又有一些内容可能与景教、摩尼教和佛教有关，还有传统的瑞兽题材。此外在石棺床前还立有一件石屏风，线刻有“节士苏太子”的故事及长篇题记。
这些居住在中原的西域人士，到了隋代，其葬俗表现出的本民族文化已不如北朝那样纯粹，而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文化混同现象，表明这些外来的文化因子逐渐被中华文化所吸纳和消化。
第四类是以佛教为主题的石棺床，如佛利尔美术馆藏的石棺床构件。共3件石棺床构件，是美国收藏家佛利尔于1915年购得，据传出自北响堂石窟第4窟（即中洞），常青对这三件石刻有详细著录，笔者曾尝试对其进行复原（图七）。
图七 佛利尔美术馆藏石棺床想象复原图
这件石棺床的特殊之处是画像皆为佛教图像，以正立面的香炉为中心配以多身供养菩萨、天王和伎乐。如果这具石棺床确实出自北响堂石窟第4窟（即中洞），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北齐高欢“潜葬鼓山”的传说，但它并不是高欢遗体所藏之处，可能是为高欢所设的安魂之处，属陵藏性质，反映了北齐时期佛教与传统丧葬的融合情况。
上述石棺床的画像内容体现了北朝后期丧葬文化的复杂性，既有中原传统，也有外来文化和宗教的融入，但中原传统仍是主流；画像的配置方式也是汉代以来墓葬美术传统的延续，具有明确的叙事主题和逻辑。我们对画像象征意义的解读应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葬仪，并考虑到墓室空间设计的整体性，石棺床是墓室空间的主体，与其他陈设、器物和画像彼此呼应，共同呈现了墓内的葬仪情况，反映了古人处理死亡的方式和对待死亡的态度。
附表 北朝画像石棺床形制与画像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隋唐五代壁画墓与中古文化变迁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ZD249；首席专家：李梅田）。
《东亚文明》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本辑分为先秦考古、历史时期文物考古研究、区域历史文化、域外遗珍、科技考古、考古学史、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保护、田野考古报道个部分，内容涵盖了考古文博专业整个体系的各方面内容，并首次披露一批重要的田野报告，收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南京市博物总馆等专业考古文博机构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反映了近年来考古文博专业的新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先秦考古】
论“考古学文化”的学术意义 裴安平
倏而来兮忽而逝
——远逝的良渚文化与远古文明 张敏
良渚文化的木作工具与相关问题探讨 夏勇
思想史上不可分割的统一性
——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述评 石宇轩 徐峰
【历史时期文物考古研究】
北朝石棺床的使用场景与画像配置 李梅田
江西罗汉山西汉安成侯墓发覆 左骏
关于扶余、高句丽和百济早期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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