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雩文艺】作者：黄永健《当代诗歌如何面对新时代》总第733期⑤2020年第303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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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永健（深圳大学）
摘要：白话诗“二次革命”必将带来如下局面：格律白话诗的文类史和文学史价值将重新得到认定；非格律白话诗（即今称“自由诗”）的欠佳现状必须也必将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中华诗词也将在依从原有格律规范的前提下，进一步渗入“现代”因素，而更加适应表现现代生活。这样，未来中国诗坛格律白话诗、非格律白话诗、中华诗词以及散文诗、图形诗等汉语诗体“多体并存共荣”局面必将逐步形成。在这个过程中，符合中华审美习惯，雅俗共赏，民族性和符号性强烈的当代汉语创新诗体，有可能会逐步脱颖而出，成为社会认同的形式规范，引领当代诗歌走向“真”、“善”、“美”合一的大美之路。
关键词：当代诗歌；当代汉诗；新时代；诗体创新
一、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分说起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以新诗研究中少见的问题意识, 从现代汉语、现代语境与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相生关系出发, 探究百年中国诗歌演变的本体问题, 打破了以往新诗研究的主导性范式和写作模式, 实践了诗歌史写作在问题意识和本体指向之间的平衡。谢冕和孙玉石在序言中都给与了恰当的评价，谢冕认为此前新诗史研究大多把迄今为止新诗发展的已有资料进行各式的组装，或者按照流派、主义表面化地划分为若干思潮，再把各类诗分类归入，另一类就是把新诗的发展时间，作一些阶段性的切割，再把这个时段的诗人的有关的生平嵌入其中，等等，这些工作间或也有精彩的言说，大抵也多是些重复劳作一类。
王光明的著作敢于“力排众议”，对于前人的定论提出质疑，如对“新诗”之“新”的质疑，他认为，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还是从文学史的立场看， ‘新诗’这一名目都过于浮泛，只能是中国诗歌寻求现代性过程中一个临时的、权宜性的概念。百年新诗的努力，虽然留下了许多闪光的脚印，却未必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象征体系和文类体秩序。王光明认为，历史性的“新诗”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联通我们内心深处的现代性冲动，但也能阻塞我们对于传统的延续，正是因为不满于新诗对于中国传统的决裂与自我膨胀，王光明在本书中用了很多的篇幅讨论现代格律诗，很高地评价了陆志韦、刘孟苇、闻一多、林庚、吴兴华等人格律诗的理论与实践，对于现代格律诗高看一等，对于自由诗的一些理论阐释低看一等，如对于胡适、废名、艾青关于自由诗的言说基本上加以否定，孙玉石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片面“的情绪在起作用。
《现代汉诗百年演变》将黄遵宪作为中国诗歌变革潮流的起点，是一个创见，全书用“诗形”和“诗质”这两个与诗歌自身更相关联的概念代替以往研究中的惯用词汇“形式”与“内容”，能够更为有效地关注于现代汉诗的本体问题。从“诗形”与“诗质”的角度进行具体的提问，也可以避开浮在历史表面的流派、思潮和诗人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史有别于同类诗歌史的叙述模式，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使写作的主体性得以确立。王光明通过比较徐志摩早期《康桥再会罢》和后来的成名作《再别康桥》，从丰富的历史中发现了问题，认为前者“泥实、散漫、平铺直叙，不过是记忆的钩沉，是感情的直写”，后者“却能通过整饬的形式和节奏来提炼内容，使主题非常单纯而意境又非常曲折幽深”，并且通过《康桥再会罢》在发表上从散文到诗歌的变换这一趣事，使这一点得到了具体有力的说明，从而也使我们相信“诗歌讲究形式和韵律，不是妨碍诗意的表达，而是诗意的解放和规律化。”
在诗质的梳理方面，王光明认为从象征派到现代派所致力的，是现代“诗质”的探寻。并且进一步阐明：这种现代‘诗质’的探寻，一方面，是体认现代经验的性质，寻求诗歌感觉、想像方式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把诗歌外在形式灵魂化的追求，从而使“新诗”弥合现代语言与现代意识的分裂，真正成为一种新的感受和想像世界的艺术形式。从波德莱尔到T·S·艾略特，西方诗歌尤其现代主义的诗歌不断地以现代的抒情表现现代人内心的分裂与异化。现代社会中人的普遍异化，不仅体现于生产者与占有者的分离，主体与客体的二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为现代语言和现代经验的异化，即能指和所指之间单一对应的超稳定状态，使现代语言难以抵达人的内心深处。因而，也许只有锻炼现代汉语的内质与外形，恢复它的繁复与歧义，扩展它容纳现代人经验与意识的多种可能性，创造出一种区别于一般日常用语和科技用语的同时，又转化古典诗语的词汇和意象的现代汉语诗语，使不同的人都在语言中重新安下灵魂的家，在日常生活的紧张笼罩下敞开一种诗意化的存在。
很显然，《现代汉诗百年演变》并不认同当代汉语诗歌的现代和后现代模式，正如郑敏所说，继朦胧诗后，中国当代新诗创作陷入一种突破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歌创作模式的困境。走出这个困境，需要诗人们重新发现自己，自己认识自己的诗歌传统（从古典到今天），使古典与现代接轨。在吸收世界一切最新的诗歌理论发现后，站在先锋的位置，重新解读中华诗歌遗产，从中获得当代与未来的汉语诗歌创作的灵感（《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
孙玉石认为王光明提出所说的建设汉语诗歌“相对稳定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犹如千百年来为人们提供的中国古典诗歌范式与境界那样，可能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甚至可能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梦，显然是从文化发展的方向上做出的个人判断，《现代汉诗百年演变》大胆否定前人定说，将“现代汉诗”这个文本放在文类史、文学史和文化史几个层面上进行研究判断，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设目标，但是其中所隐含的文化立场和艺术洞察力，有力地回应了我们今天对于“现代汉诗”及其走向在全球文明对话语境下的宏观判断。
二、当代诗歌与当代汉诗
现代汉诗(Modern Chinese Poetry) 或“现代汉语诗歌”通常指“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白话诗”（ 奚密），较之“新诗”，“，现代汉诗”这个概念有多方面的优势，它超越( 中国大陆) 现、当代诗歌的分野，涵盖的地域从大陆扩展到整个华语诗歌圈。
何谓现代汉诗？综合中外各家论述，大致可以归纳为：在本质上，现代汉诗的命名在于取代 1917 年以来流传于中国大陆和境外的 “新诗”“白话诗”“现代诗”“朦胧诗”等既有名词，意指同一个时期的世界范围内有别于古典诗歌的华文诗歌。
如果我们沿着这样的学理思路来界定“当代汉诗”，则当代汉诗必指向当代汉语自由诗包括散文诗，可是无论如何当代自由诗——沿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路狂泻的反形式主义写作模式，确实达到了当代诗歌阅读者审美疲劳的极限，在这个诗歌写作传统中，所谓现代主义美学已经花样百出，特别是经过庚子年文化大检验，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化的病态显露无遗，现代主义诗歌作为社会生活和心灵生活的“图式”，引起人们的普遍反感，
当代诗歌是不是还要沿着反形式主义的现代之路继续“自由”下去，网络引发的诗歌写作民主化、民众化和杂语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唯我独尊”的现代派构成挑战，古典诗词、现代格律诗、新民谣以及遵循汉语汉字审美习惯而来的各种创新诗体，以“众声喧哗”的姿势参与当代诗歌的大合唱，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界定“当代汉诗”的内涵和外延。
长期以来，从精神和形式两个方面都与“新诗”“白话诗”“现代诗”“朦胧诗”同步行进的现当代中华诗词及格律体新诗创作，被排斥在“现代汉诗”的范畴之外。正如奚密所指出的那样：诞生于 1917年文学革命的现代汉诗是诗人对古典诗现状不满的产物，也是19世纪末以来革新古诗的努力的进一步发展。胡适所建构的新诗理论超越了此前的尝试，不仅试图革新语言，也革新形式。……现代诗虽然有意地与古典诗有所区分，但是它并没有抛弃传统所提供的资源。它从中外传统中得到启发，自如地吸取理论和创作的宝贵资源。在实践上，现代诗人的写作并非抗拒传统 ( against tradition)，而是透过传统 ( through tradition)，运用各种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新改造着传统，并从中寻找新的意义，表达新的理解。……现代与古典之间存在的是互相界定、互相照亮的关系。生活于现代化西方化语境中的海内外中华诗词及格律体新诗作者，与“新诗”“白话诗”“现代诗”“朦胧诗”写作者一样，都不可能自绝于时代的影响之外，实际上现代中华诗词及现代汉语格律体新诗在语言、意象、意境及节奏、韵律、语感等方方面面，并非抗拒现代性 ( against modernity)，而是透过现代性 ( through modernity)，运用各种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新改造着传统，并从中寻找新的意义，表达新的理解。如毛泽东晚年词作《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首现代中华诗词不管从文本、文类史、文学史还是文化史层面进行分析和诠释，都不能仅仅用古典诗词加以界定，“土豆”、“牛肉”是现代意象，“怎么得了”、“哎呀”这是白话语体，君子与雀儿一问一答，有戏剧对白成分，因此这是一首有别于古典诗歌的现代华文诗词（诗歌），还有现代诗史上的“九言体”、“十一言体”等等，也是别于古典诗歌的现代华文诗歌。
我们认为汉诗是人类历史和世界文学史中以汉人思维、汉语发声、汉字记录书写的大国主流诗体。因此“当代汉诗”应该界定为：人类历史和世界文学史中以当代汉人思维、当代汉语发声、汉字记录书写的大国主流诗体。其外延应扩张至新诗、散文诗、拥有大量写作者和读者的中华诗词、以“新词语”、“新意境”入诗的“新古典主义”诗词、歌词、各种格律体新诗、创新诗体、网络上出现的现代民谣体以及类竹枝词性质的“白话古典诗词”等。
三、对于“当代诗歌”的审美价值判断的再判断
通常我们将“新诗”“白话诗”“现代诗”包括“散文诗”里的“审美现代性”确定为“现代诗”的美学归宿和价值定位所在，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多种现代性视野对“现代汉诗”（里面包括“现代诗”）进行文本、文类史、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分析，特别是运用文类演化历史观和文化演化大历史视野，对新诗、散文诗、拥有大量写作者和读者的中华诗词、以“新词语”、“新意境”入诗的“新古典主义”诗词、歌词（歌诗）、各种格律体新诗、创新诗体、网络上出现的现代民谣体以及类竹枝词性质的“白话古典诗词”等，进行艺术本体论以上的价值判断，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价值判断。
我们认为艺术既是真的——真性情、真意趣，又是美的——比如绘画、音乐、雕塑及建筑中黄金分割律，可以通过数学运算得出比率，艺术通过情感思维不断确立各个艺术门类的形式、结构、语言，艺术的情感思维又不断提醒我们不可迷信形式，中国格律诗词形式严谨，但是历代诗评家大多认同”第一流的诗词有时“意趣”真切，又可以抛开平仄对仗虚实等形式因素，《红楼梦》中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说出“意趣”和“以词害意”两个关键词， “意趣”是诗人凭借情感直觉发现的“直觉中某种朦胧的冲动“，“词”是香菱读诗时发现的平仄对仗虚实。为了形式而形式，只求真不顾情感的自由发现和自发创造，难为大美，中国诗歌形式自二言之后，出现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及诗词曲赋到现代自由诗的形式变化，说明了人类的艺术思维既贴近艺术理式，又不断突破其形式及结构理式。但是，如果完全抛弃“美”——即所谓的永恒美感、艺术的视知觉形式，又会沦落为 “怪异”、“荒谬可笑”甚至“低俗下流”—— 小西甚一所谓的“怪异、粗暴、质朴、可亲、黯淡恐怖、轻薄惊奇、血雨腥风”混沌状态，后现代艺术反形式、反审美，尤其注重心灵的内在感受性，过于强调“真”——现实的场景、内在心灵真实，有些现代、后现代艺术作品将人性之恶推向极致，在某种程度上讲，人性真的可以险恶到这种程度，但这毕竟不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在整体大全上是去恶向善的，人类从自然界那儿学习永存之道，这样的艺术作品反映的是人类的“个别之真”、“暂时之实”，实际上是暂时的虚假的表象，作为艺术作品，“真实”而恶丑，它们违背了艺术本体的基本规定，很难成为艺术经典。
当下的“新诗”和“散文诗”的存在状态，历史地看，是人类诗歌演化史上的“殊相”——现代化过于压抑人性和人之常情，遂出现逆反的、惊耸的、歇斯底里的人类情感反弹，以反审美的反形式的“常情”大游行，来抗议社会对人之“常情”的异化，这是现代化带给人类的悲哀。可是，一旦人类对这种外在的压迫产生了文化的反思和觉醒之后，必然会采取最大的主观努力来对治外在压力给人类造成的精神困惑，如目前陆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和谐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等，都是为了根本上化解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对人类造成的外在压迫，人类的情感结构与天地结构一样，本有其“真趣”、“真味”(梁启超)，一旦人性的压抑被解除之后，人性的光辉、美善及真宰必然获得新的审美确认，而由“殊相”再获“共相”，诗歌之“常情”，由“千江之月”而辗转回环为“千古之月”，“常情”转化为“美情”之后，复以美形美体发明当下，内容与形式，情感与结构互为体用，从而实现诗歌传情达意的诗哲显现。
四、当代诗歌创新的可能走向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以乐从诗”(上古汉代)、“采诗入乐”(汉代至六朝)和“依声填词”(隋唐以降)构成了一条发展的风景线。后来诗与音乐逐渐分离。这种分离以新诗的出现为极致。但是，新诗离开了音乐，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局限性。有识之士早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中，就看到了创造新的适合现代汉语的诗歌格律的必要性，并且开始研究和试验。这就是说新诗的诗体建设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理论上产生了闻一多的经典文献《诗的格律》，创作中形成了新诗史上朱自清在《新文学大系·诗集·序言》中所称的第一个“格律诗派”，留下一些至今堪称经典的佳作。
当代研究者对“现代格律诗”或“格律体新诗”的研究一直在往前推进， 许可在《格律体新诗鼓吹录》中依次划分了“七种现代格律诗”，即五言、七言、八言、十言、十一言（按音步组合的差别再分为甲、乙二式）、十二言。邹绛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首次把格律体新诗分为五类：一、每行顿数整齐，字数整齐或不整齐者；二、每行顿数基本整齐，字数整齐或不整齐者；三、一节之内每行顿数并不整齐，但每节完全对称和基本对称者；四、以一、三两种形式为基础而有所发展变化者：以上四种类型都有格律地押韵。遵照一、三两种模式，但是不押韵或押韵却没有一定之规的。吕进所著《中国现代诗学》又进了一步，把新诗分为自由诗和格律诗，指出“只有自由诗，决不是正常的现象。”他将现代格律诗分为四种类型：一、每行字数相等的同字体；二、每行顿数相等的同顿体；三、诗节内部参差不齐，但各节模式相同，形成的对称体；四、以上三种之中不押韵的“素体诗”。
万龙生将现代格律诗分为三种类型：整齐式——每行顿数一致，字数相等或略有出入者，上承中国古代的五、七言等齐言诗；对称式——各个诗节节式相同，完全对称者，上承中国古代“词”；综合式——整齐的部分与对称的部分在一首诗中并存的作品。此外，还有四行体、六行体 、八行体、十四行体、外国原式（4433分节的意大利式与4442分节的英吉利式）、中国变式（符合格律体新诗三分法的多种体式），考虑到不押韵的“素体诗”是英国诗歌样式，汉语却是富韵语言，中国古代诗歌向有押韵传统，他把押韵作为必要条件，在现代格律诗中没有给予素体诗一席之地。
近年台湾诗人詹澈实验“五五诗体”，写了上百首诗。他这样解释“五五诗体”: 新诗百年，至今尚被质疑其正当性，常与古典诗的广被接受对比，主要论及的是新诗没有自己的形式，白话与口语的叙述常被说成是散文的分行，所以想为新诗的灵魂寻找一个健康合适的身体，或为其身体裁制一件适身的衣服。来自西方的十四行体不太适合汉字结构与东方思维，“五五诗体”则是与古典诗的押韵格律一样，来自于阴阳五行的思维，但没有押韵，每首诗五段五行，不超过五百字，第三段或三段的第三行，可为整首诗的诗眼或转折与变易，可由虚转实，由情转境，由超现实转现实等。新诗创立以来主要是白话的流畅的口语叙述，感性与理性兼俱，在一个方形与规矩中画着自由与自在的圆，且少有为形式而形式的形式主义，注重诗的语感与美感，也以象征主义的形象思维维系诗的质素。这些正是他的“五五诗体”的特点及优势。
考察中国数千年诗歌发展的轨迹以及百余年来汉诗形式发生的变化、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等，我们认为，白话诗“二次革命”必将带来如下局面：格律白话诗的文类史和文学史价值将重新得到认定；非格律白话诗（即今称“自由诗”）的欠佳现状必须也必将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中华诗词也将在依从原有格律规范的前提下，进一步渗入“现代”因素，而更加适应表现现代生活。这样，未来中国诗坛格律白话诗、非格律白话诗、中华诗词以及散文诗、图形诗等汉语诗体“多体并存共荣”局面必将逐步形成。在这个过程中，符合中华审美习惯，雅俗共赏，民族性和符号性强烈的当代汉语创新诗体，有可能会逐步脱颖而出，成为社会认同的形式规范，引领当代诗歌走向“真”、“善”、“美”合一的大美之路。
作者简介
黄永健，深圳大学教授，艺术学博士，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长期从事艺术学理论、诗学理论、文化创意产业及美学理论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文艺研究》、《艺术百家》、《文化艺术研究》、《民族艺术研究》、《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60多篇。专著《艺术文化学》入选“艺术学教育丛书”、《艺术文化学导论》入选十二五艺术设计类国家规划教材，《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入选“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六辑）”，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汉诗创新诗体研究”，为当代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