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近仁（下）
曹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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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者
胡近仁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山村学者，工于诗词，探索和研究多种学科，涉猎广泛，多有成就，尤其在诗词创作上，有无师自通，得天独厚的卓越才华，胡近仁积累丰富的词汇和典故，精通音韵和格律，生前著有《奈何天居士吟草》诗集，因未付印而遗失。现在从宗谱、县志、碑碣和条屏上找到胡近仁的几十首诗词。如《环秀飞虹》《石鹤岚光》《坦川六景》《瑞川六景》《谷川六景》《竹溪八景》和《赠适之》等。
他词汇丰富，善用典故，写的诗语言崇雅忌俗，都是情景交融，直抒胸臆的佳作。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辞句浅近，意境深远者如;“家居上庄南复西 ，桑株八百望中齐 。不须更听鸠呼雨，叶满新篮手自携”（胡近仁：《采桑杂咏》） ，写出采桑人的辛勤劳动情景和愉悦的心情；又如“为邻屋小无蚕室，布帐深深罩几团。几回蚕食费匀铺，倦倚床头月影孤，才到黑头郎又唤，道卿且视叶稀无”（胡近仁《饲蚕杂咏》）。用白描手法，写农村养蚕人家，家无蚕室，只好腾出床帐养，好不容易喂罢蚕食，才斜倚床头小憩，好不容易养到黑头（三眠），妻子才歇下，丈夫却又唤妻子看看是否该上桑叶了。道出蚕农饲养小蚕的艰辛和苦涩与夫妇两人默契配合的甜蜜。其次，以诗言志，抱负深远者如：《长堤修竹》中的“栽取此君无别 意，学他劲节与虚心 ” ，《雨花台秋眺》中的“一抔幸仰孤忠墓。拜罢怜然泪暗潸 ”和《虎腕逥澜 》中“世风也似江流下，谁挽狂澜返太真 ”。 作者在这些明白如话，饱含意蕴的诗句中，直抒胸臆，思想感情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升华。
当年胡适学做诗曾经得到胡近仁的帮助。胡适在《竟业旬报》写白话文章的同时，也开始学做诗，他的学做诗象着了魔似的。第二年（1907）5月，他的脚气病又犯了，必须回家养病，在老家住了两个月。胡近仁也鼓励他做诗，两人经常讨论切磋，互相唱和，胡适写诗大有长进。“十载联交久，何堪际别离。友师论学业，叔侄叙伦彝。耿耿维驹意，依依折柳枝。天涯知己少，怅怅欲何之。”诗后记云：“丁未夏余归自申江，与近仁先生别三年矣，相见依依，不忍言别，而又不忍不相别，赋留别即希教正，秋八月，族侄锌谨识。”胡近仁在《赠适之》诗云：“妙龄意气出尘埃，跌容昂藏众共推。万里乘风宗悫志，千言倚馬谪仙才。牢骚遮莫怜同病，臭味何须论异苔。大地茫茫谁与语，青袍未合误儒生。”胡近仁赞扬胡适有南朝宋代宗悫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远大志向和李白的才华，感慨自己的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落寞心境。胡适在为胡近仁撰写的《奈何天居士吟草·序》中云：“吾乡地僻，数十年来，章句之学，尚无其人；至于诗词，更无论矣。即近仁所师亦不解此。顾近仁乃能独树一帜，以能诗闻，非所谓得天独厚者耶，非所谓不囿于流俗者邪？”，“然则其诗之价值更何待鄙人之哓哓耶？”胡适认为胡近仁的诗词写作有得天独厚的卓越才华，是无可争辩的。
胡适童年时期在家乡，胡近仁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两人天资都好，志趣投合，性情相近，爱好学习。两人虽然不在一个学堂，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交流学习心得。有时胡适遇到老师解释不了的问题，与胡近仁一同探讨，大都能搞懂，弄明白。胡适在少年时期爱读小说，胡近仁常把自己看过的小说书借给他，胡适也把自己看过的小说书借给胡近仁。他们两人各有一个手折，把看过的小说记在上面，时时交谈比较看谁看的书多。看小说确是胡适推广白话文的动因之一，在八股文盛行的时代，唯独坊间话本小说是用平民口语写的，农夫村妇，贩夫走卒，只要粗识文字，皆可阅读。所以说，阅读小说为胡适使用白话文打下了基础，研究白话文是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的起点，而胡近仁可以说是这起点的推动者、支持者和给力者。
从阅读胡近仁写给胡适的信中了解到，胡近仁一生勤奋好学，深思熟虑，为人处事，做学问写文章都是严谨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凡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文学理论以及文学创作都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和研究。他支持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当胡适的《尝试集》发表时，就满腔热情地赋诗祝贺云：“吾家有适之，笔阵独抖擞。文字倡革命，大任雅自负。一洗千古习，眼底无谁某。”
胡适赠送给胡近仁的签名照
清代诗人石鹤舫是绩溪县旺川石家村人，是胡适的同乡，他写的诗词口语化，贴近生活，在取材和立意以及创作方法上均有所创新。胡近仁对这位同乡诗人的生平和创作作了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经过搜集和梳理，积累了一些资料，撰写了《石鹤舫传》。胡适从旺川一位贡生曹尚友那里借到一本《石鹤舫诗词集》，又得到胡近仁撰写的《石鹤舫传》。胡适认为，新诗创作在理论先行和创作实践的同时，在古体诗和民间诗歌中汲取支持，是让白话诗更加名正言顺，为白话诗寻找到更加适合的诗体。胡适于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旅京杂记之二：记石鹤舫的白话词》，阐明了这一观点，对新诗词的提倡和创作以及新诗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胡近仁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谈到自己有对研究文字学的想法，曾经在《新青年》看到钱玄同发表的文章中有“近来发现商朝的龟甲文字很不少”的话，引起探究甲骨文的萌动，就写信请胡适提供他在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如甲骨文的字形和古文篆籀等。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我的文字研究谈》，文章中谈到甲骨文研究问题。他对我国的文字作了深入广泛的研究，认为“仿《尔雅》皆训字之因声得利者。足见古人先有声音后而有文字。……总之，声音为心理之代表，而文字是声音之模型。就‘六书’而论，象形虽为制字之起点，但取义殊狭，原文字之兴相当在谐声、转注之间，而会意、假借最为晚出。”值得一提的是胡近仁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提出简化汉字的见解和建议。他认为：“今之初，小学宜推广谐声、转注之义，斟酌西域字母与说文部首之间，别制简字。略如欧文之制，令学者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不致苦于识字。其后入高等者，再授以普通文字，不能继续受学者，有此简字亦可以应中下等社会之需，则人人识字，无忧民智不开矣。”新中国成立后，为在全国推行简化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56年1月31日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第一表（汉字简化230个）、第二表（列简化汉字285个）和汉字偏旁简化表列简化偏旁45个)。它对我国普及教育，发展文化科学事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胡近仁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简化汉字的建议了。
人口学是对人口规模、地域分布和构成的变迁，以及影响这些变迁的要素的研究，人口学一般研究方法是考察人口状况及变化，探讨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它关系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重大的国计民生问题。胡近仁重视人口问题，对皖南尤其对徽宁所属各县在太平天国前后的人口变化作了比较全面的调查，他认为洪杨乱后，各县人口数量大大减少，人口结构也有很大变化，突出的是当地土著（本地土生土长的人口）锐减，外来人口增加。如南陵县在“洪杨”乱后，土著人口仅2000余人，其余都是从江北巢县、无为和安庆等地迁来的，故江北话在南陵通行。泾县当年有人口约20余万，而土著仅8万余人，其余都是外地迁入的。若拿泾县田地方面细细考察，似仍未达到“长毛”前的人口，可见“长毛”前泾县有人口30万左右。此外胡近仁对旌德和绩溪两县的人口都作了细致的调查和比较，旌德在“洪杨”之乱中受害最为惨烈，人口被大量杀戮，外逃他乡及因饥荒和瘟疫而死亡的也不少，田园荒芜，庐舍为墟。清末调查全县只有4万余人，其田地倍于绩溪，而人口不及绩溪之半，因绩溪地处偏僻，外出经商的那时还不很多，所以逃亡远处的机会很少，而逃往近地的人，大乱平定以后就回来。绩溪只有九、十两都受蹂躏最甚，乃因傍近大路的缘故。（以上资料来源：胡近仁写给胡适的信件）
胡适从美国寄给胡近仁的信封
1921年，胡适发表的《红楼梦考证》，成为“新红学”的奠基之作。“新红学”从此取代了以前研究《红楼梦》的“旧红学”，成为红学界的学术主流。 “旧红学”中影响最大的索隐派，以穿凿附会，繁琐的考证方法，探索《红楼梦》所隐是何人和事。胡适认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因而冲破“旧红学”研究《红楼梦》的藩篱，廓清重重迷雾，全盘否定了“旧红学”索隐派的穿凿附会。将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科学运用于《红楼梦》研究，按照“怀疑—假设—求证”这一方法，来解决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考证出：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fu)的儿子；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生于此时或稍后；4，曹家极盛时期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阔差，但后来逐渐衰败，大概因为得罪朝廷被抄没；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曹雪芹就死了；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实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7，《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据考证后四十回是高鹗补写的。高鹗镶黄旗汉军人，乾隆乙卯进士，由内阁侍读考选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胡适对《红楼梦》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考证，在批判“旧红学”过程中建立了“新红学’.而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和代表人物。
胡近仁自始至终非常关注，热情支持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他收集了许多资料通过信件提供给胡适作为旁证。他从《. 樗散轩丛谈》中摘录了：“《红楼梦》实才子书也，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薕手笔，然皆抄录无刊本。乾隆某年，苏大刘冠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到杭州刷印渔利，其书一百二十回，原书仅止八十回，予所目击后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续。”胡近仁认为“据’予所目击’四字可以断定著《丛谈》的人该在乾隆时代，诸书均说《红楼梦》是曹雪芹所著。随他说是某孝薕，谁是谁非，无从判定，但似可备一说。”
胡近仁又从福州梁恭辰（梁章钜之三子）著的《劝诫四录》一书中抄录了：“《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代只书把出，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以真假两宝玉记其绪以开卷之，秦氏混入情之恨。”将这一段话附在信中告诉胡适，供他参考。总之胡近仁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地协助胡适考证《红楼梦》作了大量的工作。
胡近仁创作方面除了工于诗词，还涉足小说创作，曾经取当年发生在歙县的一起冤假错案作为素材，通过构思和艺术加工，试作短篇小说《刀笔吏》，（约5千字），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发表。小说揭露了豪强刁民，勾结官府，收买刀笔文痞，践踏王法，残害良民，草菅人命的黑暗封建社会。后又继续写短篇小说《铁骨柔情》。还擬创作长篇小说《蕉心谱》，已擬定了小说的回目，后因身体状况不佳而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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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适深厚的情谊
胡适与胡近仁相交近30年，友谊深厚，情意弥笃。胡适自离开上庄，去上海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和中国新公学读书，以后又考取官费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自1905年到1933年的28年间，两人书信往来不断，现在已发现胡适写给胡近仁的信28封，信的内容从家庭事务到学术研究、史实考证、文字改革、甲骨文研究和诗词唱和等。胡近仁也有大量的信件给胡适，最近发现胡近仁写给胡适的信有38封。这些都是研究胡适学术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十分宝贵。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是14岁那年由母亲做主定下的。江冬秀不是他原来理想中的妻子，不是他的梦中情人。胡适勉强接受这桩婚事，只是为了遵循母亲的意愿，孝顺母亲，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而其内心是纠结且苦闷的。胡适在给胡近仁的信中说：对“儿女之私全为母亲起见，故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胡适把不可说出口的内心话告诉胡近仁，说明胡近仁是胡适推心置腹，亲如手足的知己朋友。胡适于光绪丁未（1907）《致胡近仁诗四首》的后记中云：“予与近仁先生交，几及十年，亦莫知其交谊之所始，唯觉与年俱进矣。”尽管两人生活环境如何变化，尽管在国内，或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两人的感情始终不渝，心心相印。
胡适离开家乡后，家中一切事务都委托胡近仁照料，书信往来也是通过胡近仁，胡适写给母亲的信由胡近仁读给他母亲听，冯顺娣给胡适的信由胡近仁执笔。胡适27岁那年在美国通过博士论文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前的暑假期间，回故里看望母亲，到家的第二天就由胡近仁陪同翻越杨桃岭去江村与江冬秀见面。这年冬天在上庄完婚，受胡适母亲的委托胡近仁担任婚礼的主管，宴席上的菜肴烹饪总负责人是胡近仁的夫人石菊萍。她家中现在还保留着当年宴请宾客的菜谱和曾经借给胡适婚礼宴席上用的盘碗餐具。
胡适初抵美国时写给胡近仁的信
胡适为了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在上庄创办私立毓英小学，他本人在外地募捐，筹集办学经费，担任名誉校长。1927年写信给胡近仁，请他担任校长，主持校务，并且要他担任课程，领取和其他教师同样的薪金。
民国20年，成立绩溪县志局，总编辑：胡昭甫（任建置），分编辑：胡子承（任舆地、沿革、大事），胡近仁(任礼俗、杂事),周栋臣（任武备、选举上），曹怀之（任人物、选举下），耿履安（任学务、政治），胡映江（任学术、职官），朱石松（任食货志）程铁华（任图画）。胡适在出国之前接到胡近仁的信，得知此事，非常支持，提出两点建议：1，地图必须用新式测量，决不可用老式地图，应有地质图与地势高下图；2，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看不见“大绩溪”……3，县志必须带到上海排印，千万不可刻木版。并将自己所藏的《万历志》《康熙续志》《乾隆志》托人带到绩溪城里供参考。胡适这样关注本县修志，是对本县修志和家乡文化事业的支持，也是尽量协助族叔近仁更好地完成修纂县志的任务。
胡近仁去世以后，家中只有妻子石菊萍和幼子胡福来 母子两人。旺川小学退休教师汪小玲告诉笔者关于胡近仁家的一些情况，她5岁那年到胡近仁家当养女，17岁离开他家到旌德县读中学，和石菊萍在一起生活了12年，视石菊萍为祖母，喊“婺”（绩溪岭北土话，即奶奶）。石菊萍喜欢她，信任她，将胡近仁与胡适往来的所有信件以及一些其它的重要资料交她保管，汪小玲将其装在一个小木箱里，藏了起来，后来离开她家时全部交给福来的妻子曹莲芝保管。石菊萍旺川石家人，于1962年去世。
汪小玲说自胡近仁去世后，胡适和江冬秀给予她家许多照顾，胡近仁在时因为大儿子福保在外地学校读书得了肺结核病不幸夭折，小儿子福来小学毕业以后，就不放心送到外地去上学，将他留在家，自己教他的书。没有料到他过早去世。为孩子的学习，江冬秀推荐福来去报考徽州师范简师。徽师毕业后，带福来去北京，胡适在颐和园图书馆为其找了一份工作。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派飞机接胡适南下，福来跟胡适到了上海。上海将要解放时，胡适本来打算带福来离开大陆去国外，可是福来曾经听母亲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将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会越来越强大，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要跟共产党走，不愿意离开祖国，也舍不得离开母亲。江冬秀认为近仁叔公只有这一儿子，不能带他走，就托人带福来回绩溪老家。福来学名胡健民，回家后在本地小学当教师。现在胡近仁的后代都是胡福来的儿孙，长子胡午在长安镇政府工作，次子胡从在文化部门工作，现在上庄胡适故居搞管理和导游，外地经常有研究胡适的专家 教授来上庄采访胡适在家乡的情况，他向来访者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为研究胡适的学术思想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汪小玲老师还说，胡近仁的夫人石菊萍一双小脚，很能干，做事麻利，思想进步。当年皖南革命游击队在上庄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经常在她家住宿，有时晚上开会到深夜，就煮糯米饭给他们当夜宵，有时候为游击队探听风声，递送情报，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国民党保四团知道这一情况，曾经到她家来查问，她事先得到消息，就将胡适的照片挂在堂屋中间，保四团知道这是胡适叔叔家，就不敢难为她，悻悻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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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19世纪末，中国在腐败的清朝政府统治下，积弱积贫，国势衰危，列强以坚船利炮，侵犯我国，掠夺我国的领土和资源，又输入大量鸦片来毒害我国人民，以达到使我国灭种灭族的目的。胡近仁是当年深受其害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位。 他长期为本村和外村 修纂宗谱。修谱是一项非常繁琐、细致、而且复杂的任务，有大量的文字工作，涉及面广，关系整个宗族的每一户，每一个人，责任重大。为了及时地更好地完成任务，需要赶时间，经常熬夜，精力消耗很多，非常疲劳。“秋生秃管，方编疆索之书，冷月寒氊，正辑乡邦之志”。这是胡近仁从事修谱工作忍受着艰辛的感叹。有人建议他抽口鸦片提提神，在十分疲劳，难以支持的情况下，吸了几口，果然一时提神，就这样染上了吸毒的恶习。
胡适得知他吸上鸦片，很为之惋惜 。多次写信要求他戒绝吸毒的恶习。说他是“一族之才士，一乡之领袖，岂可终于暴弃自己，沉迷不返？”引王荆公诗：“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劝导他走出困境，振奋起来，希望他早日入院戒鸦片，并乐意提供帮助，允诺以后给他在北京找工作。并说:“吾乡文献衰竭，老叔为文人魁杰，此责不容旁贷也。” 由于生活于困境中，积重难返，而且越陷越深，不幸的是天不永年，胡近仁于1935年因病英年早逝，终年49岁。一代精英，早早陨落，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
胡近仁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一生短暂，却留下他所主纂的5部宗谱和一些文章诗词、与胡适往来的信件和书法作品，是一宗丰硕的文化遗产，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所保留的胡适写给他的信件和他写给胡适的信件，更为珍贵。这里要点赞的是胡近仁的儿媳妇曹莲芝，爱憎分明，坚持真理，冒着风险，妥善收藏汪小玲交给她的胡适与胡近仁往来的信件和其他的一些资料。在 “批胡适”和“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未曾遭受丝毫损失。为当前的胡适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胡近仁为人端方正直，勤学多思，乐于助人的风范在里闾代代相传。
上庄百岁老人胡恩森说：“如果胡适不走出上庄的大山，那他永远是上庄的胡适；正是因为胡适走出了上庄的大山，他才成为中国的胡适”（《上庄村志·序》）。19世纪末，西方科学的发展，文化新思潮的兴起，西学东渐，只有接受外来的先进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多元的文化思潮交汇中，更新和丰富自我，才能为文化科学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当年胡近仁得到机遇，走出群山屏蔽的徽州，上学深造，开拓视野，积累更多的知识，融入外部世界，接触新思潮，将会在学术研究，科学文化的发展上有更高更多的建树，或将为当年的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做出业绩。上庄也许会出现除胡适外又一位举国闻名的大学者和大师级的人物。
参考书目：
1、胡适《四十自述》华文出版社
2、章飚等编《胡适家书手迹》
3、《绩溪县志》黄山书社1998年出版
4、邵之惠主编《绩溪徽商》（续二）
5、方光华著《宗族文化的标本—江村》
6、上庄村委会编《上庄村志》
7、《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宣统版
8、《余川越国汪氏宗谱》
9、《新安柯氏宗谱》
10、《坦川洪氏宗谱》
11、旺川《曹显承堂支谱》
12、胡近仁写给胡适的信件
（作者系旌德中学退休教师）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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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