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安禄山的反叛，节度使这个制度可行吗？
不可行。
唐朝的节度使，东汉的州牧，南宋的制置使和安抚使，明朝的经略和督师，性质其实是一样的。
大体都是中原王朝在频繁战争，且战事不太顺利的背景下，被迫对地方放权，给予地方官员一定的行政权、军事权，以及财政权自治权的产物。
想想看，如果不是没得选了，朝廷实在是搞不定内忧外患了，汉灵帝愿意设州牧？
如果不是金兵屡屡南侵，实在没招了，宋高宗愿意让武将自己招兵？
如果不是八旗军不堪大任，实在是拿太平军没辙了。咸丰、慈禧两口子愿意见到湘、淮两系在江南坐大？
肯定不愿意了，哪个统治者愿意与自己的臣子分享权力？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愿意又如何？
没得选啊。不愿意对下面妥协，那就只能等着被敌人抄家了。
唐朝设立节度使的初衷和过程，也是如此。
唐初，是没有节度使的。
如遇战争，皇帝指派某人为前线主帅，临时封其为“某某道行军大总管”。指挥由朝廷临时征召的府兵作战。
比如唐朝进攻高句丽的战争，唐高宗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指挥唐军在辽东地区和高句丽军作战。
李绩当时的“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就是一个皇帝临时任命给他的官职。
战时，他有前线的军事指挥权。但没有前线地方政府的财权和行政权。
战争结束后，军事指挥权收回，他的行军大总管职务也一并撤销。士兵回到各自的折冲府待命。
这么做，与汉朝设立刺史、州牧，明朝设立巡抚、总兵的初衷，如出一辙。
地方官搞不定了，皇帝派钦差到前线，统筹指挥，解决问题。
由于皇帝临时委派的大将（钦差）与地方官不熟，士兵也是中央的，很难起兵造反，继而威胁中央。
所以这种操作的好处是很明显的。
可是，这种操作的缺点也很明显。
由于行军大总管是朝廷临时任命的职务，朝廷派出去的将领，虽说大都熟知兵法，但由于长期不在战区，不一定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如地形、水源、敌我兵力部署、风土民情等等。
这样一来，如果行军大总管不熟悉情况，不了解自己的士兵。是很容易吃败仗的。
举个例子，大非川之战。
唐高宗任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指挥唐军进攻吐蕃。
薛仁贵是唐军的名将，战绩辉煌。但他貌似并不是特别了解大非川，以及吐蕃军队的详细情况。而这就导致了唐军在作战中，出现了轻敌的情况。最终，唐军被吐蕃军队切断粮草，惨败而归。
相对而言，皇帝设置节度使，让节度使长期待在前线，自己招兵，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类问题的产生。
当然，仅凭这点，唐玄宗也不可能在全国全面铺开节度使。
行军大总管这一官职退出历史舞台，节度使取其而代之，关键原因还在于唐玄宗时期边疆形势的变化，以及府兵制的崩溃。
边疆形势的变化，很好理解。
唐初，是对外扩张时期，唐军对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经常能“一战灭一国”。
在这种辉煌战绩下，皇帝自然没有设置节度使的必要。
然而，随着唐朝版图的日渐扩大，当版图扩张到了极限后，唐军在边疆的军事战略，自然就要从进攻转变为防御。
而防御战，又必然会产生反复拉锯的攻防战和治安战。
这种情况下，再像以前一样，军队临时从关陇地区抽调府兵，皇帝临时任命行军大总管指挥作战，显然就不合适了。
怕是朝廷的军队还没赶到前线，袭扰边境的胡骑早跑没影了。
府兵制崩溃，也很好理解。
古代的土地是私有制。
当府兵制的基础——均田制，因为土地兼并而崩溃后。府兵制自然就崩溃了。
而府兵制崩溃了，府兵都逃跑了，朝廷招不到兵了，自然只能是以“募兵”代之。
由于这三点因素，所以节度使和募兵在唐玄宗时期便全面取代了行军大总管和府兵。
当然，唐玄宗也没那么傻。
把人事权和财权都交给节度使，他也知道后果的严重性。
所以在节度使之外，他还设置了度支使、转运使、处置使、经略使、安抚使等职务，在前线制衡节度使。
但唐军制度上的变革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唐玄宗无法扭转的。
首先，唐军由府兵改为募兵，那唐军的主力就都待在前线了。
以安史之乱前的形势来说。
60万大军，其中有49万在边境。前线这么多兵力，吃喝要靠谁来养活？
靠中央从内陆临时调拨？
一方面，这显然来不及。
如果每次作战，钱粮都要先经由中央再运到边境，怕是黄花菜都凉了。
另一方面，中央从地方收税，再由中央给边防军提供后勤，中间的损耗实在太严重。
而且，中间环节肯定还存在官僚贪污腐败的情况。
本着一切为战争服务的原则。于是，节度使们在拥有募兵权和军队指挥权后，就逐渐又拥有了驻军当地的财权。
其二，节度使控制了财权，那行政权要不要也给他兼任了？
本着一切为战争服务的思路，显然是让节度使兼管行政权，更便于作战。
于是，节度使后来干脆就连驻军当地的行政权也接了手。
至于度支使、转运使、处置使、经略使、安抚使、采访使，则全部靠边站。或是这些职务直接由节度使兼任。
其实，不单是唐朝。后来的宋明清，在面临边患频仍之际时，也都是如此。皇帝派专人在前线，把财、政、军权一把抓。
这些人，权力大的很。
比如说明朝的袁崇焕，不跟崇祯打招呼，直接就弄死了毛文龙。
还比如说湘军。朝廷三令五申，湘军攻克南京后，缴获要上缴。结果湘军故意在南京放了一把火，谎称没有缴获。慈禧任命派马新贻为两江总督，调查其中内幕，结果堂堂朝廷的从一品大员，竟然大庭广众之下被刺杀了。而且慈禧迫于形势压力，竟然还不敢彻查。
不夸张的说，清末的湘军、淮军，比唐朝的藩镇军队还要凶。
曾国藩、李鸿章想造反，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宋明清吸取了唐代教训，前线军区统帅多由文臣担任，或是由皇帝亲信担任。
而文官在考虑事情时，往往会比武将要深思熟虑。造反的可能性要低很多。
所以像前线大将造反这类情况，在宋明清三朝便不怎么常见。
总而言之，节度使这种制度在设立之初，必然有其合理性。但它的出现，往往代表一个王朝存在统治危机。如若不然，皇帝也不可能自愿下放权力。
而随着危机的加深，节度使制度必然会背离设计者的初衷。
因为受生产力所限，一个中央集权的古代国家必然是无法长期有效控制距离国家核心领土太远的边境武装力量的。
所以说，节度使制度是不可行的。
它就像一剂春药，能暂时解决问题。但从长时间看，用久了，终究会伤身。
但话又说回来了。不可行，也没办法。皇帝没得选。
不这么干，那就只能主动收缩战线了。放弃西域，放弃漠南，修长城，窝在中原腹地严防死守。
但是，看看宋朝就知道了。此举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春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