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闲读：“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

今天接着读李商隐的诗，顺带也说说李商隐的生平。

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小女儿，两人情投意合，婚姻美满，感情世界从此圆满而美好，但他的人生却从此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当然，对李商隐意见最大的，是恩师的儿子令狐绹，他是事件的直接关联人，因为自己的父亲刚刚去世一年，同是父亲学生的“同学”李商隐就“叛变”了，这让他心里窝火！

（诗博园的李商隐画像）

所以，如果李商隐想要在心理上获得平静，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赶紧回到长安找到令狐绹，跟他说：“我还是原来的我！”

校书郎

开成四年（839），为了参加当年吏部举行的“书判拔萃科”，李商隐从泾原赶到了长安。除了先是拜访了自己的同年兼连襟韩瞻外，他紧接着就是去拜访令狐绹，我们可以想见，从心理角度来说，这次拜访对李商隐很重要，他需要再次获得心理上的平静。

言语是苍白无力的，能剖白自己的，只能是行动。虽然令狐绹居丧在家，并不见客，但是李商隐实在是关系特别，总算还是进了府门。场面话说完，李商隐能做的，就是到令狐楚灵前跪拜叩头，我们相信，李商隐真诚的哀痛与虔诚定然是打动了令狐绹，因为在接下来的吏部考试中，李商隐顺利通过了，不但通过，而且很快就被委任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务，这对于在朝中毫无根基的李商隐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能顺利过关，并且被安排在“校书郎”这样的“美职”，肯定不只是因为李商隐的才情，最可能的原因只有两条：1、令狐家的余恩还在；2、王茂元的运作。因为我们说过，校书郎这个职位很“美”。

（杜佑的《通典》书影）

杜佑的《通典》记载：“（校书郎）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

朝廷很多部门都有校书郎的职位，但以秘书省的最好，李商隐得到的职位，正好就是秘书省的。

唐代以校书郎释褐走上仕途的，总共有十一人，都是大神级人物，前面有杨炯、张说、张九龄、王昌龄、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德裕、杜牧，后面还有韦庄。

（做过校书郎的刘禹锡像）

虽然校书郎品阶很低，只有正九品上阶，在唐代官位图中属倒数第四级，但这个职务却有不少优点：其一是职务很闲且收入不错。校书郎的职责就是校对典籍，依照白居易的诗，每月只需上班两次，收入也不低，他能“茅屋五六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五六仟，月给亦有馀”收入当也不低；其二是有发展空间。唐代翰林院向无定员，上至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都有可能被选入翰林院到皇帝身边参与事务，一旦有机会陪伴皇帝，接触到国家的核心机密，从而左右一个国家朝政的走向，发展余地就大了。运气好的话，拜相封侯也不是没有可能。

未来的美好前程，似乎已经在李商隐面前铺好了。于是，他急着给母亲报喜，给岳丈报喜。却唯独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个职位是如何得来的，好运是如何砸到自己头上的，也许，就算他认真想，也只会认为这是他应得的职位。他是个诗人，他不是政治家（这一点上，他比杜牧差远了），尽管他也有一肚子宏图大志。

（同样做过校书郎的杜牧像）

接下来的几个月，李商隐的日子过得平淡而和美：春风十里，无数的珍品图书，从小穷困的李商隐从没见过这样多的好书，于是他选择了安静地读书。

弘农尉

从春天的吏部考试开始，李商隐安稳地过了几个月的读书时光，堪堪就到了初夏，吏部突然传来了调令，让他离开秘书省，去弘农县去当县尉。从清贵之职一下子变为尉簿俗吏，很突然，没有征兆。

能怪谁呢，这几个月的时光，本是他经营自己仕途的时光，他却扔给了读书，仕途是变数丛生的机关交汇之路，怎容下一个不谙世故的读书人。或许不管是牛党还是李党，当发现李商隐这个人不识趣，让你当校书郎你就真格儿当起了校书郎，不靠拢，不走门路，你还是挪挪吧……

（宁肯卖药也不做县尉的杜甫）

弘农县在现在的河南灵宝，是河南道虢州属下的一个县，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县尉这个职务，它位卑（从九品上阶，降了两级）职繁（几乎所有的基层工作都要做），又要奉迎长官，又要鞭打百姓，这实在不是一个有良心的诗人能接受的工作，当年杜甫在长安活动求官将近十年，最初就是获得了河西县尉的职务（那是老杜谋得的第一个职位），老杜直接选择了拒绝，李商隐跟老杜不同，他有点逆来顺受，他收拾了行装，去弘农县报到了。

（做过县尉的白居易画像）

当然，大唐也不是没有县尉成功的案例：高适、王昌龄、白居易都做过县尉，权当是基层工作经验的积累呗。而问题来了，李商隐天生就不是当这种官的材料。

问题出在他的“民本思想”上，他相信“民贵君轻，民是社稷之本”，这在道理上没错，可是他的行为太书生气了。他对待因赋税未完而被拘入狱的囚犯，或者触犯官府而实际并无大罪的刑徒，常常是能宽就宽一点，每天清点犯人，能放掉的就放掉几个，这种做法，跟其他地方的县尉显然不一样，很快，他就被陕虢观察使孙简叫去问话，罪名是“活狱”。

据《新唐书.李商隐传》载李商隐任弘农尉期间：“以活狱忤观察使孙简，将罢去，会姚合代简，谕使还官。”

（同样做过县尉的高适雕像）

这中间有个疑问，李商隐是县尉，孙简是观察使，中间隔着县令、刺史两级，两人之间几乎没有利益冲突，何以孙简就这么恼火呢？历史没有记载，我们只能猜想，或者是他被叫去问话，而李商隐很可能不听“管教”，当场顶撞，替百姓也替自己辩解，官大一级压死人，孙简自然砸过来一通严厉的申斥。

李商隐那里受得了这种腌臜气，回到县署，他几乎立即就开始动手写辞呈。当然，形成文字时，他已经稍稍冷静了些，他的态度缓和多了，“辞职信”变成了“请假条”。

辞职信与《自贶》诗

归根结底，他是诗人，李商隐的辞职信也是用诗写成的，诗的标题是《在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显然，信是写给他的直接上司虢州刺史，不是写给观察使孙简的，请假总不能越级啊。

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

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显然，这是首牢骚极重的诗：每天就是到黄昏的时候到衙门里清点犯罪的囚徒，太无聊，也太丢人，我觉得对不起这份工作，也对不起自己的才情。我还不如当年那个因献玉被刖双足的卞和，他因为没有双足，一辈子也不用到县衙里站班排队了。言下之意，我宁肯被刖了双足，也不干这份工作了。

（卞和献玉）

交了“请假条”，他当然不是请假，他心里面想的，显然是辞职，总之不上班了。因为他回家之后，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后写的，又是写给自己的，诗名《自贶》，“贶”读kuàng，意思是赠送，诗是李商隐自己送给自己的。全诗如下：

陶令弃官后，仰眠书屋中。

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

诗很好理解，不必仔细说，你看陶渊明辞官之后，就在家里书屋里仰眠。谁愿意将自由自在读书生活，委屈地换成五斗米呢？何等狂傲，何等潇洒！

（陶令弃官后，仰眠书屋中）

这当然是李商隐诗人的一面，他有时候，他也会超然到不顾人间烟火！

但李商隐毕竟不是陶渊明，生活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他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当孙简的观察使被姚合替换之后，姚合（也算是诗人，唐代的文人几乎个个会写诗）写来了催他复任的文书，李商隐一方面愤慨期已过，冷静了下来；一方面还要给姚合情面。于是他又回去做县尉去了。

（李商隐站像）

直到第二年（840年）的九月，他一直都在县尉任上咬牙忍着。这一年，他三十岁，而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