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血腥杀戮与一个王朝的盛世基业
贞观之治的历史启示
文 | 孟宪实
来源 | 《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新版序言
唐太宗治理天下成绩优异。因为当时使用“贞观”为年号，史称“贞观之治”。记载贞观事迹的史书有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但就丰富性而言，都不如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作为“当代”历史学家，吴兢编撰此书，是为了给唐玄宗提供学习的榜样。
在序言中，吴兢高度评价贞观政治，他写道：
岂止有唐一代，中国古代后半期和东亚地区，凡努力治国的政治家，无不以《贞观政要》作为教科书。明宪宗为《贞观政要》作序，写道：
清朝乾隆皇帝也说：
贞观之治长期获得极高评价，是因为其历史功绩确实令人钦佩。虽然整个贞观时期，不过二十三年而已，然而千年之后，依然有话可说。大体说来，贞观时期取得的历史成绩有如下若干方面。
其一，政治文明达到了新高度。前文所引吴兢等古人的评论，转化成今天的语言概念就是政治文明超越前代。所谓政治文明，主要内容就是政治制度。秦汉时期确立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皇帝、朝廷和地方体制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框架，而官员选拔和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共同构成了体制运作的软件。在克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政治冲击之后，隋唐时代再次回归中国政治制度的正轨——“皇权政治”。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和“乡官”制度，士族门阀的制度基础彻底丧失，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确立，为新时期皇权制度的良好运行提供了制度保证。贞观之治，从制度史角度看，正是三省制度运行的模范时期。
凡是接触贞观之治的读者，无不知晓唐太宗克己纳谏的故事。唐太宗表现出的强大政治理性，虚心接受大臣的批评，给历史留下深刻记忆。以魏徵为代表的大臣，忠心爱国，一切以国家为中心，不怕触怒龙颜，令人十分钦佩。其实，除却唐太宗、魏徵等个人良好的政治素养之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制度设计，他们都在履行制度规定的角色。三省制下，皇帝的最新命令必须通过门下省的审核才能交给尚书省执行，而魏徵长期在门下省工作直到贞观十七年（643）去世。中书省、门下省两省的长官签署之后，皇帝的命令才算形成。日本有学者认为，门下省代表了贵族对皇权的限制，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但三省制有利于形成朝廷的集体意志，这是没有问题的。皇帝的命令在当时被称作“王言”，“王言”代表的是皇权，但皇权不等于皇帝的个人意志。贞观时有位大臣叫张蕴古，他写了一篇《大宝箴》，强调“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受到太宗的嘉奖，他也因此文进入《旧唐书·文苑传》。过去，我们理解中国朝廷的历史，习惯从君相斗争的角度去观察，于是一部中国政治史，处处充满火药味。从制度角度看，君、相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分工，他们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才是根本，意见分歧是正常的，用矛盾与斗争的眼光去观察，其实不得要领。试问，魏徵的意见对于唐太宗的天下治理而言，究竟是有利还是无利？答案十分简单，无人不知。这就是为什么魏徵去世，唐太宗称以人为镜的道理。
三省制下，围绕“王言”，有一个比较完备的“王言之制”，从程序上保证了“王言”成为朝廷集体意志的表达。三省制下，皇帝有想法，通常先跟中书省官员通气，而中书省负责起草皇帝的最新命令。贞观之后，即使在权臣当道如李林甫、杨国忠时代，也有一个“过门下”的问题，因为这是制度规定。没有门下省的签署，中书省所起草的命令就会始终处于起草状态。门下省在唐初的地位十分重要，除了签署“王言”之外，还有“政事堂会议”，也是由门下省负责人主持的。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决策权力的分层问题。
贞观时期，中央决策是分层次进行的。一般政务，尚书省负责解决。尚书省的长官有两位，称作“左、右仆射”。尚书省有六个部门，即吏、户、礼、兵、刑、工，这就是“六部”。每个部的领导称作尚书，六位尚书加上两位仆射正好八人，他们的办公会议叫作“八座议事”。全国的政务，在分工上，都分别隶属于六部，所以八座议事能够处理全国范围内的重大事宜。疑难重大问题，要上报宰相会议，即“政事堂会议”。唐朝是群体宰相制度，一般而言，中书、门下和尚书省的长官都是宰相，还有重要的部门如“吏部”“兵部”的尚书，也可能被任命为宰相。政事堂设在门下省，所以门下省的领导通常主持政事堂会议。政事堂会议，依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宰相们意见有分歧，就要报告给皇帝，这就需要召开御前会议。贞观时期，御前会议在两仪殿召开，皇帝在那里跟自己的宰相们议事，不管多么困难都要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哪怕召开连续会议。通常会有这样的误解，皇帝制度下，无论大事小事都由皇帝说了算，其实更多的事情皇帝是无暇顾及的，毕竟人的精力有限。这种分层决策机制，保证了朝廷能集中精力处理重大国事问题。
为了保证三省制良好运行，决策过程不出纰漏，唐太宗鼓励大家对皇帝的决定提意见。《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三年（629），有一次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中书、门下两省是重要机构，官员都是朝廷选拔任用的。诏敕（“王言”的具体概念）如果有问题，都需要提出来。最近感觉都是顺从皇帝，没有谏诤，不合道理。如果仅仅是签署名字，谁不胜任，何必挑选人才？今后如果诏敕有问题，必须发言。我们看到，皇帝关心的是决策是否存在问题，没有一丝一毫担心皇帝的面子，至少皇帝的权力意识很淡薄。该提的意见不提，才是不尽职。正是因为政治文明的基础制度健全，贞观之治的昌盛才得以实现。
其二，社会和谐的楷模。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以人为本”可以说是儒家的基本政治思想，其实这也是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唐太宗强调民众的重要性，深明“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政治辩证法，所以出台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政策，让贞观时期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唐朝以后的人们，通常把贞观之治看作中国历史上治理卓越的代表，而在唐朝以前，通常都把尧、舜、禹“三代”作为代表。社会和谐与否，事关重大，所谓社会和谐，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缓和，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相安无事。
研究者普遍认为，贞观时期的“以人为本”政策，得益于隋朝灭亡的政治教训。贞观时期的君臣，都参与了隋朝灭亡的过程，亲眼目睹了隋朝的败亡。隋朝是一个富强的朝代，统一南北朝，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隋朝政府极为富有，以至于隋朝灭亡多年以后，唐太宗和他的大臣还在讨论隋朝留在关中的粮食还能吃多少年的问题。隋朝败亡的症结就在于政府与百姓关系不和谐，错误的政策终于促使人民走上反抗暴政的道路，所以不过两任皇帝就土崩瓦解，仅仅存在三十八年。读《贞观政要》会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唐太宗君臣讨论隋朝问题遍布全书，隋朝的覆辙让贞观君臣重走民本路线，于是赢得了民心，成就了贞观之治。
“以人为本”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从《尚书》开始强调“民为邦本”之后，历代思想家都强调民本主义。孔子认为，人民的信任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民不信则国不立”。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早期儒家到西汉时期，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吸纳其他思想派别的有益成分，具有了综合性的特征，最终被政府确立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思想体系，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意识形态说到底就是国家的政治伦理，不仅是政府引导社会的工具，也是社会监督政府的工具。因为国家、社会共同价值体系的存在，所以国家的是非曲直就有了判断标准，而没有政治伦理的政府可以直言为野蛮政府。儒家思想，在西汉时也曾被批判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但本文以为，贞观之治的成功，可以看作是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成功实践。
其三，崇高的国际地位。众多国家的同时存在，构成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是“大航海”之后。传统的国际社会以国际区域的方式存在着。日本学者认为，古代东亚存在一个汉字文化圈，那其实就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社会。到隋唐时期，由于唐朝在贞观四年（630）平定了东突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唐太宗被国际社会尊奉为“天可汗”，成为国际社会的领袖。此后，凡是承认唐朝皇帝为天可汗的国度，都会听从天可汗的号令。在中国的史籍中，也把这些国家称作“外臣”。日本学者认为，围绕天可汗，存在着一个准国际组织，中国的皇帝作为这个组织的顶端，维系着当时的国际秩序。唐太宗是第一位天可汗，唐朝后来的皇帝，都继承了这个称号。
天可汗的影响所及，当然不是整个地球，但就当时的人类文明而言，将近半壁江山。古代世界的中心舞台是欧亚大陆，美洲、大洋洲以及非洲南部，都不在人类的视野之内。中国是东方的中心国家，因为东方古老文明区较少，中国成为十分孤独的文明。亚历山大东征的时代，西方还不知道中国的存在。但阿拉伯帝国兴起吞并萨珊波斯（伊朗）的时候，萨珊的太子曾经奔赴唐朝求兵。联系加强了，但空间距离还是限制了这种联系。唐朝最终拒绝出兵，但唐朝的国际影响自然已经越过中亚。唐朝往来波斯、阿拉伯地区的使者不断，政治联系已经确实建立起来。国际地位的提高，只能是水到渠成，刻意追求国际荣誉，往往得不偿失。唐朝的长安是世界大都市，西域各国的客商、东亚各国留学生往来频繁。周边各民族首领，很多都接受唐朝的官职，长安也是常来常往。胡人艺术、服饰在长安十分流行，处处都显现出异域风情。吸引力是软实力的综合代表，说唐代长安是当时世界的文化中心，并不过分。
贞观之治发生的时候，是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文明日益成熟的时期。尤其是摆脱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政治，确立了三省制、科举制等新制度因素，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中国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期，继承历史与文化的积极成果，唐朝迈开了历史性的脚步。用吴兢的语言表述，即“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贞观之治，是传统中国文化治国理政的榜样。即使今天看来，也不无自豪！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