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遍天下到饱受欺凌——魏国的战略败因分析
为了贯彻西守东攻的策略，公元前358年，魏惠王派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他自以为对秦国采取了足够的防范，就可以从容地往中原方向展开扩张行动。
魏惠王十三年（公元前357年），魏军把韩昭侯包围在宅阳，韩国的许息通过与魏谈判，给了魏国平丘（在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东部黄陵镇平街村）、户牖（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首垣（今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东北）诸邑及郑驰地。魏国又用鹿地换了韩国的枳道地。
经过与赵、韩一系列的土地交换后，魏国东西两面的土地基本上连成了一片，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动辄被韩赵两国切成两截的危险态势，魏惠王的东向策略再次获得成功。继文侯、武侯之后，魏惠王又成为诸侯的领袖了。
公元前354年，赵国出兵痛打了魏国的小弟卫国，夺取了漆及富丘两地（均在今河南长垣），并把卫国变成了自己的卫星国。魏惠王一言不合就派兵直取赵国的都城邯郸，把邯郸给团团围住了。
赵国国君赵成侯只得派使者向齐、楚两国求救，楚国想趁机捞点便宜，并没有尽力营救。齐威王则采纳段干朋的建议，兵分两路，一路偏师由宋国景敌、卫国公孙仓所率部队会合，围攻魏国的襄陵；另一路主力由田忌、孙膑率领救援赵国。
田忌采纳孙膑的计谋，拔营向平陵进军。接近平陵时，孙膑向田忌建议由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高唐（今山东省高唐县）两城的都大夫率军直接向平陵发动攻击，以吸引魏军的注意力，结果攻打平陵的两路齐军均遭大败。当庞涓发现自己所击败的并不是齐军的主力后，继续寻找齐军的主力决战。
到了这时，孙膑开始实施了鼎鼎大名的“减灶计”。结果庞涓真的中了“减灶计”的欺骗，一路猛追，终于追到了孙膑的预定战场——桂陵（一说山东菏泽，一说河南长垣）。
学者们认为，桂陵应该是一条非常狭窄，并且很长的山谷。当时，山谷的两侧布满了齐国的伏兵，当庞涓率军入彀时，田忌下令攻击，魏军的这路人马基本上都挂了，庞涓则极有可能死于该战。
庞、孙之间的对决算是完了，不过魏惠王攻赵的这一仗却还没完。尽管庞涓的这一路偏师全军覆没，但是魏惠王亲自所率的攻赵主力却大获全胜，魏军攻破了邯郸城后，迫使赵国臣服于魏国。
魏惠王十八年（公元前352年），魏惠王调用韩国的军队击败了包围襄陵的齐、宋、卫联军，齐国被迫请楚国的大将景舍出面调停，各国休战。
早在魏惠王十六年（公元前354年）魏国攻赵的时候，秦国也乘魏军主力围赵邯郸，在元里大败魏师，取得了魏国的战略要点少梁。公元前352年，秦军又入魏河东，取其旧都安邑；公元前351年取其固阳。秦还派公子壮伐魏国的盟友韩国，围焦城不克，占上枳、安陵、山氏三地筑城。
到魏惠王二十年（公元前350年），等到东边局势基本平稳，魏国回师向秦国算账，不但收复了全部失地，还将秦军包围于定阳（今陕西延安东南）。由于秦军一路败退，秦孝公吓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因为害怕魏军攻击，全国上下皆处于高度警备状态。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和魏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南）会盟，以秦孝公愿尊魏惠王（当时还是魏惠侯）为王为条件，才求得魏之谅解。双方罢兵。
魏国在上述的五年的时间里，将周边的各个强国轮番捶了一遍，虽然损失了庞涓的一支偏师，但居然能够接连战胜四方的诸侯，还曾经拿下了赵国的首都，哪怕放在整个世界的军事史上，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魏国经此数战，霸业似乎又回到了魏武侯时代的巅峰状态。然而，从战略的角度来看，魏惠王的这一系列类似打地鼠游戏的行动并没有什么战略意义，反而更充分地暴露出魏国的战略弱点，可谓得不偿失。
当时已经成为秦孝公唯一心腹的卫鞅清醒地认识到，由于魏国堵住了秦国向东发展的道路，独揽山东贸易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处于十分主动的战略地位。因此，两国在战略利益上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于是，商鞅处心积虑地想施行“借刀杀人”之计，以图削弱乃至摧毁魏国的实力。
按照《战国策》的说法，为了将祸水东引，变法猛人商鞅华丽转身为一个腹黑男，并特地出使到了魏国。他居心叵测地向魏惠王提出了联合一个大国，打击一个大国，威服一个大国，从而建立王霸之业的策略。具体地说就是：或联合燕国，讨伐齐国，威服赵国。或联合秦国，讨伐楚国，威服韩国。总而言之，就是让魏以齐、楚为敌人，而以燕、秦为朋友，以赵、韩为争取对象。商鞅还建议魏惠王先称王，然后对齐、楚用兵。
王是当时的最高称号，地位在诸侯之上，浅薄的魏惠王早有称王的打算，商鞅的话正说到了魏惠王的心坎上了。魏惠王不虞有诈，就按照周天子的规格制作丹衣和九施、七星之旗等舆服仪仗，以及大建宫室。魏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4年）魏惠王正式加冕称王。
但是，魏惠王这种利令智昏的僭越行为使自己成为了众矢之的，不但引起了齐、楚等大国的愤怒，各国的诸侯也纷纷倒向齐国，这使得魏惠王到头来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
魏惠王因为在维护周王室的利益的问题与盟友韩昭侯闹掰了，就在公元前342年命魏将穰疵率军与韩将孔夜战于梁、赫一带（今河南汝州市西）。韩军初战不利，向齐国求救，齐国表面许诺，实则按兵不动，坐看韩军消耗魏军兵力。结果韩国五战五败，最终全军溃逃，史称“南梁之难”。因为看到韩国再也撑不下去了，齐国这才起兵救韩。
齐国以田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田忌、田婴等皆随军出征。齐军直趋魏都大梁，诱使魏军回救。魏惠王待攻韩的魏军撤回后，即命太子申为上将军，企图同齐军一决胜负。
齐军运用孙膑的诱敌深入之策，一路退却，将魏军引入马陵，埋伏在附近的齐军以逸待劳，重创了魏军。孙膑又派后备军截断了魏军退路，最终魏军阵势大乱、全线崩溃，太子申兵败身死。
魏惠王二十九年（前341年）五月，齐将田朌率领齐、宋联军攻入魏国东部地区，包围平阳（今河南滑县南）。九月，商鞅率秦军攻入魏国西部地区。十月，赵国大军攻入魏国北部地区。年近花甲的魏惠王亲统大军迎战商鞅，结果大败而归。
秦国还主动联系齐、赵两国来共同对付魏国。魏惠王三十年（前340年），齐威王与赵肃侯会盟于博望（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商讨协作伐魏事宜。这一年，商鞅再度统军攻魏，魏国派公子卬领兵迎击。
两军对峙时，商鞅表示要与公子卬叙旧，公子卬信以为真，就施施然地前去赴约。商鞅突然命令手下俘虏了公子卬，接着趁机全力攻打魏国的军队。失去指挥的魏军很快就被被团灭了。此战之后，魏国精锐死伤殆尽，无力再抵抗秦军。
魏惠王三十二年（前338年），秦军在岸门（今山西河津市西）再次击败魏军，虏获魏军主将魏错。魏惠王向秦国求和，被迫割让了大片的土地。
而楚国为了报多年的屈辱之仇，也发兵北上痛打落水狗。楚军在襄陵击败魏军，掠夺了魏国的八座城池。
由于实力大减，过去爱玩打地鼠游戏的魏国这时变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地鼠。所不同的是，过去魏国只有一把榔头去打五、六只地鼠；而当魏国变成地鼠的时候，头上却同时有四、五把榔头等着去侍候他。
迭遭周边大国的轮番打击之后，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这时才恍然大悟：比起远在东方的齐国，近在身侧的秦国才是自己最危险的心腹之患。在当时的魏相惠施的劝说下，他无奈地“变服折节而朝齐”。魏惠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州）尊齐威王为王，史称“徐州相王”，标志着魏国独霸地位的丧失。
可惜魏惠王的觉悟也来得太晚了，魏惠王三十七年（前333年），秦惠文王任命魏国阴晋人犀首（即公孙衍）为大良造，次年魏国被迫献阴晋于秦。未久，公孙衍率兵攻魏上郡重地雕阴（今陕西省甘泉县南），魏国西部战区的主将龙贾全力迎战。
经二年激战，至魏惠王四十年（前330年），公孙衍全歼魏军，斩首四万五千人，并且俘虏了魏军主将龙贾被俘。从此以后，魏国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魏国自魏文侯开启，历经三代、长达百年的霸业，最终讽刺地在非常勤政的魏惠王手上颓然塌陷了，追忆魏国由盛而衰的陷落的过程并总结其得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追究导致魏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无非就落在人才和战略这两方面的短板上，试分述如下：
首先吐槽一下魏国的人才观念和人才选拔机制。
魏国不但不缺人才，还盛产人才。魏文侯时代，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时代，魏文侯不但能够重用李悝、翟璜、魏成子这样一些履历清楚、基层经验丰富的官员，还不拘一格地提拔了一些诸如乐羊、吴起那样的有着明显缺陷的特殊人才，并且能够人尽其才地使用他们。应该说，在人才的使用方面，魏文侯已经起了个好头，问题是在魏武侯的身上开始出现的。
虽然魏文侯有意识地从小就对魏武侯进行了系统化的培养，但是在魏武侯的身上，却总也摆脱不了他那贵族子弟的做派，魏文侯时代那种重贤亲士的浓郁风气，到了魏武侯时代，就已经淡化为表面的文章了。吴起失落的那一幕，其实只是魏武侯时代政治氛围的一个缩影。由于魏文侯让段干木在魏国的贵族子弟中培养出了一批青年才俊，同样是贵族子弟的魏武侯也就更喜欢从自己所熟悉的发小当中提拔官员，这就在无形中对魏国贵族小圈子以外的人才构成了一个心理上的隔离带，并逐渐让魏国的人才选拔机制回归到近亲繁殖老路中去。
话说在魏文侯十七年，乐羊打下中山国后，魏击（魏武侯）奉文侯之命做了留守大臣。一日，魏击游览殷商旧都朝歌，不期遇到了魏文侯待以师礼的田子方。魏击将高车停在了道边，并下车拜见田子方。可是，田子方竟没有还礼。魏击很是不悦，讥刺道：“是我们这些富贵人家值得骄傲呢，还是你们这些穷人值得骄傲呢？”
田子方冷冷道：“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啦，富贵的人哪敢对人骄傲呢？国君对人骄傲就会亡国，大夫对人骄傲就会失去采地。失去国家的人，没听说有人以国主阿里对待他的；失去采地的人，也没听说有人以家主来对待他的。而贫贱的游士呢，话不听，行为不合意，就穿上鞋子告辞了，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
魏击终于不敢得罪这个顶着父亲老师名分的狂生，只得拜谢而去。值得我们留意的是，魏击的两句讥刺之词流露出的典型的贵族心态——田子方虽贵为文侯老师，却依然被魏击看作是贫贱者，而贫贱者是没有对人骄傲的资格的！这也反映出魏武侯对于寒门出身的人都存在着一层心理上的隔膜。
到了魏惠王这一代，不但没能扭转魏武侯时代的渐趋保守的用人观念，甚至还变本加厉了。由于魏惠王自诩聪明过人，就连商鞅这等得到公叔痤大力推荐的人才都完全置之不理，可想而知他还错过了多少比商鞅略差的人才。据记载，魏惠王在向齐国服软后，与齐威王狩猎相遇于逢泽之畔，魏惠王自矜有十二颗大珍珠，每颗可照亮十二辆战车。齐威王先是故意自谦说自己可没这样的贵重宝贝，却接着逐一点出了他手下的四、五个能臣及其他们的能耐，并夸口说自己把人才当做宝贝，狠狠地把财迷的魏惠王奚落了一顿。
1854年，一位叫克劳修斯的德国人，首次提出了熵增定律。他认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热量总是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从有序走向无序，如果没有外界向这个系统输入能量的话，那么熵增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最终会达到熵的最大状态，这个系统就会陷入一片的混沌和无序。这熵增定律不仅可以用来概括整个宇宙的运行规律，也可以用来解释国家兴亡的运行规律，正是因为魏国变法最早，所以也成熟得最早，如果其领导人不能足够博大的胸怀来继续容纳新鲜的思想和新鲜人才，熵增的过程就会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可能是因为与齐威王比宝失败，魏惠王在怅然若失之余似乎又有点开窍了。在魏惠王的晚年，他开始遍天下地去寻找那些能够帮助他找到出路的大师，并把他们恭恭敬敬地请到大梁，送他们厚礼，管他们吃喝，与他们认真地切磋治国之道。他求贤若渴的名声甚至连傲视王侯的孟子都被深深地打动了，还以为从此遇到了能够一展抱负的绝世良机。
不过，孟子自信满满的那一套“仁者无敌”大道理说起来似乎很动听，但作为老江湖的魏惠王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的。魏惠王大概觉得孟子的高大上理论不切实际，但还是很尊重地把他供养起来，没把他当作江湖骗子看，这说明魏惠王这时已经开始有把人才当做宝贝的认识了。
可惜的是，魏惠王的认识也来得太晚了一些，在他还没能物色到心目中真正的宝贝的时候，就惘然地离开了这个对他来说充满着疑惑和不解的尘世。魏惠王虽不像他父亲那么笨，他老早就已经指定了自己的继承人，但可惜的是，他的继承人魏襄王也不怎么成器。“人才不进大梁城”从此成为了历史的定格，魏国就再也没有任何熵减的机会了。
总而言之，从魏国陆续流失的吴起、犀首、商鞅、孙膑、乐毅、范雎、信陵、尉缭等皆是当世一等一的良才，魏或轻视之、或猜忌之、或排斥之、或迫害之，使得他们不得不另行投奔他国，从这张人才流失榜单来看，魏国的人才问题不能归因于个案，而应该是系统性的体制和政治文化问题。“得士则强，失士则亡。”魏国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其次，再探讨一下魏国的发展战略。
实事求是地说，从魏文侯开始的祖孙三代君主都没有产生过在将来能够一统天下的奢念。不但他们祖孙三代，就算在当时的普天之下，恐怕也没有任何人能产生如此荒唐的念头，毕竟诸侯割据的格局已经持续了过千年，要改变这种局面，非得把脑洞开得非常之大才行。
在魏文侯时代，因为处于对外扩张的早期，魏文侯所采取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机会主义的扩张手段，他总是希望在争取最多的盟友、得罪最少的敌人的基础上，专挑那些最软的柿子来打，比如当时的中山国和秦国，但是他却始终没有为魏国提出一个清晰的战略发展思路。
到了魏武侯时代，可说是一个战略迷失的时代，他依仗自己无敌的武力，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梆子地敲打周边的国家，不是很注意具体的方式和方法，完全是一个富二代的土豪做派。虽然他没有明晰的战略方向，不过看起来他对于西面的秦国有点见好就收的感觉，他心目中理想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围绕着中原一带。
魏惠王的君主地位是通过兄弟相残再加上一些狗屎运才得到的，相比他的父亲，魏惠王总算是明晰了西守东攻的战略发展方向，并为之采取了一系列的扎扎实实的行动，而且在其有生之年，终于也验证了这个避重就轻战略的最终效果。
魏惠王的失败，是因为他不够聪明吗？不对！魏惠王绝对是个聪明人，甚至比他的父亲魏武侯还要聪明，起码他还有一个明确的西守东攻的策略，而且在处理内政和经济民生的问题上，他表现得比魏武侯还要高明。
魏惠王的失败，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吗？不对！在当时的七个强国里面，大多数的国君都有一个极其称职的国相，如商鞅、申不害、邹忌等，而因为魏国的国相比较弱一点，所以魏惠王在处理国政方面，绝对要比其他各国的国君更加的努力。
归根到底，魏惠王理想破灭的根源，在于他选择了一个自以为正确，实际上却是错误的战略，而且他那轻浮肤浅、爱出风头的性格弱点又让他在错误的路上错上加错。关于魏国战略的根本问题，无非就是“趋利”还是“避害”的选择问题。
魏国地处中原腹地，无险可凭，周边强国林立，在战略地理的形势上是非常不利的。为了摆脱这种极端不利的战略局面以及总是处于内线作战的窘境，其唯一的出路就是西取秦地。
一路向西战略的最大问题是任务的艰巨性，这时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自秦献公迁都栎阳起，就在墨家弟子的帮助下在边境修筑了多座坚固非常的城邑。而且，长期客居魏国的秦献公对于魏军的战法非常熟悉，虽然秦国在总体上比魏国弱，但在关中一带的战线说不定还有局部的优势。秦献公曾经三次跟三晋联军交锋，皆大获全胜，甚至连魏相公叔痤都曾经沦为俘虏。魏国如果不出尽全力，无法跨越洛河灭秦。可这样一来，中原那边的幺蛾子就会纷纷的飞起来，很容易搞到自己顾此失彼。
一路向西的另一个问题是利益评估，这一方面是经济的吸引力问题，另一方面是虚荣心方面的问题。
西进攻秦的根本目的就是改变魏国四面漏风的战略处境已经免除秦国对自身的侧翼危险，这是主要是在战略地理的价值方面考虑的。就经济价值而言，当时的秦地相对贫瘠，秦川沃野与关陇牛马都离西河基地太远了，可望而不可即，而商业落后的秦国的商业价值尤其不大。总体而言，秦国土地的经济价值远没有中原土地的价值大。
就名声方面的价值而言。魏惠王是个爱慕虚荣的人，他所追求的是表面上的风光和气派，贪图的是虚幻的荣耀。在他看来，秦国那种“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的国家，在华夏诸侯的文化鄙视圈里属于很低级的那种，自己就算完全制服了秦国，也不会因此引起中原诸侯的更多敬重，更严重的是，他们还可能从此把魏国摆到文化鄙视圈里原来属于秦国的那个位置上。与制服秦国相比，控制三晋，压服齐、楚，才是号令天下、令自己身上环绕着七彩祥云的最好选择。
经过了基于以上各方面综合考虑的“伐谋”过程后，魏惠王自信满满地作出了西守东攻的趋利性的战略抉择。为此，他干脆把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搬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全天下的领袖。
其实，在开始的阶段，魏惠王的西守东攻的战略并没有显露出败相，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其通过与赵、韩的两场战争以及战后的一系列土地置换，把魏国的东西两部分紧密地连成了一片，极大地改善魏国的战略形态，同时，魏惠王把大梁营造成中原地区的交通和商业中心，使魏国因此而富甲天下。
既然魏国在“伐谋”这个阶段定了“西守东攻”的策略，那么其东进的最大对手是齐国，到了这个时候，魏惠王就应该以齐国作为战略焦点，通过“伐交”的手段尽可能地争取到更多的盟友并孤立齐国。如果这时魏惠王能够耐得住寂寞，专心致志地做一些高筑墙、缓称王、行仁政、睦友邻的事情，耐心地等待最大的对手齐国出现战略性的失误再作进一步的打算，那么魏国的继续壮大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好战的魏惠王总改不了与邻为敌的不良习惯。魏国与齐、楚等大国有着天然的战略竞争关系，与秦国之间的深刻矛盾也丝毫未因迁都大梁而有所缓解。在这种情况下，魏惠王不但不想办法去修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三晋联合阵线，还想拿赵韩两国开刀，这根本上就是作死的路数。
可悲的是，魏惠王始终不曾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战略处境已经危如垒丸，在戏剧性地化解了首次的战略危机后没有自我警醒，反而沾沾自喜地继续追求那些“慕虚名而取实祸”的活动。而他的最主要的敌人恰好利用了他的虚荣心推波助澜，诱使他在失败的道路上死不旋踵地走下去。
魏惠王因在战略方向上的选择错误而导致满盘皆输的史例，从反面去验证了正确选择战略发展方向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曰:“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这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从魏惠王称王前后那种趾高气昂的表现来看，他孜孜以求的终生梦想，不过就是让自己能够在生前再次成为春秋五霸那样的称雄一时霸主而已，如果他确有一统天下的大志或者是为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而谋，则绝对不会做出如此轻浮肤浅的弱智举动。
因此，从魏惠王的战略目的去观察，他的那种以追求自爽为主要目的的西守东攻的战略只能算是一种“求其中”的战略，但是他在执行战略的过程中又对“伐交”的重要性欠缺考虑，最后落到了一个全线崩溃的悲惨下场。故而，我们可以事后诸葛亮地评价道：“不以开创百年基业为目的战略都不是好战略。”
在消除永久隐患和求得一时辉煌的两难选择当中，魏惠王虽曾一度犹豫，但最后还是倒向于后者，他的问题也是天底下所有的聪明人都会出现的问题，那就是避重就轻和投机取巧，他的失败不在于不够聪明，而在于没有远见。
魏国向西伐秦的好处是不会因此而引起其他强国的反感，而向东发展则无可避免地会引起各方诸侯共愤。往东发展，无疑可以攫取到比西面多达十倍以上的商业利益，这对于任何一个财迷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诱惑。但是，很少人能够看到商业的繁荣对士气民心的巨大腐蚀作用。商鞅变法的做法之一就是彻底地毁灭秦国的商业，让广大的人民只能一根筋地从事于耕战并自觉地为政府所驱使，成功地锻造出一支凶残无比的虎狼之师。
西攻强秦绝对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得到的好处不多，却要浪费太多的资源，但问题是，在能够对自己战略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能力上，西边紧贴着的秦国无疑要比远在东方的齐国要厉害得多。
基于魏国的战略教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个战略上的墨菲定律，那就是，只要存在着可能对自己构成战略危害的敌人，最后必定会非常严重地危害到自己。
魏国的战略教训延伸到今天，除了大国竞争关系的处理方面外，最能够被普遍地引以为鉴的场合，就是在竞争型企业的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当中。
“技工贸”和“贸工技”的发展路线问题，其实就是围棋里面的先角后边再中腹还是先中腹后边最后是角的问题，如果在怎么下都能赢的顶尖高手看来，这根本没有区别，但如果下棋的是同样水平的两个人，这先后次序的不同所带来的后果就很不一样了。
从短期来看，要想活下来，无论如何，肯定是要以市场为先。但手上若有多余的资本，是该先投入到市场拓展还是先投入到技术开发，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个抉择与决策者的智商的关系不大，但与决策者的长远打算的关系特别大。
从一般的道理上来讲，技术性投资见效慢、周期长、风险大，而市场性投资则见效快、周期短、风险低，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没有不愿意优先考虑市场投资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技术是一种最多只会两面受敌的竞争要素，就像围棋里面的“角”，而市场却是一种四面八方皆可被敌人围攻的竞争要素，就像围棋里面的“草肚皮”。从长远来讲，依托技术的优势去抢占市场，要比依托市场的优势去反占技术优势要相对容易得多。
因此，关于“技工贸”和“贸工技”的问题，其实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关于魏惠王的战略决策的案例里面，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脑洞爆裂：
为什么魏惠王在背后挨了秦国几记暗算后，仍然把齐国看做是最大的敌人，这到底是因为他利令智昏还是目光短浅？
脑洞大开五千年（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