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为何会爆发严重的社会冲突之原因
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中，农业始终都是国家根本性支柱产业，决定着帝国的强弱。可以说，农业强则国家兴，农业弱则天下敝。同时，作为农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农业人口，则占封建帝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国家财政的纳税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的生存条件及其生产现状，直接决定了封建王朝内部的稳定与安全。
早在战国时代，“亚圣”孟子就在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本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目的就是用来告诫统治者，要“以民为本”，民心向背决定了帝国兴盛与否。
数千年来，封建帝国统治者们便围绕“御民之术”、“治国之道”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帝国君臣明白，只有确保了农民生存安全，才能保证农业生产顺利，最终保证帝国长治久安。
可事与愿违的是，古代封建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够永久存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为王朝兴替的历史主旋律，社会冲突和暴乱，甚至农民武装起义不时发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交替出现。纵观历史更迭，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那就是从揭竿而起到建立新帝国，农民一直都作为主体在治乱兴亡的历史轨道上循环往复，不曾停歇。
他们在遭受压迫和剥削时选择反抗，但作为统治者后就很容易就跌入“暴政”的深渊，继续颁布苛捐杂税，继续开始压迫行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蜕变，吏治败坏导致社会阶层矛盾不断被激化，迫使农民走投无路，最终发起起义，建立新的王朝。
但是，为什么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很容易发生阶级蜕变呢？为什么他们在建立新王朝后很容易“忘本”呢？因此，阶级蜕变不能帮我们解释历史循环往复的深层原因，我们还需要从“制度设计”这一层面来寻找更深层次的缘由。
公元前221年，秦始王嬴政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开创封建帝国之先河。作为第一个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秦朝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先进的制度设计和参考，但秦二世而亡，仅建国15年后便覆灭。可与此同时，作为秦朝之后的汉朝，对秦朝的制度有很多借鉴，尤其是田税赋役制度，更是完整地继承了下来。
因此，我们就从秦汉二朝的田赋制度出发，共同探析古代农民贫困化、最终导致社会冲突发生、甚至王朝兴衰的深层次原因。
一、授田制的制度弊端：加剧农民生产生活危机，社会冲突更加激烈
在了解秦汉时期的田税赋役制度的弊端之前，我们需要准确地认识秦汉帝国采用的土地制度——授田制。
何为授田制？通俗来讲，授田制是一种土地国有、使用权由国家授予农民的土地制度。也就是说，农民所占之田均为国有，不为私有，土地面积和使用期限由国家确定，农民仅有使用权。
在授田制下，农民的土地授予标准为“每户百亩”，也就是一家一户一百亩田地。但是如果有军功者，则按照爵位高低增加授田面积。
显然，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授田制使得农民的积极性再一次得到提升。同时，在这类土地制度的设计下，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也得到了大大加强，更有助于国家治理和人口管辖。按照正常情况，如果按照一户5人计算，每户百亩良田土地便可保证农民衣食无忧。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晁错的《论贵栗疏》下，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情景，农民的生存环境令人十分堪忧，甚至处在破产的边缘，卖房、卖子孙的现象时有发生。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赋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耕，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为何会出现农民“卖田宅、鬻子孙”的现象？在晁错看来，有四大原因。一是为养家糊口，农民需要“四时之间亡日休息”，通过长时间不间断劳动耕作，才能保证一年的温饱；二是自然灾害影响巨大，一旦出现“水旱之灾”，农民便要忍饥挨饿，甚至走向流亡边缘；三是“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政策不定、赋税不定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负担；四是高利贷盘剥，“无者取倍称之息”，农民有借难还，只好尽卖家产及子孙。
从《论贵栗疏》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除去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对农业生产的极端影响，我们还应把握一点，那就是在授田制下朝廷“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给农民造成的生产生活危机，也就是制度漏洞破坏了农业发展、农民生活。
那是什么样的制度漏洞呢？
在秦汉时期，帝国以户为单位授予土地，自然也以户为单位收取田税，并把田税以谷物、刍稾（刍：饲养草料；稾：禾类植物茎秆）等实物进行替代收取。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谷物与刍稾的征收方式又有所不同。如在《汉书·食货志》中记载：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对谷物来说，是以“收成的多少”来确定“田税的多少”。但是刍稾之征不同，它是以田亩的多少来确定征收比例，并且刍稾可以换做货币，用钱来替代。如在《张家山汉墓竹简》一书中就有记载：
“收入刍、稾，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
由此看来，虽同为田税，但谷物与刍稾的征收方式并不相同。同时，由于田税是二者按户并征，这就为地方残征暴敛留下了制度空间。如基层的税收官员可将未开垦土地列入税收之列，强行征收田税，或者可以将本不属于农民的土地划归农民，增加他们的税收负担，更有甚者，可以钻刍稾货币化的漏洞，中饱私囊，肆意牟利。
正如《汉书·贡禹传》所记载：
“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稾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
在授田制的制度漏洞下，帝国“乡部”官员便通过种种恶意的方式加剧农民负担，从而出现了政治败坏、吏治尽失的局面。农民虽然有百亩良田，但经受不住各方索取，最终“不可胜供”，不得已为了生活寻求高利贷，进而“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的现象发生。正如张养浩写的那首诗一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种种苛捐杂税和吏治衰败之下，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很容易与统治阶级产生了严重的对立矛盾，进而导致社会冲突频发、矛盾激化、甚至农民起义等现象发生。
当然，除此之外，秦汉的赋役制度也存有相当大的制度漏洞，更加剧了农民苦难，也为社会冲突埋下了深深的根。
二、赋役制度的漏洞使得农民生活雪上加霜
在秦汉时期，百姓的赋役制度包含许多内容，如口钱（儿童人头税）、算赋（成年人头税）、更役（地方劳役）、戍役（义务征兵）、兵役（响应号召参军）等。赋役制度可以说贯穿了农民生活始终，是他们一生都要面对的问题。而在这些赋役制度之中，对农民产生生活影响最大的，便是更役。
所谓更役，指的是每名成年男性根据地方安排，所需要完成的地方劳役。更役可以采取自行服役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以钱代役的方式。而这种“根据地方安排”和“以钱代役”的方式，就给县乡的官员留下了可乘之机。
例如，由于没有统一的劳作标准，有些更役内容时间短、任务量少，轻松便可完成，但有些更役，则可分为多次，并且劳动强度很大，而这就为官员威逼利诱百姓、贪污腐败钱财留下了空间。
再比如，因为更役是可以用钱代征的，但是征收次数、多少的权力全在基层官员手中，因此官员便可打着种种幌子对百姓上下其手，骗取钱财、满足私欲。
我们必须承认，宽松化的制度设计，为地方因地适宜、具体分析留下了行动空间，但更为危险的是，这些制度漏洞，也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百姓的负担，使古代官员鱼肉乡里、横行霸道成为了默许的“潜规则”。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还有一段话需要我们细细考量：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当民众食不饱力不足，则偷盗抢掠会成为社会常态，即“奸邪生”，从而造成大量的社会冲突、农民揭竿而起的事情发生，最终，农民在哀告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铤而走险、发动起义，帝国的根基至此便受到了动摇破坏，改朝换代也成为了可能。正如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
三、总结
如何管理农民、稳定农业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并且，这些朝代君臣将施仁政、施德政的希望赋予在国家制度设计上，以求通过制度的约束达到“治国理民”的良好效果。
但是美好的愿景在具体的现实执行过程中，便会出现种种难以预料的弊端，而且还出现了官员腐败、残征暴敛甚至爆发严重社会冲突等他们意想不到的现象。究其根本，是因为古代封建王朝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帝国立场之上的，其核心是满足统治者自身的需要，而非满足农民百姓的需要。
当然，在帝国轻徭薄赋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稳定富庶的局面。但由于制度设计的漏洞和缺失，繁荣注定只是昙花一现，一旦加强田税赋役，农民百姓便迎来了苦难。
通过分析秦汉时期田税赋役制度，我们对封建朝代兴替的历史规律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在看到社会冲突爆发或农民起义之时，也多了一只“慧眼”——制度设计和执行过程中的利益指向，能够让我们看到爆发严重社会冲突和农民起义事件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