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为何非杀毛文龙不可？两人究竟忠奸谁辨？

关于袁崇焕杀毛文龙这桩历史公案，起主要作用的自然是袁崇焕本人的政治投机心理，和他赌徒心态的实际体现，但是谋杀毛文龙这种边疆大帅，事后还未受到任何惩处，关键还是明朝朝廷以及相当一部分政治势力，对东江集团疑惧、警惕的态度，给了袁崇焕搬弄是非的机会和足够的后援。

袁崇焕针对东江镇的一系列行为，不是为了“议和”，而是近似于“削藩”，从朝廷中枢到辽西将门的一股势力与袁崇焕相互勾结，利用朝廷对东江镇的不信任、疑惧，成功削掉了“东江”这个最可能与它们争夺政治和经济资源的竞争者，而袁崇焕从中得到了辽西将门的支持，这才是袁崇焕敢于斩帅的根本原因。

先谈毛文龙毛帅自己的问题，没错，这件事上他是是政治情商太低，以边帅和武人的双重敏感身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最后果然被小人利用字眼做了文章。

起因还是在于他和后金方面互通的八封信，目前普遍认为八封信是真（满清没必要在《满文老档》这种不公开的内部文档上造假，没意义），但内容纯属扯淡，属于常见的反间和谍战套路，问题在于即使大家都知道你说的是假话，有些话也是不能说的，比如第五封信的『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

以毛文龙边将的身份，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说这种话都是大忌。从最后袁崇焕的十二大罪来看，这些话明显流传到了明朝中枢耳朵里。这些话没人惦记还好，别人惦记了就能变成天大的麻烦。

其次在于，东江不设文官监军，这就导致东江缺乏与部分文官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可能，东江打了胜仗是毛帅运筹有功，打了败仗是山东方面给饷不力，这就导致负责东江事务的文官们怨气冲天。笔者不想探讨这件事谁对谁错，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国家体制中，谁想独吞功劳，谁就是挡了别人升官发财的路，谁就是众矢之的。

整件事情发展到崇祯初年，朝廷上下对东江是怎么个氛围，多年以后身为局外人的夏允羿也许描写得最为公允“但渐骄姿，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厌而疑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

另一方面，天启末年朝廷在辽东花费了600万两，都超过了万历时代，西南方面要和奢安叛军打，西边要剿匪，这辽饷怎么分，得有个明确的说法。说得再直白一点，朝廷新一轮利益分配要到了，过去几年围绕东江的权利和财政分配，已经让中央和辽西的不少人嫉妒，愤怒得都要发疯了，现在重新洗牌的机会来了。明白了这一背景，才能对接下来一系列事情有更深刻的了解。

崇祯元年六月，朝廷派人去东江核饷；七月，辽西宁远军变，闹事的表示因为四个月没拿到军粮，反了；同月，崇祯帝在北京召见袁崇焕：

“时四辅臣钱龙锡等侍立，俱奏曰：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时期议忧毛文龙难驭，大学士钱龙锡过崇焕语及之，遂定计出”

同月朝廷认为东江兵员实止三万六千，毛文龙大为不满，崇祯帝温言抚慰；

八月，袁崇焕刚到宁远不久，军变平息，接着袁崇焕代表宁远军向中央索饷八十万两；

稍后，袁崇焕在上梳中再次向中央强调“以辽人守辽土”战略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要求；崇祯帝应袁崇焕要求取消了登莱巡抚一职，袁崇焕成为东江镇无可争议的直属上级；

同年十二月，袁崇焕向心腹袒露：“吾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转年二月，袁崇焕下达严令，东江自觉华岛转饷，禁登莱商船入市，因商贾不通，皮岛大饥取野菜为粮。

在笔者看来，事情的逻辑显然是这样的——朝廷出于财政压力开始审核辽东两镇兵源，辽西将门用军变的手段哭穷，袁崇焕作为辽西军的利益代言人进京忽悠圣上，同时与京中的大后台、内阁辅臣钱龙锡一同敲定了针对东江的政治部署，辽西军显然对袁崇焕进京的成果很满意，军变很快平息。

袁崇焕再次强调了“辽人”其实也就是辽西优先，同时在朝中奥援的支持下，得到了辽东地区所有军队理论上的人事权和财政权。

到了这一步，其实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袁崇焕及他的辽西同盟取得了朝廷在辽东全部的政治、人事、财政资源，东江的死活完全看辽西方面的心情。

而之后，斩毛帅所谓十二大罪里最重要的两条不是什么子虚乌有的“议和”，而是——

【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

从袁崇焕的角度，你毛文龙不想给本部院当狗，本部院就让你做条死狗，至于皇上那边，我代替中央杀了口出狂言的军阀，谅皇上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这件事的根源还是我之前说的，朝廷嘴上喊着“以边疆人守边疆土”，可心里从来就没拿东江镇那些苦逼兵士当自己人，一群仗着时运崛起的丘八大头兵们，也想和辽西的世代将门竞争官职，财政，荣耀？“吃屎吧你们”。

而东江镇自己，经过这件事，恐怕也想明白了，“面关宁诸大臣见大清兵不即前，嫉牵制之劳，疑大清师本疑与，无他长，纷纷讲东事，反谓毛帅不受节制，将有患。而预罢东江者，动之糜饷，裁其兵。久之，谓其帅亦可裁耳，于是恶之者不至去毛帅不止。”

毛文龙毛大帅写信上报朝廷自辩，有用吗？没用，只要信上的内容被朝廷某些派系利用了，那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

袁崇焕矫诏杀人违反朝廷法度吗？违反，可是只要袁督师背后一天站着内阁诸位阁老，站着辽西盘根错节的将门们，还有着皇帝的信任，那这就不是事儿；

毛大帅忠勇吗？忠勇，可这对朝廷上的诸位大人，辽西将门们有什么意义吗？就是毛文龙当真忠勇如岳飞，只要你挡着我们这些人升官发财分润银子，那就请你和你的东江军去死，议和什么的不过是借口而已，毛帅和他的东江军只要还存在一天，就必然是辽西将门（所谓“关宁铁骑”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所以，有了孔有德、尚可喜们的登州兵变，有了“三顺王”屠杀八十万民众的广州大屠杀……

总结：对古典封建王朝来说，当边疆出了问题，朝廷让边疆人起来反抗后又撒手不管，或者当他们后娘养的，那他们绝望的时候，迟早会把绝望还给帝国，还给帝国的每一个普通人。对于大明王朝，这种绝望最后变成了登州城下隆隆的炮火，广州城下三日不尽的尸骨白灰。

而酿造这种绝望的是玩火投机的政客，军镇将门们盘根错节的利益团体，得混且混、乌合之众一般的中央官僚，从汉末一直到明末，历史有时只是换了身衣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