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 学者，学为人而已矣——刘伯谷、刘叔固先生口述
槐轩学说，本为四川双流人刘沅（1768—1855）以儒为本、兼采佛道所创立的传统学术。此后，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百年，人才辈出，遍及川西教育、医学、社会慈善、民间宗教祭祀等各个领域。刘沅被称为“川西夫子”，一代塾师之雄。其孙刘咸炘（1896—1932）则为学界公认的天才学者，近代梁漱溟、陈寅恪、南怀瑾等大家皆服膺其学。
近年来，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在国内外学术界更掀起一股研究槐轩的热潮。其中尤以哲学领域的“性命之学”、史学的“推十之学”、医学的“扶阳学”闻名。（参见本刊2015年8月号《医教中国》报道）
而在本期，我们通过刘伯谷、刘叔固两位老人（刘咸炘之子）的口述，试图梳理的 ，则是百年来槐轩教育精神的传承。
在传统中国，基础教育一向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的。直到晚清“废科举，兴学校”，现代学校教育才逐步成为主流。刘伯谷、刘叔固从小就读家族举办的书塾，成年后又长期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正是这百年教育变迁的见证者。
现代学校教育因应试积弊，不断改革，也迫使人们不断重新思考家庭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内涵。一个整全的教育生态是什么样的？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如何取长补短？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又如何融合？这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回答的。
但是，通过两位耄耋老人的思考，读者或能获得更多的启迪。（本刊编辑部）
刘伯谷先生，四川双流人。名恒蓺，字伯榖（谷）。父亲为民国学者刘咸炘，曾祖父为“川西夫子”刘沅。中学高级教师。幼年就读四川著名的尚友书塾，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教于中小学，担任教导主任。退休后发奋整理家学，作为槐轩学说传承人，整理出版《槐轩全书》《推十书（增补全本）》等，著有《祖述槐轩》
槐轩的教育事业在成都非常有名，创始者刘沅就曾被称为“川西夫子”“一代塾师之雄”。“一生教学近六十年，学生达数千人之多”。后人较为熟知的弟子，包括内阁中书刘芬、云南布政使林鸿年、扶阳医学创始人郑钦安、教育家刘鸿典等。再传弟子除家族成员及门弟子外，还影响及陈宝琛、林纾、陈衍等近代名人。
此后，槐轩第六子刘梖文创办了“十二学堂”，第十五孙刘咸焌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明善书塾”，后改名“尚友书塾”，由刘咸炘、刘咸燡继办。此外，刘咸炘还担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的历史教授，时值中西交替激荡，这也给刘氏家学带来了迥异的学风。刘伯谷、刘叔固兄弟就出生于这个旧式家庭中，在十年私塾后，分别走上了不同又相似的人生道路。
刘伯谷：
我一辈子没有进过外面的学校，三四岁时，母亲教我认字，读祖先留下来的《蒙训》和《豫诚堂家训》。我的父亲过世早，那时我才两岁多，两个弟弟，一个（刘器仲）一岁多，一个（刘叔固）只有103天。好在母亲有文化，她每天早上起来，一边梳洗，一边教我认“字方方儿”（字卡）。
虽然父亲去世了，但书塾还由叔父刘咸燡和父亲的学生们继续维持。这些学生都对我们非常关心，管我们叫大弟二弟三弟。为了报答师恩，都愿意教我们。后来，奶奶和母亲商量，就把我们交给了陈孟宏先生，他当时担任书塾甲级班的教师。
但陈老师教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学生了，我们是根本听不了的。上课时，大学生们都坐后面，给我们在最前面安了三个座位。下课，他们就一人抱一个，带我们去耍，上课又抱回来。等大学生放学了，陈老师再把我们三兄弟叫过去，认“字方方儿”，背家训和蒙训。因为年龄不同，三兄弟依次教。接着就读四书五经。
这样持续了十年，中途因抗战爆发，书塾停办，专门请了陈老师在家教我们。一直到1945年，书塾恢复，我的两兄弟，去了外面读官学，只有我一个人坚持读私学。
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我没有学历。不要说三几代（三角、几何和代数），就是连四则运用题我都不会做。尚友书塾没有数学，也没有外语，没有物理化学。数学的基础知识，我是在生活中慢慢懂的。加减乘除没学过，“九九表”没有背过，但生活中我知道一九得九，二九一十八，很有趣。
书塾里就是读些“子曰，学而时习之”，然后读一点祖先人槐轩（刘沅）写的书。既认了字，又教了我们怎么做人。我的知识就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很可怜（笑）。
那后来又如何应事呢？跟社会合得起呢？就靠自己去琢磨。老祖宗教了我做人的原则。要问我学历是什么，我的学历就只是槐轩之道。
没有学历怎么做人应事呢？我就是一条原则，总而言之，跟人交流。交流是互相交流，知识方面我了解的，人家来问，我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供人参考。我需要从人家求得的，我也明白告诉人家，提出问题，希望得到解答。做人一辈子的原则，就是这么简单。人家尊重我，把我当成老师，我也把别人当成老师。今天在座的，都是我的老师，我都希望从你们身上得到教育。
刘叔固：
我大哥是完全上旧学，我和二哥就是所谓新旧掺和。
当时抗战胜利后，我的表哥朱良辅回来，就跟奶奶建议，现在时代变了，你们三个孩子，不能光读旧书哦。你要拿一个读旧书，还有两个读新书，新旧都有，家里才车得转（成都话，维持运转）。
于是，我和二哥就去上了当时的所谓官学，也就是初中高中。我们念的是石室中学，和其他学校也有些差别，当时各学校的教材都是自主选编的。石室中学数学教的是“范氏大代数”，普通学校是不敢教的。我们当时还学了三角函数。英语是中华英语。语文教材也常由老师自主选择。我们当时学了《商务活叶文选》，印象深的就是贾谊的《过秦论》。后来新中国成立，内容就简化太多了，因为主要任务是扫盲，照顾大多数人。也是有利有弊。
读新书，旧书也还跟着学一点，每周末和寒暑假还去书塾。读了十年旧书，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我后来参加工作，都还靠这个基础。初中高中的语文作文，更是不在话下。其实那时学校教白话文和古文，实在比我之前读的浅多了。我记得第一次去上学，老师（后来知道也是我父亲的学生）给我出了一道题：论交友之道。他给我批了八个字：清机一片，至可喜也。
但后来参加工作，我既不教语文，也不教历史地理，而是教自然科学。这还得益于我的初中生物老师郑朝润。郑老师讲课，语言非常生动形象。有一次，他讲细菌，手里拿着一杯清水，语调铿锵：“一杯清水，清明澄净，看来了无一物，但在显微镜下，却是众生芸芸的大千世界……”学生们都听入迷了。郑老师板书美观，绘图用彩色粉笔，精美逼真，常引得学生争相临摹，而忘了在学生物。
不过仅在学校学的知识还是不够的。就靠自学。自学的基础是什么呢？还是语文。
刘叔固，刘伯谷先生三弟
尚友书塾，取尚论古人之意，自1918年创办到1949年截止，共办学24年（抗战时期停办7年）。其生源大多为刘氏历代门人子弟和亲朋故旧。1924年后，因塾师刘咸炘执教成都大学，许多在校大学生也常来讲学求教，即称为塾外生。高峰时期，学生曾达到250～280人之多。
学生入学没有年龄限制，从12岁到40多岁不等，甚至有父子一同求学的。学制也无固定年限，但看学生品格和学习成绩。
刘咸炘主治经史之学，但也吸收了非常多现代西方学术，合称为“人事学”，同时继承了传统的“实学史学”和现代的实践哲学，以求经世致用。为提高学生学术水平，1925年开始，书塾还创办了《尚友书塾季报》（学报），对外发行。学报主张：“凡所研究，不分东、西、新、旧，止问是非。与各公私学术团体有范围之异，无主义之分。”
学生毕业后，除大多参加社会工作，也有很多进入新式学校，或继续举办私塾，在四川各地影响甚广。其中最出色者即包括刘伯谷的两位授业老师陈华鑫（孟宏）和程维澍（廓甫）。二人还分别参与了蒙文通创办的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和马一浮创办的复性书院。（以上详细内容参见刘伯谷、刘器仲《成都尚友书塾史述》）
刘咸炘手书，1927年
刘伯谷：
那时尚友书塾的教法，虽然是教大学生，还是和一般大学不一样。三天才上一次大课，以研究专题为常课，主要还是学生自学，有问题请教老师即可，老师只是根据学生提出的不同要求，和他们钻研方向做指导。我在书塾结业后，曾担任少学部学长，兼任幼学部甲级教师，执教古文选。
当时尚友书塾分为幼学和少学二部，幼学又分甲乙丙丁四级。总的原则就是：幼学丁级轻讲重读，让学生逐渐习惯浅显古文书籍的句读，老师点到为止；丙级讲读并重；乙级重讲；到了甲级，就是学生点书（标点）为主了，老师负责纠错，主要是培养训诂的基本功。至于少学，就是专研经史了。此外，不论少学幼学，每周末都写作文，月末评定等级。一二等名次张榜公布，供大家观摩学习。从幼学乙级开始，学生还要学作读书札记，这是基本功夫。具体的内容，父亲都做了教程计划（参考刘咸炘《尚友书塾少学规约》及《幼学教纲》）。
少学班是书塾的重点。学生入学，就相当于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阶段。学术研究，首先讲“德”，就是学风。父亲专著有一套教程，名叫《浅书》。首篇即《四戒浅指》。所谓“四戒”，就是戒浮、戒躁、戒夸、戒佻。其中说：凡为学，且勿论其功，先观其器。器就是一个精神态度。有了这个精神态度，才讲明理，才讲工文。
咸炘先生把他的史学叫做“人事学”。《推十书》第一句话就说：学者，学为人而已矣。俗所谓懂事而已。他说，宇宙有三物，天、地、生物。人为中心而有事，人与人合而又二事：横曰群（社会），纵曰史。群学（社会科学）、史学本不当分，群学方法即史学方法。
我想这个思想在今天来看还是重要的。你问我读书的方法，我就是从祖先人这里学来的：一是学，读懂；二是用，学以致用。必须首先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不要学了当成是知识，记住而已，至于行不行是人家的事，这就等于零。学知识不是目的，还有一个落脚点、根本点：学者，学为人而已，学懂事而已。
刘叔固：
我们那时读书，老师提倡的和现在不一样。
简单的方法，就是先读，拼命学习知识，通篇背诵。四书、唐诗，我现在还背得。当时讲得吗？讲不得。但现在回头来，就全部讲得了，应了一句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现在我也可以吟诗，老师没有教音韵平仄，我是读出来的平仄。读出来觉得没对，多了。不拗口，才对。
两位哥哥比我大一些，他们读书都是拼命读。四书五经读到最后，书经、春秋实在读不下去了，那么“咬嘴”。他们就相互讲，边讲边读：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怎么讲呢？“初”就是粗细的粗。武姜，就是有五块姜。实际哪里是这回事。讲不出来，不理解。我后来教书才知道，虽然不理解文意，但这种方法对加强记忆大有好处。这是形象记忆。光说，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说的什么呢。他们两个就这样读书，很有趣。
当然，二哥挨打是很多的（笑）。因为他相当聪明，读几遍就背得了，就开始费（调皮）。老师就叫他把书拿过来，说，罚你再读三行。一会儿背得了，又开始费。老师又罚。他要外向一些，大哥内向一些。
这些放到今天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家庭是一个特殊情况，父亲是大学教授，又早早去世了，必须要求读书的。家里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是要继承父亲的遗愿。
刘伯谷：
那时候一是母亲的督促，一就是靠陈老师。
我的母亲没有一天不鼓励我们，都是讲父亲以前如何学习，如何认真教书、做学问。有时看她眼里含着泪花，我们也是不敢不努力学习了。我祖先人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还有槐轩这个家学要传下去。有一点懈怠，自己都会觉得过意不去。
还有陈孟宏先生，是一边教大学生，一边利用空余时间教我们，是手把手，一句一句教。我一辈子就是陈先生教的。他恐怕也不懂四则应用题，他只是教《论语》，给我们做模范，怎么做人。这个是我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他从哪里来的呢？从父亲那里来的。慢慢读下来，我的唯一想法，就是继承我的曾祖、我的祖父、我的父亲。
继承他们什么呢？还是学孔孟之道，做人之道。孔老夫子怎么说，我就认认真真身体力行。孔老夫子反对的，我就绝不去做。我现在说的，也还是那些东西。今天的人，喜欢这个人说、那个人说，但不知道，其实他们说的，大部分也都是四书五经讲过的。
有一条我问心无愧：一辈子学孔孟之道，只是要对别人好，要对得起别人，帮助别人，绝不允许有丝毫的整人害人之心。
现在的教育，大部分我不懂，但我还是要提一点建议。以前讲教育，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知识的积累，从认字到学知识；一是处理五伦——个人国家父母兄弟夫妇朋友这些问题。现在的教育，知识是够了，但是缺了做人的道德。不是没有，而是说得少了些。学知识够了，但做人不够。
槐轩讲孔孟之道，不是只讲自己做人的问题，还关心别人做人。这就是恕道，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一句话概括得很好：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处理任何事情，你如何对待别人，首先想一下别人这样对待你如何。能够做到对待别人也像对待自己一样，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以人为己，就是忠恕之道。
“浩荡乾坤余一老，形神不遂秋风槁，六经订正付儿曹，孔孟而后知心少。”止唐书，时年八十有八，图中幼子六、七、八儿也。咸丰五年九月吉日
当下经典教育或读经教育争议巨大。很多人认为是“封建糟粕”，很多人反对“死记硬背”，另一方面又常有“女德班”等鱼目混珠的假国学。究其原因，在二位老人看来，还是缺了“做人之道”。和现代学科教育不同，传统的经典教育并不是把“经典书籍”当成知识对象，而是一种引导思考的方法，核心还在生活中的身体力行。
刘伯谷、刘器仲、刘叔固三兄弟，除“二哥”刘器仲进入政府工作外，其余二人都一直在中小学教书。
其中，刘伯谷50年代任教于成都二十八中，后担任教导主任，1958年下放后，又先后在天全中学和雅安师范教书。1962年，成都为转化小偷、混混等街头青少年，举办工读学校，刘伯谷也受命参与。经过耐心教育，这批孩子进步突出，人人自食其力，很多都参与了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不少都与刘伯谷保持了终生的师生关系。1968年，“文革”爆发，工读学校解散，刘伯谷先后转入成都市回龙中学、成都市三十六中教书，并担任教导主任，直至退休。
刘叔固除下放雅安期间，曾在雅安四中教授生物，其余一直在成都市龙江路小学教授自然。
刘伯谷先生和儒学后生，左为本心书院创办人陈岳
刘叔固：
那时候，我们的家其实比巴金写的《家》还要“家”。八房人，一二百人同居一院。
家庭教育非常严格，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有规矩，又多又细。比如吃饭，大人没吃，小孩不能动筷子。等大人夹了菜，你才能夹，更不能说饿了，就去下面上面乱掏。
每天早上起床，先到奶奶面前，问，奶奶，昨晚上睡得好不，我给您请安了。晚上睡觉之前，不管奶奶上床与否，也要说，奶奶，孙儿疲倦了，先睡了，奶奶也晚安。晨昏定省是不能缺的。
吃饭、生活要求都没问题。但只要不好好读书，就决不轻饶。母亲和奶奶对我们三弟兄寄予厚望，因为两辈人居孀，就靠着三个子孙了。我还记得上初中，第一学期我考了第六名，弟二学期第四名，到后来就都是第一名。每回发了奖学金，交给妈妈，她都拿去给我做新衣服。绿色的帆布，做一套衣服，穿上去见客人，她就非常高兴。
我和大哥都比较温顺，从来没挨过打。但二哥脑子灵动，经常惹出很多故事。记得最严重的一次，他为了“报复”老师的严格要求，就恶作剧，偷偷把鼻涕抹在老师的面碗边上，看老师怎么办。老师当然非常生气，几乎离开。母亲听说了，也大发雷霆。当下就抬着凳子到堂屋里，开始打二哥，脱了裤子打。一边打一边喊父亲的名字：刘鉴泉啊，你死得太早了，你死了，儿子不懂事了……伤心极了。从这以后，就没发生什么大事了。
二哥聪明，后来读石室初中，迷上了数学，解方程式随便解。再后来从政，在现在的锦江区、以前的东城区给区委做秘书，办事处主任，团总支书记。但也是祸从口出，1957年成为“右派”，被下放。
后来八十多岁，坐车，还跟孙辈玩游戏，用车牌号的四个数字通过加减乘得到二十四，不亦乐乎。他骨子里有种洒脱，是我们不能比的。
小时候，因为家里管教严，我们是一般不出门。院子也够大，已经够玩了。
我们当时最爱的游戏是“过家家”。用红泥巴，做个小炉子。买点糊炭，一个蛋，一点糖，用嘴巴吹火烧炉子，一会儿就烧开了。再用瓢舀点蛋，放糖在里面，就吃起来。
当然，因为我们家庭情况不同，没有男丁，两辈人只有我们三兄弟，所以多数的伯伯爷爷奶奶都会关照我们。
当时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刘豫波先生，是我们的伯父。我父亲行二十四，刘豫波行五。但他的岁数要大很多，我们出世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们有个花园，小娃子就爱去水池里玩蝌蚪啊之类。豫波先生在旁边有一个读书楼，每天就在楼上读书。我们只有几岁，在下面闹。他实在憋不住了，就吼我们。我们不走。就下楼来撵我们，一直跟到家里，走到房门口了。我的奶奶就出来问。
豫波伯父就说：六婶，莫得事，三个小孩闹我读书。
奶奶就说，他们那么小，就让一下。我们屋里你知道，没人，孤儿寡母的。
伯父就说，不不不，六婶，话说重了，侄儿赶紧走了。当然，他知道奶奶不是真的要“上纲上线”。这是一件小事，现在想来，还印象特别深。
那时小孩子最大的快乐，还是过年了。过年会有压岁钱，我们叫做“吃祟”（注：压岁钱原即作压祟钱，辟邪驱鬼之意）。一到三十晚上，三兄弟就要给各房长辈拜年。三个人点了灯，牵着手。奶奶便吩咐，先去哪里，后去哪里。大院里几百间房子，比如到第一家：大婆婆，给您拜年了。大婆婆就拿出一个“封封儿”（红包），往我们荷包里塞……拜完年，下来就数钱，有三四百元钱是不成问题的。但这些钱当然是不能随便乱花的。
那时，院里的女眷中，流行一种游戏，叫做“飘兰”。比如一天下雨，妈妈就说，我们来飘兰吧。先拿出一张纸，用笔往上一飘，就是兰草叶子。多少人就有多少片叶子。每片叶子底下分别写上出多少钱，其中一个写“白吃”。（笑）假设六个人吃150元，买些羊肉、豆腐、卤菜、豌豆尖和酒等。摊钱时，就把下面写的钱数先折上，问你要哪一片叶子。选完之后，打开折页，比如下面写50元，你就出50元。总之就有一个白吃。这有点像《红楼梦》里的故事，但没那么高级。这时，小孩子就拿自己的“私房钱”了，没有钱，就大人帮忙出了。
此外，还有两种特别的游戏，一是“掷升官图”，一是“状元红”。都是旧时代留下的特色。一般的“掷升官图”就是一张图上标了各种官职，从六部尚书到各县知县、监狱长等，然后掷骰子，掷到什么就升什么官。
但我们玩的就有意思了，叫做“汉官仪”，是宋代人刘贡父编撰的，他把汉朝的官职编成很大一张图纸。玩法一样，也是摇骰子。比如四个骰子一摇，两个红四就叫做“堂印”（即骰子掷双重四）。翻书查这是什么官。当然，最有趣的是，这是史书里真实记载的。比如韩信，他升迁为大将军，汉高祖下了一道诏书，就将这诏书编在此条，以此为升迁标准。很厚的一本书，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而所谓的“状元红”，就有点“赌钱”的意思了。最精致的棋子都是象牙做的。状元最宽，榜眼次之，探花再次之，进士八个，举人十六个，秀才就只有这么宽，还有很多童生。骰子丢下去，三个红，就是进士。四个红，榜眼。五个红，状元。六个红，所有的汉官仪就全部给你了。这些都是要算钱的。童生一角钱一个，秀才一角五……但这种“赌钱”是为了启发一种进取心，并不是一般的赌钱，比如在地上滚弹子，“丢窝儿”等等。
刘止唐先生豫诚堂家训
槐轩学说不尚空谈，是心性伦常实践并重的经世儒学。除了办教育和出版，影响最大的即是慈善事业。其范围广泛，如成都君平街的“崇善局”、延庆寺的“乐善公所”、惜字宫的“体仁堂”、三圣街的“火神庙”等，都是由刘氏牵头、槐轩门人创办的。项目包括救死扶生、赈济贫困等伦常实践活动，如施医施药、施棺施地，可谓生、老、病、死都在其中。
当时，由槐轩举办的扶经书局、推十书局及尚友书塾都设在延庆寺内（位于今纯化街刘家大公馆对面，即今锦江大礼堂及西南隅），形成了“前面做慈善，后面办教育”的独特格局。尚友的学子们亲自参与，耳濡目染，对此后的人生道路形成了深远影响。
中医流派火神派，由清末四川名医郑钦安（1824～1911）创立，以注重阳气，擅长使用附子而著称，郑钦安则师承一代大儒刘沅刘止唐，故后世称刘止唐为“火神之祖”
刘叔固：
对我们几兄弟影响最大的，还是陈孟宏老师。
抗战八年，尚友书塾停办了，我们就把陈老师专门请到家里来教学。
有段时间，为躲避轰炸，我们就去乡下租了房子，就在现在九眼桥的培根路、四川大学里面。我们租的院子，中间是一大片菜地，我们住这边，陈老师住那边。
每天依然是读书，但就多了很多故事。每天上课时间是陈老师规定的。早上很早就起来读早书，从菜地走过去。都背得了，再上新课。新的书教了，再读书，读完书再吃饭，大约10点钟。吃了饭就讲诗文。
星期六写作文，有时对对子，有时是作诗。周日放假一天，陈老师就回簇桥家里去了。
1942年，陈老师的母亲去世了，回家守丧。还有一位井研的程先生，程廓甫先生教过我们。他也是父亲的弟子，但是专研程朱理学的，给我们讲礼记，教法和陈孟宏先生很不同。他是按学者的方式教我们。我们只有十三四岁，实在不好懂。
但有一段话我现在还记得清楚。他说，“斟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寄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注：见《宋元学案》。引文为集句，分别见于宋代邵雍诗《安乐窝中酒一樽》和《林下五吟》）现在我们懂了，斟有浅深，喝酒有浅深，有多有少。存燮理，有道理在后面。饮无多少寄经纶，喝酒喝多少也是有道理的。莫道山翁拙于用，不要嫌我这个老头笨啊，也能康济自家身，把自己做好。但当时我们就只听到了喝酒，像是两个老头喝酒，这个多那个少。程老师这样讲，是有他的学问。
再后来，陈孟宏老师守丧三年完毕，回来再教我们。
陈先生常给我们讲《婉容词》（注：白屋诗人吴芳吉（1896—1932）作品，曾任四川大学教授，后来创办重庆大学）。每天晚上，四下安静，他常一个人在那里吟诵。
“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
那时我们是不太懂他的心情的。农民们也不懂，就问我们，以为他在唱歌。
有一个很可怜的乞丐、我们邻居，十根脚趾都没有了，是冻掉的。但是这个人物我们打心里佩服。陈老师称他为“义丐”。
何为“义丐”呢？他每天提一个口袋去“讨口”（行乞）。
大家看他可怜，就给他一些钱，也有给他一些饭。他饭吃不完，就拿筛子，筛在坟堆上，让鸟儿吃。我说，贾大爷，鸟在吃饭。他说，等它们吃，我有吃的，它们就有吃的。我们那时是有钱人家，每年也给他一些米和钱。
后来，有一对母女流落到我们附近，孤儿寡母，非常可怜，女儿四十多，老太太六十多岁了。她们没有地，也找不到生计。农民收了莲花白，她们就把菜根撬出来，削来煮了吃。那位义丐，见母女俩没有住处，就说，砍我的树吧。他没有地，但是自己栽了一些树。又出了一些钱给她们修了草屋。此后，他都把多要的饭分给母女俩吃。有时在城里要了钱，还割一些肉，煮来给她们吃。
陈先生就为他写了一个牌子，是战国人冯谖的故事：“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
众人看了，都问是谁写的，这么文绉绉，很有水平。贾大爷就笑，是人家帮助他。于是要钱也能多要一些。陈先生器重他，经常给我们讲他的事。这种人现在太少了。
刘家的慈善活动，对贫苦的人从来不吝啬。这些都对我们家族影响很大。
我的祖母，娘家是井研王氏。王家是大族。四九年之前，王家的人到成都来，都是随便在家里住，想住多久住多久，吃住从来不收钱。舅舅家里的表哥，也在家里住，养病读书。
每一年，慈善机构都要来家里募捐，主要就是施舍衣服、医药、棺材等，每次捐两万元。慈善在槐轩学说里非常重要，是孔孟之道的教育实践：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现在双流苏码头的地，本是刘氏的墓地，不用来出租。后来一户李姓人家受雇守墓，在那里种地，也从来不收租。他们每年给我们送一些南瓜、花生、红薯等。
刘家以前有一些田产，在现在的凤凰山。那时，日本飞机一百零八架来轰炸，无差别轰炸，不分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造成伤亡惨重。第二天早上，租田的农民就来到家里，放声大哭：我们不得了，哥哥都炸死了，今年怎么办。奶奶说，今年就不收你们租了，先回去吧。你们还缺什么？先给你们一些钱修房子。所以农民都常说，东家对我们好。后来下放时，农民还为我们辩护。
抗战时期，我们年龄还小，懵懵懂懂，只知道读书，对外面的时事基本不懂得。有一天，突然听卖报人说，今天打到独山了。我问独山在哪里。他们说，独山在贵州，恐怕要当亡国奴了。那时还不懂得什么是亡国奴。
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晚上，印象就很深了。我们正在家里坐着，突然外面放起鞭炮来。叫人出去看。就说放火炮了，日本人投降了。我们就很高兴，三兄弟站起来就往外面跑。跑到外面，人民南路，好多人抱着哭。
大人说，这些都是下江人，江浙一带的难民。他们哭着：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不知家里什么样子了。我们突然就知一点事了，下江人家都没有了，我们还是衣食不愁，又有老师教我们，经济上没影响，才能安心读书。
刘伯谷先生在曾祖父墓前
END
2021年/第66期∣2021/09月刊
供图 | 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