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思维最大的敌人是结论

01 被简化的思维过程

思维是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大脑，经由大脑去思考很多事物，去推论、推理，最后下判断，就是思维。

儒家思想影响我们甚巨，而儒家的主张，如孔子的哲学，常常是一种结论式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结论，是可以奉为教条的格言，听了之后不必做太多的思考，照着做就可以了。

希腊哲学则恰好相反，把推理的过程、思辨的过程，视为哲学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在《飨宴篇》里面就针对一个主题：Eros(译为“爱”或“爱乐斯”，即所谓“柏拉图式的爱”)，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发言的有医生有戏剧家、有诗人，各自提出对Eros的解释。

是否会有结论？柏拉图反而不太关心。

如果你习惯阅读儒家哲学的话，读希腊哲学会有一些不耐烦，因为你会觉得，怎么读了好几页还没有结论出现？在儒家文化强烈的影响下，台湾不会有哲学家，因为我们其实不太善于思辨，也很少有机会思辨。

当一个社会里面出现很多不同且极端的意见和看法时，就是思辨产生的时机。例如兰屿设立核能废料储存场，两种结论性的答案——对或者不对——是两个极端，中间才是思辨的空间。我们很少与人进行思辨只是急着发表结论，当对方的结论和自己不一样时，就是举拳头决定了。

在儒家的文化中，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把荒谬情境的思维过程省略了。他们觉得：“我负责思考，思考出最后的结论后，告诉你，你照做就好。”孔子有七十二个弟子，这七十二个弟子应该就是最遵守他戒命的人。

02 思维最大的敌人

可是他们是最好的学生吗？不一定。我常常会觉得，当我站在讲台上，碰到一个对抗的声音、对立的声音、怀疑的声音时，我会很珍惜这个声音。因为这个声音非常不容易，他同时在帮助我，使这个带着权威和暴力、站在讲台上的角色多一点弹性，不是单向指令的下达。

当我站在台上授课或是演讲时，有麦克风、有桌子、有舞台，我的语言就已经具有“暴力性”。所以我会经常检查自己讲话的意识形态，并思考要如何让讲出来的话不会变成“耶和华的指令”，而让底下的学生或是听众可以与我一起思辨问题。

这么做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响应，有些学生反而会觉得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一个问题会得到一个答案。老师直接给答案，是更方便、更简单的做法。

有一个老师，他服务于台湾南部的专科学校，他告诉我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在学生的月考考卷上，出现了一道选择题，题目是：台湾的民族英雄是：(1)邱逢甲(2)邱逢乙(3)邱逢丙(4)邱逢丁。

教育的思维模式怎么会变得如此简单？在这么简单的思维模式中，学生即使选对了邱逢甲，意义又何在？思维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结论吧！任何一种结论，来得太快的时，就会变成思维的敌人。

03 结论让思维失去意义

从极端的两边向中间靠近，就是黑格尔说的“正反合”，正与反是两极，你提出一个最右边的看法，我提出一个最左边的看法，最后两者相合。

正反合是一种辩证法，从希腊的逻辑学慢慢演化出来，是我们的教育中非常缺乏的一种训练。当前的教育仍是以考试为导向，而试题上是非题、选择题愈来愈多，学生不需要思辨，整个教育系统也没有耐心让一个受教育的人不立刻下结论。

所有的考试都是立刻要有结论的。可是这个结论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前面讲的，邱逢甲到邱逢丁，没有意义，没有思辨的过程。

思辨的过程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在做周密的思考前，不会立刻下结论，他会从各种角度探讨，再从推论的过程中，整理出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相较于儒家的结论式教条，庄子提供了较多的思辨可能。庄子是一个喜欢玩的人；喜欢玩的人，思辨能力都比较强。所以现在西方教育常常要儿童在游戏里学习，因为游戏本身就是思辨的。

解开九连环是一个游戏，游戏的过程非常让人着迷，最快乐的不在最后解开的时刻，而在思辨怎么解开的过程里面。这种让小孩在玩游戏的过程里，培养思辨能力的教育方式，也是我们所缺乏的。

给孩子结论不见得不好，可是当结论太过急迫的时候，这个结论就失去了意义。

编辑 ：杨晨业

本文选自《孤独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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