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食难消化
饭时，同事问：“今中午吃啥？”我说：“不知道。”“走，春发生。”“春发生是个啥？”“你真是个瓜怂，不知道春发生。” 农村娃嘛，比之城里娃差的就是见识。他接上说“春发生，就是葫芦头，葫芦头就是春发生。”我说：“葫芦头，不去。”“怎么了，和葫芦头有仇？”
也没有什么仇，就是不想吃。也不是不想吃，是吃了葫芦头积的食还没消化。
少时的一个冬日。天地灰蒙不清，直立的崖壁上深挖着三面窑的坑坑窑院，墙隔的三分之一是院子——一面窑的是我家。院内一棵枣树，黑杆疏枝，挣着命地向天，却也只高出了窑顶弧线几分。前窑是窑院的通道，崖顶一棵柏树，裸露着如蛇的根，垂落在崖壁上。父亲从后窑提了个荆条笼子走到前窑，在窑门外将一把铁锨甩上了肩，将提在手上笼子挎到了臂弯。笼子里一副猪肠子，用一件破灰衣裳盖着。肠子是从县上刚买回来的，父亲在县电影院给人家做饭，与肉店的人混得熟了，不凭肉票也可以买到肉，却没有钱买，也没钱买下一副下水，就买回了一副肠子。出了窑门，父亲沿着村沟几十步一颤抖、百十步一弯转的坡路——秦腔滚白的苦调子，走下村沟。我小步跟着，看到了谁家的鸡飞上了土墙嘎嘎的叫，似乎受惊了。出了村沟，一个急转弯下到底，就是洞子。洞子就是泉眼，一村人吃的就是洞子里的水。陡崖下，洞水哗啦一颤哗啦一颤地涌流，我听出的是欢乐，父亲听出了什么，我不知道。父亲四下一张望，确定无人了，才踏上堑脚石，蹲在洞水涌出的水潭边上，把笼子放在水潭里，摇动着。我看见了一条狗汪汪着来了，掷过去一枚石子，狗跑了，却未跑远，到水库堤岸上寻食去了。草都枯着，哪里还有一只肉虫，留着它吃哩。我是父亲的哨兵，父亲说：有人来了，就喊爸。好像这肠子是偷来的怕被人看见一样。那年代，谁家吃肉不是偷着吃的。父亲在确定了崖下没人后，才从笼子里取出了肠子，放在水里，又从水里提起，一节节地往下捋着，捋出屎粪尿水；翻开，再一节一节捋抹下去，再涮了，再洗，洗干净了再盘在笼里，捡起脚下的破衣裳水里摆了几摆，盖上笼子。一手扶着笼襻，一手压着膝盖骨站了起来。甩了甩通红的手，说，“走，咱回，让你妈给俺娃天黑了就煮了。俺娃吃上一个冬天身体就长胖了，就不害病了。”
晚上，母亲就拢柴生火将肠子在铁锅里煮了。是白水煮的，捞出来，放在洋瓷盆子待凉。我和弟凑过去看着。凉透了，母亲在案板上一根根地切断。弟乘母亲不备，伸手却抓。伸出的手还未抓到就被母亲狠狠地打开了：“都等不到明个了！”父亲看见了说：“让我给俺娃做些吃。”去窑院墙根下的菜窖里取回了两个萝卜一个白菜。母亲洗切了，父亲将油瓶子反转了才倒出了一瓶底的清油。油少，锅热得快。油热了撇进去干辣子葱段，没有生姜，那是要掏钱去集上才能买得到的。之后，萝卜白菜倒进锅里，加水焖着；锅开了，父亲抓了一把肠子丢进去，加盐又焖了一开。铁勺子舀一口吸溜着尝了味，为我们哥俩每人盛了一碗。母亲从馍笼里拿来了黑白面两搅的馍。弟泡着馍只顾吃着，我从碗里舀起一圈肠子送到父亲面前。父亲说：“我，吃过。”送到母亲面前，母亲直摇头：“腥得很，我不吃！”我说：“妈，不腥，香着哩，你吃！”母亲还是说，“腥得很，妈不吃，俺娃快吃。”便将凉透了的肠子装在一个黑瓷罐罐里，放在大案的架板上。父亲坐在板柜旁吃着烟看着我们吃。看我们吃得高兴，就说：这是城里人才能吃上的葫芦头，俺娃以后再要想吃，就好好念书当城里人；当了城里人天天就能吃葫芦头了。
父亲说他吃过，母亲说她嫌腥，不吃。那时我傻，怎么能知道实情？
就这样，连着几个冬天，父亲都买一副肠子。母亲煮了，隔三差五地从黑罐罐里连汤带肉地舀一勺子，不用油。不用油的理由是肠子肥，油大；省下清油，还能炒菜，为我们做一顿“葫芦头”滋润我哥俩的枯肠。正是冬天有母亲的“葫芦头”吃，我曾一度虚弱的身体，好了起来，十八岁当兵去体检，全无毛病。
在塞外陇上当兵一去就是十八年，提了干，天天白馍大米，偶有黄的发糕，到九十年代连粗粮也没有了，整天有肉有菜地吃着。当兵的最爱说：吃饱了不想家！我确实是吃饱了不想家，忘记了父母，忘记了小时候吃“葫芦头”时默默发过的誓：长大了一定要让父母吃一碗正宗的葫芦头的事。待我想起时，父亲已经离世了。
愧疚把我在军营干一番事业的志向打败了。欠了父亲的就不能再欠母亲的，我一意孤行转业了。不是不留恋军营，是留恋之下的无奈。转业回到西安，我的战友在长安开了一家葫芦头泡馍馆，取号：半边楼，与电影《半边楼》同名，意在“幸福踏着坎坷走”的价值理念，我带着母亲去吃了。母亲说：人家这葫芦头才是葫芦头，没有腥味，比妈给你们做的好吃。我说：妈，还是你做的好吃。“俺娃竟是胡说哩。”吃毕，我去付钱。战友说：“咱妈（伯母）吃我一碗葫芦头我还要钱；再甭扯淡了，快走。”战友以吾老为老孝敬，更让我羞愧，却也是一种激励。
母亲终于吃上了一碗正宗的葫芦头，我愧疚多年的心或多或少得到了些许安慰，也就敢去葫芦头泡馍馆了。一日新疆的战友回陕，对我说：西安有个“春发生”葫芦头，网上炒得很热乎，咱去吃吃看到底咋样。我虽工作在城里，离南院门“春发生”也不远，一直心里梗着，也没去过。借此，我也走进了“春发生”，挤在五六个人已坐定的一张木方桌前。服务员拿来了碗，我俩掰着馍，都向窗外看。道旁的槐树、桐树还都瓷愣愣的，枝柯直戳戳的，下了雨，更显得黑黢黢的，一只麻雀缩身在枝上，像是吸足了香气沉醉睡着的样子。看着窗外足足地等了半个小时，服务员才端上了我俩的。一瞅碗里，馍蛋蛋挨挨挤挤地浮在浓汤里，汤似牛奶，白润润的；斜刀切口的肥肠卧在馍上，空张着圆嘴巴，皮薄唇厚，性感得很；还有绿的葱花香菜，红的枸杞点缀，满园春色关不住啊。我贪“色”更贪馋，挑起一圈肥肠，含在嘴里，软绵绵的，像吸奶糖一样吸吮着；再嚼馍，鲜咸劲道；下肚，有点烫，用牙尖啃着蒜瓣 ，一口一口地拨馍到嘴里。咕咕噜噜地吃下了一碗，抹了一把汗脸，走出了店门。
走出店门，战友说：离陕三十年了，还是第一回吃葫芦头，还真格地好吃。战友的话提醒了我，想着哪天回乡，一定带母亲进城吃一回“春发生”。
念起是容易的，事忙了再记起就不容易了。这就像喝酒的人，酒喝得酣畅，天大的愿都许下了；可酒醒了许下的天大的愿也就忘了。我虽不是这种人，却许下带母亲去吃一碗“春发生”的愿，可直至母亲故去，也未成行。从此我又不去“春发生”了，葫芦头也不去吃了，直到近几年才又开吃了葫芦头。父亲离世二十五年了，母亲也离世十五年了，时光把泪水抹干了，心却时常痛着。
至今，我也不知道嚼着葫芦头，嚼出的是苦苣苣的苦，还是荆荆杠（蒲公英的茎）的甘。
（作者简介：王军乐，1961生，长安人，青年从军，转业从检，退休无所事事，闲以读书为乐，习文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