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食物：老面包

我们的所谓面包其实和西方的正宗面包完全是两回事。不过过去的面包、老面包似乎也不像现在这样差距大，在硬度和纤维度上可能是都接近于标准的西方面包吧。于是乎现在的糕点店里便有一种裹着油纸的就叫做“老面包”的面包出售，样子像是旧物，吃起来却依旧是没有过去的口味。看来好味道的老面包，只能存在个人的记忆里了。

我关于老面包的个人记忆是在六月里，麦收时节，学校组织学工学农活动，让学生到郊区去捡麦穗。不上学不上课，而是像集体郊游一样很早很早就集合了排着队走到郊外去，走到麦田里去。这样的事情太让人兴奋了，背着水壶拿着干粮戴着帽子的雄赳赳气昂昂，多么像每天学来学去的那些打仗的英雄，至少是“儿童团的干活”了。我几乎一夜未眠，早晨很早就醒来，太早，又躺下，再醒来，再躺下，折腾了好几次才终于睡眼惺忪地踏着微明的天光踉踉跄跄地出发了。

其实捡麦穗的全部快乐，都在这头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早晨困得丁零当啷还难抑兴致勃勃的想象的手舞足蹈之中。至多再加上一段排着队、唱着歌，行进在路边有沾着露水的野花的郊区的情景，等真正干起活儿来，在炽热的太阳下，在耀眼的麦茬地里，干热燥热加饥饿的各种不适便一起袭来，让人光想着找个阴凉躲一躲了。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大队里的马车终于拉着两个大桶到了地边上的柳树下。一桶绿豆汤，一桶西红柿汤；绿豆汤里没有几个绿豆，西红柿汤里也没有几个西红柿，不过喝起来还是很舒服的。说没有几个绿豆和没有几个西红柿，也是以后自己长大了以后仔细回想的结果，绝对不是当时的判断。当时就只觉着这是贫下中农关心红小兵的互爱之举，不管送汤还是喝汤，都是按照年画上宣传的景象来的，一丝不苟严丝合缝。除了驾车的老农会对着不听话的牲口偶尔骂出一句绝不含糊的脏话之外，别的都跟画上差不多。

那时候喝汤是只有一个舀子的，谁也没有水杯，极个别的带着搪瓷缸子，搪瓷缸子上画着上山下乡或者一定要解放台湾，再配上斜挎的绿军壶，潇洒极了。像是随时可以拉练去北京。

于是多数人就等着舀子，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因为比较烫，所以一边喝一边吹，就有人起哄说谁谁谁往里吐吐沫了，大家嘻嘻哈哈，重新来了兴致，都精神了。奇怪的是，那个汤，不管是绿豆汤还是西红柿汤，味道都想不起来了，至今嘴里还能回味出的，却是那盛汤的大洋铁皮桶的金属味道。那种味道是所有金属中唯一一种近乎食物的味道。

喝汤的热闹之后，开始吃饭。个人带着自己的午饭，从书包里拿出来，席地而坐，各吃各的。这时候，留着短短的青年发的郭老师一瘸一拐地在地头上巡视着，看看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吃上了饭。她的一瘸一拐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从她第一次从教室外面走进来，满面笑容地自我介绍说我姓郭，以后就是你们的班主任那一天开始，大家好像就很接受她一瘸一拐的样子。她努力挣扎着前行的艰辛，造就了她对眼前的一切的珍视。她非常罕见的不凶，不吵，不冲学生撒脾气，脸上经常带着笑意。这样的老师也像是画儿上才有的。

她走到我跟前，笑着蹲下，说吃的什么啊？

说实话我是有点尴尬的，因为老师看见了我装在铝饭盒里的窝窝头和咸菜条。那一瞬间，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吃什么实际上是个需要保密的事情。便本能地用手遮挡了一下，抬起头来慌乱而又诚恳地说：粗粮。

那时候每个月供应的粮食，只有百分之十五的细粮，也就是白面。吃粗粮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过今天毕竟是出来捡麦穗来了，是相当于春游的集体活动，多数孩子带的是馒头。

郭老师笑着说：我喜欢吃粗粮，来，咱们换换。说着已经从自己的书包里掏出一个东西来，弯着腰递给我！同时抄走了我的饭盒。

我红了脸拒绝着，但是手上已经有了一个包装纸上洇着油的面包。

那个年代，面包绝对是新鲜东西，能一次吃掉一个完整的面包，在一般都有两个孩子的家庭里不啻天方夜谭。而现在是老师主动换给了我她自己的面包！我完全陷于一种不曾想象的幸福之中，甚至在吃完以后立刻就对面包本身的味道记得不大清晰了。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个味道的面包，使回忆无从凭依。只记得面包褐红色的皮是很容易掀开的，既满是油脂还很脆，而面包本身则非常细腻，和嘴里的牙啊舌头啊嗓子眼儿啊什么的都关系非常熨帖……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天捡麦穗的事情就止于这个面包，止于自己被关爱的激动中了。

郭老师很快就离开了学校，后来我们才明白她是代课老师，是没有资格一直教下去的人。她没有打招呼的离开，她没有打招呼的永远离开，让我心里一直念念不忘。我一直在想法设法地打听她的消息，隐隐约约听说她从六一学校到了东关学校，然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等几十年以后，甚至连她到底是不是姓郭都有点怀疑了。

然而，人在任何年龄里，在任何环境中，都可能披繁就简地记住世间万事万物中那最温暖的爱意，并且永远不忘。

（图片取自网络，向原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