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时代的诗经面目 / 四六文摘

《阳货》篇：“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后人都将“为”作“读”讲，就是读《周南》《召南》里的诗篇，这是大错而特错。“为”作“奏”解，如《述而》篇：“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为是奏的意思。这种用法，一直到战国的时候还是如此。《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同书《刺客列传》“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又说“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凡“为”与音乐合用时都作奏讲。“为《周南》《召南》”是奏《周南》《召南》的乐章。襄公二十九年《左传》所载吴公子札问周乐的《周南》《召南》，也是乐章的名称。到此，使我们了解《仪礼·燕礼》所说的“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周南》《召南》是与《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蘋》并列的乐章名称，不是像现在《诗经》的排列，《周南》《召南》是《国风》，而《关雎》等则是其中的诗篇。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三）也认识了这一点，他说“《周南》《召南》，乐名也”，然他说不出其中的道理。

《八佾》篇：“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刘台拱于《论语骈枝》说：“寤寐反侧与哀义绝远。……《乐记》曰：'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哀与乐相反也，噍杀与啴缓亦相反也，而谓《关雎》一诗兼而有之，何得为性情之正？又何以为声音乎？推寻众说，未得所安。因窃以己意妄论之曰：《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此章特据《乐》言之也。……《乐》亡而《诗》存，说者遂徒执《关雎》一诗以求之，岂可通哉？”现在证以“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刘台拱的论断一点也不是“妄论”。

《泰伯》篇：“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刘台拱又于《论语骈枝》解释说：“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乐记》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皆以始乱对举，其义可见。凡乐之大节，有歌有笙，有闲有合，是为一成。始于升歌，终于合乐，是故升歌谓之始，合乐谓之乱。”由此说来，《论语》里的《关雎》也是乐章的名称。

《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这里的《雍》也是乐章的名称。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周官》乐师：'及彻，率学士而歌《雍》’。注云'彻者歌《雍》’，是天子祭宗庙，歌之以彻祭也。又《小师》言：'王飨诸侯，彻歌此诗。’则凡彻馔，皆得歌之矣。若《仲尼燕居》言：'诸侯飨礼，歌《雍》以送宾，《振鹭》以彻俎’，是诸侯相见，亦得歌此诗也。”从此可知《雍》也是乐章的名称。

《卫灵公》篇：“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里的郑声是指郑国的音乐，也不是《诗经》里的《郑风》。《礼记·乐记》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郑音、宋音、卫音、齐音对举，则郑声之为音乐可知。

《阳货》篇：“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声是怎样地在乱雅乐，从魏文侯与子夏的一段对话里可以看出。《礼记·乐记》说：“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郑、卫之声几几乎要取雅乐的地位而代之，连魏文侯对雅乐也已不感兴趣，还不是“乱雅乐”么？然这里所指的郑声，仍是音乐。

从以上的检讨，可知《论语》中提到的《周南》《召南》《关雎》《雍》与郑声，无一不是音乐，足以证“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是不错的。在孔子的心目中，三百五篇不仅是诗篇，而且也是乐章；乐章的地位恐怕比诗篇的地位还要重要。孔子是以礼乐治天下，而礼乐是人类行为的标准，所以他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周南》《召南》是礼乐，而礼乐是人类行为的标准，那么，你不知《周南》《召南》，不是就走不通了么？

然以礼乐来看三百篇，并不始于孔子；孔子以前早就如此了。从《左传》中举几个例看。

文公四年《左传》说：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鲁文公四年是周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六二三年，早于孔子生七十二年（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那时，已将《湛露》《彤弓》当成礼乐来看待了。再从“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的“昔”字看来，这种礼乐也不始于宁武子的时候。

又襄公四年《左传》说：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谘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襄公四年是周灵王三年，公元前五六九年，早于孔子生十八年，那时已以《文王》《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作为礼乐了。

从这两个例证，可见在孔子以前已经把三百篇当成礼乐来看待，孔子也不过是继承这个传统而已。

二

第二，“《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这种次第与现行的《诗经》次序完全相同，足证现在的《诗经》次第在孔子的时候已经排定了。实际上，这种次第也不始于孔子，因为隐公三年就有了这样的次第。隐公三年（公元前七二〇年）《左传》说：“《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采蘩》《采蘋》在今《召南》；《行苇》《泂酌》在今《大雅》，一点也不错。还有隐公三年《左传》说“《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这是《商颂·玄鸟》篇的辞句。文公二年（公元前六二五年）《左传》说“是以《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这是《鲁颂·閟宫》篇的辞句。这些引用，都在孔子以前，可见三百篇的次第并不是孔子排定的。

不仅《风》《雅》《颂》的名称与次第是孔子以前旧有的，即《风》里的国家名称，也是孔子以前旧有的。如《国语·晋语》于孝公即位那一年说：

《郑诗》云：“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郑诗》之言，吾其从之。

晋孝公即位在周襄王十年，公元前六四二年，早于孔子生九十一年。

又襄公三十一年《左传》说：

《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这两句诗出自现今《诗经》的《邶风·柏舟》篇。襄公三十一年是公元前五四二年，那时孔子才九岁。

又昭公十六年《左传》说：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

《野有蔓草》《羔裘》《褰裳》《风雨》《有女同车》《萚兮》都在现今的《郑风》，所以宣子说“赋不出《郑志》”。《诗经》里有三篇《羔裘》：一在《唐风》，一在《桧风》，一在《郑风》，这里特别提出“《郑》之《羔裘》”，可见那时另有《唐》《桧》的《羔裘》。昭公十六年是公元前五二六年，那时孔子才二十五岁，还不到编订《诗经》的时候。

从以上的检讨，可得一点认识：就是三百篇的次第在孔子以前已经编订好，并不是孔子才编订。不过，这里都是乐章的名称，所以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既然《关雎》是乐章，《小雅》《大雅》《颂》所始的《鹿鸣》《文王》《清庙》也是乐章了。

因为是乐章，所以《礼记·乐记》说：

《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

又说：

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

又说：

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

又说：

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

《仪礼·乡饮酒礼》说：

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闲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

《乡射礼》也说：

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工不兴，告于乐正曰：“正歌备。”

以上凡提到三百篇名称的无一不是乐章；乐章与诗义绝对不可混而为一。乐章是断章取义，以作礼仪之用，并不就是诗义。尽管名称相同，而意义则迥不相同。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在这里，我们还得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孔子的时候只称《风》，而不称《国风》。《国风》是孔子以后才有这种名称。《荀子·大略篇》说“《国风》之好色也”；《韩诗外传》（卷五）“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尽管有了《国风》的名称，仍然没有十五《国风》这种称谓。

三

第三，“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重是重复，“去其重”是去其重复的诗篇，但不是删。假如是删的话，难道其他两千七百多首都是重复的吗？可是自从孔颖达在《毛诗正义》说：

《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

误解“去其重”是删，于是后人也就认为孔子删诗，并认为是司马迁讲的。现在知道孔子并未删诗，司马迁也没有讲过孔子删诗；删诗之说是由孔颖达倡之，欧阳修宣扬之。我们先看孔子是去哪些重复的诗，然后再看孔子删诗的不可能。

春秋战国的典藉里常常引用“逸诗”，我们从这些“逸诗”里看看哪些诗篇与三百篇重复。

成公九年《左传》说：“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与《雨无正》篇“凡百君子，各敬尔身”，《巷伯》篇“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同。《诗经》中的例子，凡是同样的句子，所表现的多是同一事件。《雨无正》与《巷伯》两诗，据我们的考释是尹吉甫在幽王时与伯氏一起去伐西戎，伯氏是主帅而尹吉甫是参谋，可是伯氏不听尹吉甫的计谋而致失败。失败后，伯氏反将败仗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在尹吉甫身上。尹吉甫当然要辩护，但在找人作证的时候，所有的同僚都畏惧伯氏的权势而不敢出面，所以说“凡百君子，各敬尔身”，敬作儆讲。《巷伯》篇是尹吉甫数落伯氏的罪过让人听，所以诗言“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这几句逸诗，上边讲不要遗弃旧好，下边接着说“凡百君子，莫不代匮”，就是你们这些君子呀，要知道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可以派到用场的，我对你们不见得没有用处；这与《雨无正》《巷伯》两诗的斥责同僚意义正相近。

襄公二十一年《左传》说“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这两句逸诗与《采菽》篇“优哉游哉，亦是戾矣”同。《采菽》篇是宣王六年南仲平定玁狁后到方京去朝见宣王，尹吉甫祝贺他的作品。逸诗说“聊以卒岁”，好像也是战争暂告一段。宣王复兴的战役一直到十一年才完成，现在是宣王六年，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故言“聊以卒岁”。

襄公三十年《左传》说“淑慎尔止，无载尔伪”，这两句逸诗与《抑》篇“淑慎尔止，不愆于仪”同。《抑》篇是尹吉甫劝戒伯氏的诗，此两句语气正与吻合。

昭公二十六年《左传》说“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这四句逸诗与《召旻》篇“瘨我饥馑，民卒流亡”同。《召旻》篇也是尹吉甫责备伯氏的诗，语气也正相合。

《论语·子罕》篇：“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与《东门之墠》篇“岂不尔思？子不我即”，《大车》篇“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同。《东门之墠》篇是尹吉甫平陈与宋时，在陈国与他的爱人离别后的作品，那时他的爱人住在陈城的东门，他又回到她的旧居，人去楼空，所以上边讲“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下边说“岂不尔思？子不我即”。即是就的假借，他们在陈国时，常常在一起跳舞，“子不我即”，就是你不再跟着我的脚迹。《大车》篇是写尹吉甫的爱人回卫时，不告而别，尹吉甫不知情由，追到株林去问她，她向他解释不告而别的原因，所以说“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就是怕他不能一起回去，所以不敢告诉他。这两句逸诗“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与他们的情形也相合。

《礼记·缁衣》篇说：“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与《节南山》“不自为政，卒劳百姓”同。《节南山》是幽王时尹吉甫讽刺皇父执政的作品，逸诗里的意思与它完全相同，这不会是巧合吧？

现在所能看到的逸诗，也不过四十八篇（据林春溥《古书拾遗》所辑），这里就相同了六首。司马迁说“孔子去其重”，不是无稽之谈吧？凡与三百篇相同的逸诗，现在《诗经》里都没有，可以了解“去其重”的意义了吧？

了解了“去其重”的意义，我们再根据《左传》里引诗赋诗的数量与篇目，来看看孔子删诗的不可能。《左传》引诗始自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到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四八四年）孔子归鲁的正乐为止，共二百三十八年，只要把这二百三十八年里所引所赋的诗篇作一胪列，就可知道孔子删诗的根本不可能了。

这二百三十八年里所引所赋的诗……共计一百二十三篇，占三百零五篇的一半以上。这些诗都是孔子以前或孔子当时的人口中所歌唱的。试问：孔子怎样去删？三千多篇去两千七百多篇，所删去的是十分之九，那么，逸诗也应该有十分之九，怎么只有四十多篇呢？删诗，孔子自己没有讲，司马迁也没有讲，是孔颖达误解司马迁的话而讲的；可是现在还有人认为这是事实而津津乐道呢！要知道，不仅孔子没有删诗，三百篇的次第也在孔子以前就排定了，所以孔子一再说“诗三百”“诗三百”。

四

第四，“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第一句当指《商颂》里的《长发》篇，《大雅》里的《生民》篇而言；第二句应指《商颂》里的《玄鸟》篇，《大雅》里的《文王》篇而言。然这并不意味着诗就产生在这个时候。《长发》篇明明说“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又说“昔在中叶，有震且业”，都是追述的语气。不仅止有关殷商的诗不是殷商时候所作，即令《文王》一诗，也不是文王的时候所作。《文王》篇说“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明明指文王所开创的国家。可是后人都认为“自太王以来国于周，故曰旧邦”。假如“旧邦”是指太王所开创的周室，那么，在太王的时候“商之孙子”就“侯服于周”么？诗明明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怎么不在这两句诗上找这首诗的时代呢？注意司马迁说的“中述殷、周之盛”的“述”字，是后人追述，并不是当时人的作品。

“至幽、厉之缺”这句话更加重要，换言之，三百篇只到幽王为止，没有幽王以后的作品。郑玄在《诗谱序》说“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将诗移后几百年，完全是胡扯！

五

第五，“始于衽席。”先将“衽席”作一解释。《仪礼·士昏礼》“御衽于奥”；注：“衽，卧席也。”《仪礼·士丧礼》“衽如初”；注：“衽，寝卧之席也。”《中庸》“衽金革”；注：“衽，犹席也。”由此可知“衽”就是卧席。《庄子·达生》篇“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衽席与饮食对称，则衽席即今之“床第”，也就是男女之间。《关雎》篇说“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不就是男女之事吗？《关雎》是三百篇的第一篇，所以说“始于衽席”。然《关雎》篇据我们的考释，是宣王四年韩侯赴南燕迎亲时，尹吉甫站在女家立场祝贺嫁女的诗，并不仅是床第之事。显然，孔子是断章取义来看这首诗。

断章取义是孔子对三百篇的基本态度。《学而》篇说：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淇奥》篇的诗句，赞美共伯和的德性，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丝毫没有关系；然而“贫而乐，富而好礼”要比“贫而无谄，富而无骄”高一级，高这一级是由磨练而来，所以子贡联想到《诗经》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因而孔子赞美他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并不注意诗的本来意义，只要能“兴”起别的意思，孔子就认为可以与他谈诗。

《八佾》篇说：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一般人都认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逸诗，因为《硕人》篇只有前两句没有后一句。实际上，“素以为绚兮”是所问的问题，并不是诗文原句，不然的话，“何谓也”是问什么呢？所以这段话的意义应该是这样的：“《诗经》里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为什么画笑时的酒窝与黑白分明的眼睛时，最后才上白色呢？”孔子回答说：“画东西是最后才上白色。”“那么，礼是最后人类行为的约束么？”孔子说：“能启发我的是商，这样才可以和他谈论《诗经》！”绘事后素是一回事，礼是人类行为的最后约束又是一回事，子夏能从绘事引起礼教，所以孔子说他可以谈论诗了。《论语·卫灵公》篇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孔子最重礼，要以礼节制一切，所以他常常说“不知礼，无以立”。子夏了解这一点，现在谈到绘事后素，他突然想起了“礼后”，所以孔子极端赞美他。从此，也可知孔子对《诗经》的态度。

孔子对诗都是断章取义，所以他说“兴于诗”（《泰伯》）。他是用诗而不在解诗，所以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在孔子的时候，引诗赋诗的人都在断章取义，并不只是孔子一人。襄公二十八年《左传》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鲁语》也说“诗所以合意”。假如认为孔子前后的人所兴起的诗义就是诗的本义，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六

第六，“古者，诗三千余篇”。据我们的考证，三百篇都是尹吉甫一个人所写；也正因为是他一个人所写，才可证明古诗确有三千多篇。谨将我们的证据说明于下。

三百篇都是宣王二年到幽王七年这五十一年期间的作品，没有以前的，也没有再后的。各年的作品数目如下：

宣王二年，二十篇；

宣王三年，三十五篇；

宣王四年，七篇；

宣王五至六年，一百二十一篇；

宣王七年，十八篇；

宣王八至十年，十七篇；

又宣王七至十一年，二十九篇；

宣王十六年，十二篇；

宣王二十五年，二篇；

幽王四至七年，四十四篇。

从上表，可以看出尹吉甫创作最旺盛的期间是宣王五、六两年，共有诗一百二十一篇，平均每年六十首。换言之，他创作力最强的时候，一年至少可以写六十首，那么，五十一年，不正是三千多篇么？

我们说三百篇是尹吉甫一个人所写，已经使人惊异而不敢相信了，现在说三千篇也可能都是他写的，那不更使人惊奇了么？实际上，把三百篇的创作方法作一分析，也就不足惊异了。三百篇的形式可分三类：一是歌，二是诵，三是颂。歌的形式都是重复的，一个意思重复地在歌唱，尽管有二至六章多寡之分，而写作方式却是一样的。兹举数例来看：

二章的如《郑风·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三章的如《周南·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四章的如《小雅·南有嘉鱼》：

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

南有嘉鱼，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宾式燕绥之。

翩翩者鵻，烝然来思。君子有酒，嘉宾式燕又思。

五章的如《小雅·南山有台》：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乐只君子，遐不黄耇？乐只君子，保艾尔后。

六章的如《小雅·鱼丽》：

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

鱼丽于罶，鲂鳢。君子有酒，多且旨。

鱼丽于罶，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维其嘉矣。

物其旨矣，维其偕矣。

物其有矣，维其时矣。

从上列各例看来，歌有一定的形式，只要照这种形式重复地歌唱，就成了一首歌，写作上并不困难。像这种歌，《诗经》里共有二百多首，占三百篇的三分之二强。颂，只是一章，它是祈祷文，只要把自己的愿望说出来，也就成为一篇东西了。诵，比较长，比较难，然占的数量并不多。如此讲来，说三千篇是一个人所写，一点也不必惊异。陆放翁说他自己“六十年来万首诗”，尹吉甫与他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了。陆放翁能于六十年里写出一万首诗，难道尹吉甫就不能于五十一年里写出三千篇么？《四库全书提要》说陆放翁是“才情繁富，触手成吟”，尹吉甫也正是如此。当然，其他两千七百篇是否都是尹吉甫所写，我们无法判定，因为它们都逸亡了；这里只是在理论上推想，真实情形就无法臆测了。

七

第七，“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汉儒认六艺为六经，即《易》《书》《诗》《春秋》《礼》《乐》。孔子把三百篇同时当作乐，所以说“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孔子的时代是政教合一，孔子之教弟子，是在培养政治人才，自然而然地把三百篇当成礼教的课本来看。可是我们现在是求诗义，观点既然不同，了解也就不同了。

总括以上的论证，对孔子时代的《诗经》面目，可得九点结论：

第一、诗原有三千多篇，到孔子的时候只剩下三百多篇。孔子并没有删诗，所以《论语》里只说“诗三百”“诗三百”。

第二、删诗之说是孔颖达误解司马迁的话而产生的，孔子自己没有讲，司马迁也没有说，而是孔颖达说的。

第三、在孔子的心目中，三百篇的主要用途是礼乐，所以他所提到的诗篇名称都是乐章，不关诗的本义；假如将“诗”与“乐”混为一谈，就要产生错误了。

第四、孔子是以断章取义的态度来看诗，他只注意诗所引起的“兴”，并不注意诗的本义；假如你把“兴”当成诗义，那就要误解诗义了。

第五、三百篇的时代只到幽王，没有幽王以后的作品。凡以幽王以后的事迹来解诗的，没有不是附会。

第六、三百篇里虽有契、后稷、殷、周初的事迹，那是追述，诗篇并不产生在这个时候。凡认为是这个时候的诗篇，也都是错误。

第七、三百篇的次第在孔子以前就排定了，是以风、雅、颂的次第排列的，这时没有十五“国风”的名称。“国风”的名称是春秋以后才有。虽有郑声、卫声的称谓，那是指郑国、卫国的音乐，不是指《诗经》中的《郑风》《卫风》。

第八、孔子的时代是政教合一，孔子教弟子是在培养政治人才，所以他以政教的观点来看三百篇。

第九、司马迁这段记载，非常详细而可靠，可惜后人不加注意而相信了《诗序》《诗谱》的乱扯，以致诗义埋没了两千多年。由于诗义的埋没，大家都根据《诗序》《诗谱》的乱扯而立说，引起许许多多无谓的纠纷，许许多多可笑的错误，反认为这是在解诗，这是在做学问，而变成了没有是非的局面。要想了解《诗经》，得从孔子时代的《诗经》面目讲起；知道了这个面目，就容易批判后人的说诗了。

孔子时代的诗经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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