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犹太精英、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他和上海还有着这样的往事……
原作：Elizabeth Winkelman
翻译：那娜
这部分里，我们采访了四位定居于澳大利亚/ 墨尔本的犹太后裔，他们每一个都曾在上海生活。他们的共同经历是在二战中迫于欧洲日益严重的反犹情绪，不得不背井离乡，漂泊远东。而当时的上海，为在世界上备受敌视的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正如查姆· 魏兹曼（Chaim Weizmann）说的：“世界似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犹太人不能生存的地方和犹太人不得进入的地方。”这些都反映出犹太难民因宗教歧视和战争而四分五裂的生活。在这里，我着眼于身份认同、关于上海的回忆和最后定居澳大利亚。
这一期，我们很荣幸能采访到这些人，聆听他们的故事。每一个人都讲述了在人生旅途中的各个阶段，背井离乡，克服障碍，寻找新生活的移民故事，每一个都独一无二，每一个都引人入胜。战争、种族歧视、还有文化差异导致不幸；正常生活被完全打乱。
山姆· 莫辛斯基在上海出生，上海长大。他后来搬到了墨尔本，作为财务主管有着杰出的职业生涯。山姆根据他的经验写成了《再见，上海》这本书，后被拍成电影短片。诺埃米· 达利卡斯的家人从纳粹德国逃出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她。诺艾米在上海度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六年半。彼得· 普尔弗的父母在“水晶之夜”两周后也逃到了上海，后来，他们坐船来澳洲的途中滞留香港，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里住了六个月。大卫· 金斯伯格的父母来自海参崴，也是在上海生下了他。定居澳大利亚之前，他先去以色列住过一段时间。
山姆· 莫辛斯基（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可谓“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二战期间，他见证了在巨大的动荡中涌入上海的四波犹太移民潮。他经历了上海历史上一段独特的时期。Sam 将他的经历撰写成《再见，上海》(“Goodbye Shanghai”)，该书后被翻拍成电影短片。（文中照片均由山姆·莫辛斯基提供）
你和家人第一次到澳大利亚是什么时候？
嗯，我是1951 年10 月来的，比我的家人早半年，他们1952 年3 月才到。关于为什么家人要我们的亲戚先担保17 岁的我来澳洲，我在我的书里已经解释过了。作为欧洲人，我们在中国寻求庇护的那段日子的确是一段相当独特的经验。后来我到了澳大利亚，然后我的家人也来了……在此期间，我尽可能为他们定居墨尔本做好准备。
你在哪里出生？
我出生在上海 他们（指Sam 的家人）为什么来澳大利亚？ 出生于1934 年，经历了上海的多个时期。那时我们和许多俄国犹太裔一起住在法租界。然后日本人来了，我们因为俄国国籍而没有受波及。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占领了公共租界。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接手上海，上海失去了它的特殊地位。然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 年共产党进入上海，当然也有了对外国人和私有制的全新政策。所以完全没有理由再留在那里。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离开了。我们手忙脚乱地寻找移居地——因为我们“无处可回”。我的祖父母在20 年代末期苏维埃革命时从海参崴迁移到上海。所以我们很幸运，在墨尔本有一个亲戚愿意担保我们。于是我来澳洲和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帮助我的家人来墨尔本定居。 新年夜 你还记的怎么来澳大利亚的吗？ 当然，历历在目。我那时17 岁，坐船从香港到悉尼，在那里呆了几天。那里已经有不少从上海移居过去的人。我们在那里会合，然后坐火车前往亲戚在墨尔本的家。之后我把家人也接来，开始了我们作为澳洲新移民的正常生活。我从墨尔本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然后结婚生子，组建自己的家庭。对我们来说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棒的国家。 你还留有来澳前能讲述你移民故事的物件吗？ 不太确定。我的母亲原有一些家具，都分给了孩子们。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保留下来。因为走得匆忙，不得不留下大多数家具，只带了很少的一部分。我带走的只有在东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记忆和习惯，这是一个对欧洲人来说独特的东方成长环境。但就实物上而言，我们只有几件家具类的东西。 那照片呢？ 照片的话有很多，大多都收录在《再见，上海》这本书里。我的编辑选择了其中最有趣的那些: 比如我们一帮子小孩和保姆在公园里，或者各式各样能体现我从出生到17 岁离开这期间在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童年回忆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那相当多呢。我目睹了上海的国际化生活，以及政治变化的各种因素；决定我们生活的政治变化又是如何影响学校和校园生活的；独特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我们那时说的上海话——虽然现在已基本忘记了；还有50 年代初那种拥有佣人的半型生活，尤其跟澳大利亚相比，是完全不同。而放到今天，要跟我们的子孙描述这个国家的变化则更加困难。这是很多人觉得这本书的叙述有趣的原因，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上海特定时期的历史，生动表现出其在特定环境下的系列变迁。即便上海如今已经恢复了国际领先商业城市的地位，特定时期的历史状态却是不可重复的。 山姆（第二排左二）1943年在上海犹太学校 你怎么学说的上海话？ 我们是被称为”阿妈“的保姆带大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中国话，但没有正式地学习中文。因为我们上外语学校，那里不教中文。不过现在人人都想着多学一门外语。中国人有学习语言的天赋，和他们交流很容易。我认识的每个保姆无一例外地都会一门欧洲语言——通常是他们家主人使用的语言。中国存在着成千上百的方言（现在也是），那时普通话还没有普及，人们不能听懂其他人在说什么，而且大多数人不识字，就像现在的印度，所以文字交流也行不通。因此，欧洲语言具有很高的地位，但事实上，我们其中一部分也能用中文进行日常交流。 你在澳大利亚受过犹太教育吗? 上过罗马天主教学校，这件事我在马里斯兄弟发行的书中有写到，但我也的确受过犹太教育。我17 岁时完成高中学业，但我们与犹太社区一直保持着联系，作为宗教信仰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算不上是正规教育。但我在上海上学时，天主教学校和犹太学校都上过。 对你和家人来说，对犹太社区的归属感重要吗？ 是的，这么说吧，事实上，当时大多数人都归属于某种社区。因为当时中国的大环境就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尤其是二战前，中国的中央政府形同虚设，所以整个战前和战后的情况就是各个独立的社区林立。英国人和英国人在一起，去英国人的俱乐部和其它商店，法国人也是这样，俄国人亦是如此。根据社区文化的不同，犹太内部也分不同的社区，有取名如”Sassoon“或”Hadoon“这样的赛法迪犹太社区，也有取如”Kadoorie“这样的早期定居者的社区，还有俄罗斯犹太人的社区。众所周知，上海是有幸逃离纳粹德国反犹运动抵达上海的约两万名德国犹太裔的避风港。事实上，大多数人对上海的主要描述也是战争的避难所。大多数有关上海犹太人的书籍和展览都着重描写了三十年代德国纳粹统治时期，为躲避迫害而逃入上海的移民潮。因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都市，去那里真的不需要签证，只用买一张船票，去到那里，下船，你就安全了。 在上海生活的日子里，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像大多数来到一个新国家的人一样，我在澳大利亚得到的要远比我们放弃的舒适生活要多得多。因为在这些半殖民国家生活总有些不自然的地方:我们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中绝大多数极度贫苦，而和他们生活在不同水平线上的欧洲人就显得很不自然。所以，对于像我父母那样的老一辈人来说，来到澳大利亚后没有了佣人，还必须改变原来的做生意方式，诸如此类，他们也许会怀念原来那样的舒适生活。但在我看来，澳大利亚的开放性，食物，还有上升机会都要好得多。我们真正怀念的，是一起长大的朋友们。解放战争后，欧洲人开始离开上海去到不同的国家。所以生活结构被打乱了，但我们一直在一起，现在也依然有联系。多年以来，我们这些人都认为我们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聚集在了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时常聚会。但是，即便有能力我也从没试图重新建立起上海式的生活。中国人对我们很友好，我们在那里生活得很不错，但我还是认为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要更好些。 现在你依然对”犹太人“这个身份有强烈的归属感吗？ 是的，一如既往。我一直非常积极地参加各种犹太社区的组织。即便在非犹太人的工作环境中也是。我退休前是一家大公司的职业会计。因为在上海长大，我发现自己可以在犹太社交圈和非犹太社交圈中自由转换，我的很多朋友都不是犹太人。这么说吧，”犹太人“这个身份没有定义我的社交生活，它代表了我的信仰。但它仍旧是很重要的。我在各式各样的犹太人社区和非犹太人社区上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为此我在10 年前获得了澳大利亚勋章（the Order of Austral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