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篡改历史第一人？ ——荒唐的春秋笔法
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瞎说。一、《春秋》不是孔夫子写的；二、没证据证明乱臣贼子惧怕。
《春秋》是目前所知的我国第一部编年史，是鲁国史官主要记录鲁国，兼及其他诸侯国里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共记录了二百四十二年，非一代一人完成的。
哪又是怎么和孔夫子发生关系了呢？一、孔夫子对《春秋》进行了增删，就是《史记》所记载的“笔则笔，削则削”。笔即增加，削即删除。二、孔夫子曾以《春秋》为教材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
也因为这二点，《春秋》成为儒家经典之一。
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对历史记录进行增加和删除，不就是篡改历史吗？就像朱自清先生所说：“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
孔夫子用什么方式对增删（篡改）历史的呢？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的核心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用大白话说就是，凡是地位尊崇的人、亲人亲属、贤明的人犯了错误不能直白地说，而是要隐晦曲折地说。这是为了维护这些人的尊严和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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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段子和春秋笔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记得“秉笔直书”的故事吗？同样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史官董狐、齐国四位史官（四位是同胞兄弟），再加上一位南史简，不畏权臣，不惧生死，秉笔直书其所在国的权臣弑君的行为。
那四位兄弟中的前三位都因秉笔直书被权臣所杀，还没听说过有哪一个用春秋笔法记录历史的史官被杀，司马迁受宫刑不是因为录史，是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鸣不平，看来乱臣贼子怕的是秉笔直书。
孔夫子自己也对董狐的行为大为赞赏，认为他是“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为什么孔夫子自己在增删史书时却不这么做呢？他不想做一个“良史”吗？
这和孔夫子的政治主张有关。
孔夫子毕生追求的是恢复周礼，即所谓的“克己复礼”。什么是周礼？简言之就是由周公旦制定的一个等级严明清晰的社会制度，各个等级的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不越礼，不违制，以此形成一个结构分明、秩序井然的社会。
所以孔夫子要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违反礼制要求的言行都不能有。
必须认识到的是，孔夫子所追求的等级社会，并不是说上一等级的人可以任意欺压下一等级的人，而是上面的关心爱护下面的，下面的尊重忠诚上面的，各等级之间和谐友好地相处。
比如，孔夫子对君臣关系的描述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不是董仲舒杂糅了法家、阴阳家等学说弄出来的“儒术”所说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那样蛮横霸道。
以前曾经说过，孔夫子的儒学仅仅停留在伦理学的层面，达不到哲学的高度，“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只是一种伦理观，作为一种社会伦理行为规范，有其合理之处。等级社会，就是要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直言尊者、亲者、贤者的过错，会损害他们的声誉，失去大众的尊崇，上下尊卑就乱套了。
儒学要到宋朝时，朱熹受佛学的影响，创造出第一因——天理，并以此构架出一个体系，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可惜明清时过度解读，反而变成了律法主义，演变成吃人的礼教。
“克己复礼”和“存天理，灭人欲”意义相近，都是要求人要为了更高的目标控制自己非分的欲望，显然后者的档次比前者要高。孔夫子只是要恢复周礼，还是局限在人类世俗社会的范畴里，朱熹则升华到永恒价值的高度。
现代社会仍然讲求对位尊者的尊崇、对亲人的爱护、对贤人的敬重，尽可能地维护他们的尊严和体面，但这不是历史学的观念，以这种观念为标准来增删历史，来品评历史事件和人物，很容易陷入感性认识历史的误区，也很容易让后人误解误会真实的历史，使历史真相被掩盖或扭曲。
由于孔夫子的圣人地位和儒家一直占据主流正统思想的原因，后世修史者，不论是官修还是私修，都以“春秋笔法”为最高标准来记录历史，二十四史中比比皆是一些隐晦曲折的记录，让后人难解。
比如清朝时，咸丰皇帝和慈禧太后分别在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前，狼狈西逃。如果秉笔直书就是“逃亡”，但用春秋笔法却记录成“西狩”。不熟悉这种笔法的读者就会纳闷了，京城都快失守了，社稷安危之时，皇帝和太后还有心情、有余暇跑到西边去打猎？太疯狂了吧。
清朝历次割地赔款，用春秋笔法记录下来却成了“恩赏”。皇帝看你们这些洋人可怜，赏你们一块地，赏你们一大笔钱。这是有多大方啊？真不拿祖宗家业当回事啊！
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样的“恩赏”，是不是很奇葩？
除了在二十四史里可以看到许多这样奇葩的记录外，这种思维方式至今仍然影响着一些专家学者在讲述历史时凭感性选择性讲解，也就是凭自己的好恶进行增删。
讲到唐太宗就是如何如何开明，不讲他逼父、射兄、杀弟，霸占弟媳等违反伦理的行为，不讲他开皇帝生前查阅“帝王实录”，强迫史官修改不利于自己的记载的恶劣先例。
讲到岳飞就是如何如何抗金杀敌民族英雄，皇帝和奸臣如何陷害他，不讲他违反和抵制朝廷军改，吃空饷，撂挑子要挟朝廷的军阀行为。
讲到张居正就是如何如何力行新政，不讲他收受贿赂，奢侈荒淫的贪腐。戚继光也如此，他一年的俸禄全部加起来还没有他一次贿赂张居正的多。
讲到康熙、乾隆，就是康乾盛世如何如何，不讲康乾时期盛行的文字狱对文化的残害、对文人的残忍，导致同时期的文人都不敢言时政，只好去钻故纸堆，美其名曰“朴学”，其中不乏一些稀奇古怪于世无益的考证。
不光是历史讲述，今天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其实也是按照这种思维向大众宣传的，因不在本文所述范畴内，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寻找、去领悟。
春秋笔法带来的最大恶果是后世修史者都在记录历史或者修订史书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按照儒家标准、好恶来感性地记录和评述历史，缺乏对历史不偏不倚的客观记录和理性认识。以现代历史学的标准，二十四史全是评书式历史话本，里面夹杂着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甚至荒诞不经空穴来风的幽梦、吉凶征兆等。
这只是个事实陈述，丝毫不影响司马迁、司马光等历史学家的伟大。两码事，别瞎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