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是谁误崇祯呢？

且不论农民起义的因由，不论朝代兴替的规律，就说崇祯愤愤不平的背景。

这位君主执政17年，并不像其他朝代的末代昏君那样沉迷酒色，或荒嬉政事。有人给他献上绝代隹人陈圆圆，他并不宠幸，他已被政务被国事弄得焦头烂额，仅留几天便将她送出宫去了。

17年间，他也确实很少沉迷声色，早起晚睡，没多少享乐，日子总在焦虑、期待、失望、愤怒中度过。

就说他即位后的崇祯元年吧。

正月他下令内臣（宦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并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崔呈秀戳尸。

二月他下令禁章奏冗蔓；戒廷臣交结。

三月他赠恤冤陷诸臣。

四月他任袁崇焕为兵部书督师蓟辽；并批示不准开矿。

五月他事更多：毁三朝要典；裁各部添注官；祷雨；复外吏久任及举保连坐之法。

六月削魏忠贤党羽……

……

当时，他铲除了为害天下的魏忠贤奸党，令官民看到了一丝希望，以为中兴国家，朝政大治就在眼前。但是，他没有充分估计国家弊政积重难返，只有稳定局面，逐步调治才有生机，就像一个危重病人，若投以猛药，只会一命呜呼。

偏偏崇祯肖视英明，急于求成，正如明末张岱对他的分析一样：“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番四覆，夕改朝更。”

崇祯面临的问题没有一个不是长期积患，没有一个是可以朝夕间急切见效的：边患；农民起义；财政匮乏；吏治废弛……

他应该给大臣们处理问题的空间和时间，也要让自己的政策维持相当时间的持续与稳定。

但崇祯的性格不允许等待，不让人有足够的机会。他对臣属的态度是“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坠诸渊。”

提拔人很大胆，杀起人来也很狠。大臣一句话对了胃口，便亲得几乎要像小孩一般抱在膝上亲昵；一条意见忤逆，则恨不得立即打入十八层地狱。明末并非没有人才，但这些人才不是还未出成绩便已被免除，就是刚出功效就被杀掉。

像袁崇焕，第一年四月才优宠有加，第二年十二月就下狱，第三年八月就处以残酷的磔刑。

一年多时间，要求袁崇焕打败经营数代的清军，是不可能的。尽管他已击伤清太祖致其死，尽管已经扭转了多年丢城弃地有负无胜的辽东战局，崇祯还是“一言不合则欲坠诸渊”，给他来个千刀万剐。

其他群臣，无论宰相，封疆大吏，还是后妃国戚，都震慑于崇祯的刻薄寡恩。崇祯不能用人，不能用言,不能善待时机，怎治天下？

直到闯王兵临北京城下，诸臣一再要求崇祯南迁或者派太子去南京抚军，实则是想为这个政权留条后路，为明皇朝留个正统主子。崇祯也不听，自己不走，也不让太子走。

结果，后来就出现了南明诸王自相残杀的丑剧，使残存的抗清火苗也无法汇合成一片大火。这是崇祯死后也难辞其咎的。

由此可知，崇祯虽身处末世，虽有洪畴之类叛臣，但误崇祯的，又何止是群臣，他自己不谙洽政之理，便有勤政之心，依旧是亡国之君。

崇祯自缢时写下“诸臣误朕”，究竟谁误崇祯？这话有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