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最后的情节，革命党孙文在船上接住黄飞鸿飞掷过来的一块破布，在朝阳中缓缓展开飘扬，原来是染有陆皓东血迹的青天白日旗。孙文脱口轻吟：但愿朝阳常照我土，勿忘烈士鲜血满地……这一幕让熟知近代史者看得百感交集。影片情节是虚构，但有真实的历史背景，那就是1895年的“广州起义”。光绪二十年（1894），陆皓东随同孙中山经上海往天津，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要求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以求国家富强。李鸿章当时军务繁忙，未能接见两人，其上书也无暇细读，仅仅针对孙上书文“窃以我国家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其法……”给了孙中山一张出国考察农务的护照。陆与孙两人旋即从天津到北京，再寻机会接触大臣，但此时满朝文武之中，大多数官员正热衷于筹备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随后九月中旬，中日在东海大东沟发生海战，以中国战败告终，是为甲午战争。两个年轻人深感绝望，从此坚定了推翻清王朝统治、创建民主共和国的决心。上书失败归来，孙中山转赴檀香山，创建兴中会，陆皓东则留在国内，从事革命联络工作。1895年1月，陆皓东接到兴中会回国筹备起义计划，立即与其他革命志士赶赴香港与孙中山会合。4月，清政府签下《中日马关条约》，全国民情激愤，兴中会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发动乙未重阳日武装起义，以图夺取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陆皓东在会上提出为了团结同志，号召天下，要打出革命派自己的旗帜。这个建议获得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的热烈支持，一致决议用陆皓东在尤列家中设计的革命党旗帜“青天白日旗”（此时还没红底）作为军旗。兴中会以“农学会”名义作掩护，在广州周边地区联络了团防、会党以及城内巡防营、水师部分官兵准备一齐举事，日期选定在10月26日（旧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但因兴中会临时主席黄咏商的姐夫韦宝珊告密，兴中会从香港运送的枪械被海关搜获，损失短枪600余枝。同时革命党人遭到大规模逮捕，其中陆皓东和朱贵全、丘四等人英勇牺牲，孙中山再次被迫流亡海外。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潜伏江湖，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广东人生性倔强，义旗插遍岭海，杀声彼伏此起。即使乡间小儿，心头壮志便是长大后加入洪门天地会等秘密组织，反朝廷，铲官府。广东人年年搞革命、岁岁兴作反的风俗习惯遂成。而会党中人举事，沿用汉家尚红习俗，喜红巾裹头，红带缠腰，以红旗为令，此谓“汉家赤帜”。十年后的1905年，各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的同盟会于日本东京成立。翌年冬，盟内召集干事编纂革命方略，并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方式问题，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之青天白日旗，言乙未重阳广州及惠州三洲田革命军将士先后为此旗留血，不可不留作纪念。并阐述未来革命军的主力是会党中人，为尊崇会党习惯，清白两色，再增加红色为底，谓“青天白日满地红”，但其他地方的革命团体并不同意，各抒己见，此事遂搁置。其后，革命党人在两广等地发动的十次起义，如1907年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钦州防城、广西镇南关，1908年钦州马笃山、云南河口，1910年正月广州，1911年3月广州诸役，革命党人均打出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为革命标帜，表示为孙组织的革命势力所发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支援，但起义军旗帜纷乱。如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即武汉义师所用。粤、桂、闽、滇、黔数省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及白旗。还有惠州陈炯明部所用之井字旗；山西的太极八卦旗；中原革命军的皇汉旗；上海革命军的九星伴日旗；大汉四川军政府使用的“汉”字旗；安徽安庆“人”字旗；昆明重九起义胜利后使用“中”字旗；各部旗章各异，颇为复杂。当时，日本人绘制的版画《南北军大会战之图》中，革命军打出两种旗帜，也清楚地显示“铁血十八星、青天白日满地红”两派革命党的武装势力迥异。其中意味，倒是颇为微妙。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海军扯下1888年满清海军的黄龙旗，请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应用何种旗式，孙回复用红蓝白三色旗，并派海军部员邓世昌之子慰劳沿江舰队，向海军将士说明青天白日旗与历次革命之关系。邓世昌是广东番禺人（祖籍地在今广州海珠区），他的衣冠冢就在现在的广州天河公园内。其子邓浩洪自然支持同属老广的孙中山，于是落力气到各舰连蒙带劝，复令海军各舰艇全部升青天白日红旗。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接任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亦迁往北京，为了国旗采纳问题，参议院发生剧烈争议。以蔡元培为代表的革命党议员们，坚持用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湖北省的议员则认为十八星旗与辛亥革命有密切关系，应以此为国旗，以示不忘武昌革命。最后江苏都督程德全提出，五色在中国传统中的五行学说中有所反映，且与五德等中国文化使用五数的习惯相符合，代表五个民族的五色以缓和种族革命的意义，亦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最后折中方案是：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以十八星旗作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红旗作为海军旗。各有所得，此方案遂得通过，由北京政府正式公布。但孙中山却是不以为然，只是众意如此，莫可奈何。1913年，各省反袁失败，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于东京，遂恢复同盟会旧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党旗，所颁发党证及委任状奖状，即用此项国旗党旗各一交叉于上。1915年，山东潍县与广东各地的中华革命军，亦统一用此帜。1921年，援闽粤军自福建打回广东，孙中山由非常国会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宣布废止五色旗、十八星旗，分别制定青天白日为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军旗。后来因为北伐问题，孙中山与陈炯明政见不合，互相闹矛盾，孙被陈炯明驱走，青天白日的旗帜当然也被取缔。陈去世前留遗言交代，用五色共和旗裹身。1923年，孙中山派武装赶跑陈炯明，重新打回广州，重组大元帅府，就职日正式举行阅兵授旗礼，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复现于广州。1924年6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1925年，以国民党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1928年11月2日，国民政府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定《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12月17日公布以青天白日为国徽，青天白日满地红为中华民国国旗。从北伐开始，则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陆军旗。与国旗不同的是，国旗的青天白日居于左上，而陆军旗的青天白日居于中央，两者均以红色为地。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兴师北伐，各省被革命席卷，北洋的五色旗纷纷换上青天白日红旗。只是事起仓促，各军各地收编的北洋军队与地方部队，对国民革命认识不深，虽然投效心切但不得其法，便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军旗乱改一通。他们认为，只要青天白日的旗徽有了，其余无所谓。有些部队在铁血十八星旗中间绣个青天白日徽，便认为自己已经易帜；有些半匪半军的地方军根本不知道怎么改，把前清的龙旗搬出来，在龙头前绣个青天白日徽也算。尺寸更是大小不一，陆军旗本应按“横直八与七比例，用红纱或红绸布为地，内嵌缩小到四分之一青地，中置国徽为中心”的标准，横长约1.4米，高约1米，旗杆边缝10公分白绸条一幅，上下各距旗边14公分，上面书写部别番号。如“陆军第X军X师X团”。北伐时期的海军军旗制式沿用原样，一如国旗。彼时空军还没成军，没有空军军旗。初期的国民革命军由粤军、滇军、湘军、豫军、桂军、黔军、川军等各地方军改编组成，大多数的地方军基层军官并非由军校毕业，他们来路多样，成分复杂，很多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会党人物，那么会党文化不免被这些老兵带到军中。会党文化里面的很多内容，是带着各种封建迷信的仪式。在前清时期，这是会党首领笼络军心、激励士气的手段，如乩童上身，借神佛之口测凶吉，又或“烧符喝水，可避炮弹”。更有甚者声称吃子弹硝可以避子弹……会党中人大都是文盲，自然相信这一套。辛亥革命让他们有机会进入正式的军队服役，但民初战乱频繁，军中生涯莫测生死，这种庇托神灵与迷信仪式的心理安慰，在军中大行其道。其中很奇怪的现象之一，便是军旗崇拜，大部分军人都相信本部阵亡者灵魂就附在军旗上。故军队半夜发生营啸（军队因夜惊而引起的骚乱），部队长第一件事便是请出军旗在营中绕行，以安军心。民国北洋政府时期，陆军部队专门设有掌旗官司理军旗，掌旗官一般挑选高大勇猛者担任。如蔡廷锴当排长时，便有一段时间做掌旗官，作战时他听长官命令进退，士兵则见旗行动。掌旗官是非常危险的岗位，双方作战时，掌旗官是对方首要狙击的目标，次优目标才是军官、机枪手、号手。所以军队里面，掌旗官责任重大，生活有特权，比如军饷特优，平时伙食与本部长官一道。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规矩，如军旗不能倒放，打开便得竖立招展，不使用时卷入布套叫偃旗，一般人平时不能随便触碰。遇到演习等重大场合时，还会举行一些相当隆重的“祭旗”“迎旗”仪式。如全军被包围，部队长会抽调仅剩的精锐士兵护旗突围，不得已时宁可烧毁军旗，也不能落入敌手……军旗是部队荣誉的象征，是军队对外的宣传。实际上，民国时期的军人更愿意相信，若军旗平安，即使自己阵亡，军旗也可以带他们的灵魂回家，军旗若落入敌手，自己则成孤魂野鬼。抗战时，陆军第23师以一师之众，持续抵御日军一个师团进攻达一个星期，所部几乎伤亡殆尽。师长李必藩身负重伤，在作战地图上写下遗言：“误国之罪，死足何惜，愿我同胞，努力杀敌。”同时命令副师长李楚瀛带着师部军旗与残兵突围。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国旗也能像军旗一样起到激励士气的作用。1937年10月，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失利，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的420余人在副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退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女童子军杨慧敏，看见四行仓库四周多是日本旗、英国旗，但八百壮士却因为撤退仓促，没有自己的旗帜。于是她当天夜里，搭乘送物资的卡车进入公共租界，将一面国旗裹在身上，外面再套上童子军的制服。小心翼翼穿过马路，冒着性命之险将这面国旗送到了四行仓库。当八百壮士看到国旗时，士气大振。谢晋元在阵地上赋诗一首：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当然也有耻辱的事情。1938年7月18日，日军出动大量96式中型轰炸机，对南昌机场的国军空军部队进行轰炸。因为处于无法对抗的绝对劣势，国军空军部分战机只能疏散到其他机场避战。日军战斗机部队小川正一中尉见我方机场空荡无物，便带领着另外三架96式战斗机降落到南昌机场上。小川正一带头走出了机舱，和其他几名日军飞行员提着随身携带的手枪，竟然在跑道周边搜寻起来。他们看到了跑道边尚未被炸弹摧毁的旗杆，上面飘扬着中国军队的军旗。小川正一把旗杆上的军旗给降了下来，当做了战利品。几名日本飞行员还发现跑道附近的隐蔽所里空无一人，而里面却停放着5架中国空军的伊152和霍克3式战斗机和多桶航空燃油。4人最终将整个隐蔽所纵火焚烧。完成这一切后，小川正一带着手下回到飞机上，重启发动机扬长而去。如此长的一个过程，竟然没有遭到机场守军的任何抵抗，让人痛心。南昌机场被日军夺旗事件，是抗战史上永远的耻辱。
当然也有耻辱的事情。1938年7月18日，日军出动大量96式中型轰炸机，对南昌机场的国军空军部队进行轰炸。因为处于无法对抗的绝对劣势，国军空军部分战机只能疏散到其他机场避战。日军战斗机部队小川正一中尉见我方机场空荡无物，便带领着另外三架96式战斗机降落到南昌机场上。小川正一带头走出了机舱，和其他几名日军飞行员提着随身携带的手枪，竟然在跑道周边搜寻起来。他们看到了跑道边尚未被炸弹摧毁的旗杆，上面飘扬着中国军队的军旗。小川正一把旗杆上的军旗给降了下来，当做了战利品。几名日本飞行员还发现跑道附近的隐蔽所里空无一人，而里面却停放着5架中国空军的伊152和霍克3式战斗机和多桶航空燃油。4人最终将整个隐蔽所纵火焚烧。完成这一切后，小川正一带着手下回到飞机上，重启发动机扬长而去。如此长的一个过程，竟然没有遭到机场守军的任何抵抗，让人痛心。南昌机场被日军夺旗事件，是抗战史上永远的耻辱。【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1期 文/陈重阳（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