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留英老画家杨洁冰回忆录（一）
一个老画家苦涩的回忆——我的回忆
杨洁冰/口述
涵 楚/整理
中国文化出版社
故园情长
从西安出发，一路向北，陕西铜川这座山城，静静地矗立在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的过渡带上。在华夏五千年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无数优秀儿女，包容世代着黄壤绿野。民风淳朴的铜川市印台区红土镇冯家塬就在它的怀抱里。1924年1月5日，我出生在这个寂静、淳厚的小山村。同乡亲们一样，这里是根之所在，我的家。
家有伯父、父亲兄弟二人。伯父年少时便到甘肃做工约20多年，并在甘肃成了家，回到铜川时，已育有了两个孩子。因为家景贫寒，父亲19岁就开始给地主做长工，等到成家时已经33岁。我们兄妹五人，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我们是由两家人组成的大家庭，家族式管理，由大堂兄（即大掌柜）管理家务。两个哥哥都没进过学堂。平时，哥哥们和两个雇用的长工一起下田劳作，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在寂静的小乡村，踏着自己艰实的脚印。三堂兄人称“福蛋蛋”，总是由着自己的性子，高兴了随哥哥们到田头，不高兴就蒙头而睡；五堂兄在蒲城中学毕业后回家任教；六堂兄编席为家添补。大堂兄为了使家庭状况好转，带领大家开垦了不少荒地，将耕种土地不断扩大，渐渐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在十里八村有了名声。
1937年，我考入铜川铜官中学。当时，同学们学习都非常刻苦，自己也不甘落后，每天晚上熄灯铃声后，仍点着煤油灯继续学习。那年冬天，经常漫天大雪，气温极低，寒冷异常。也许是因为贫穷的姐姐还未给我缝下棉衣，也许是路途遥远，大雪封堵了山路，姐姐无法出门给我送来过冬的棉衣。寒冬里，我身上只穿着薄薄的单衣。一天晚上，点着油灯在教室里学习的我全身发抖，渐渐感到手脚麻木了，不知不觉地倒了下去……教室的对面是校长赵志杰的办公室，他看见夜深了对面教室的灯还亮着，到教室里发现躺在地上的我，立刻将我抱回他的房间放在床上，盖上被子，并将炉火添旺，不断地搓我的手心、脚心。当我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校长的床上，一时不知所措，准备起身时，他按住我说：“别起来，孩子，你终于醒来了，叫什么名字？天这么冷，咋还穿这么单薄？”我一下哭了起来，告诉他姐姐还没有将棉衣送来。当他知道我母亲已经去世，因生活所迫，从小在姐姐家生活时，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随后，赵校长打开自己的木箱子，拿出一件棉衣披在我的身上说：“你先穿上我这件旧棉袄，不能冻坏了身子”。我终于忍不住，抱着赵校长放声大哭。
恩师难忘
我酷爱画画。在学校课间或活动时，时常用树枝在地上画一些小动物或山或水。1939年，我中学未毕业，就报考了西安美专并被录取。从此，开始学习专业绘画。在西安，除了父亲卖烟叶供养我外，课余时间我还在一家私人饭馆打杂工挣钱。当时，学校对面是家武术馆，每到周未，我就去武术馆打扫卫生，挣点生活费，也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偷偷地学习了许多武术套路。这样，在美专学习绘画三年，也在武术馆“习武”了三年。期间，武术教练发现后，看我如此好学，亲自把我的动作从头至尾点拨一番，使我受益匪浅。之后，我们也成了要好的朋友，也练就了我强健的体魄。
在西安美专学习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便是丹青妙笔、国画风縻东南亚，堪称一代宗师的国画家袁伯涛先生，他与何海霞同为“长安画派”代表人物。
当年，袁伯涛与在重庆中央大学执教的美术系主任徐悲鸿关系非常要好，徐悲鸿请袁去中央大学任教。当时正值抗日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无法正常教学，南移合并为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便集中了徐悲鸿、张大千、刘海粟等一批知名画家。袁伯涛与夫人杨文博家在西安，岳父是个资本家，经营着自己的企业，夫人助其父业，不能离开西安，袁伯涛先生也就不能去重庆了。我跟随袁伯涛先生主要学习花鸟画，为我的绘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他的一些做法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在学校，他看到我利用课余时间去打零工，就问一些我的家庭状况，了解以后，便时常会带我去他家吃饭，并讲给我一些做人的道理。
1942年元月，姐姐托人捎话来，说父亲已于三个月前去世。闻讯后，我悲痛欲绝，两天颗粒未尽。从此以后，我便成了孤儿。袁伯涛先生和夫人更加关心我的生活，我也把全部心思放在了学习上，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报答袁伯涛先生和夫人，还有姐姐。
1942年2月，西安美专毕业后，袁伯涛先生鼓励我考中央大学。有一天，他把我叫到面前，让我带上他给徐悲鸿先生写的一封信，又从箱子里拿出一捆纸币，说：“孩子，以后的路就得你自己走了，这千里之途，需要费用。去重庆的路费很贵，得三万元（当时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我给你拿五万元。到重庆后，去中央大学找到徐悲鸿先生，把这封信交给他，考上后你给我来信。”听罢，泪水便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泣不成声，“扑通”跪倒在先生的面前，以表谢意。他把我扶起来说：“不要这样。中央大学是名校，你更要刻苦学习，如果有什么困难就给我来信。”含着泪，我告别了恩师。谁知，至此一别，我却再也没有机会见过先生和夫人。但这七十多年，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出现在我的梦中，也成了我思念之痛。
同乡会聚
1942年2月，我乘坐花沙管理局的车离开开了西安，三天后到了重庆。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口音，让我的心情非常纠结。按着袁伯涛先生所说的地址，先找到了陕西同乡会。
陕西同乡会地处重庆民生路，院内两层楼，共有十余间，是当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出资修建的。只要是陕西来南京的仁人志士都可以居住，有一位姓李的管理员专门负责登记安排。
到达同乡会的第二天是星期六，同乡会来了很多人，其中一位中等个，方脸平头，脸色微红，脸容慈祥，大约五十多岁，穿一件浅兰色长袍，说话声音响亮，对人很热情。同乡会的李管理员介绍说，这是监察院康醉石专员。康醉石是陕西大荔人，跟随于右任先生。他的妻子神经失常，发病时乱喊乱叫，为了照顾好妻子，他把家从监察院搬到了同乡会居住，亲自下厨，为妻了递茶端饭。过了大约十点钟左右，又进来了七八个男女，康专员拉着我走到他们面前一一指给我说：“小杨，我给你介绍几个老乡认识，这是铜川梁塬人梁梦虎，这是他弟梁梦华，这是雷霆，这是蒲城人王鸿经，这位女的家在陕西临潼，还有这位年龄小的家在蓝田”。介绍完后，梁梦虎便和其他人收拾桌子、凳子，按次序摆放秦腔乐器，开始演唱秦腔，房间里顿时热闹起来。原来，同乡会的人组织了一个秦腔自乐班，每个星期六大家都要在一起唱唱拉拉，各叙情怀，寄托乡情。
梁梦虎打板，梦华拉板胡，来的人各司其职，康专员首先开唱一大段《全家福》；王鸿经接着唱《走雪》，大家你一段我一段，好不热闹，深夜12点才唱罢散场，逐个离去。只有康醉石和我们几个同乡人未走，梁梦虎便提出来一个小袋子，拿出四瓶西凤酒和一些糕点，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边划拳一边喝酒叙旧谈新，乡音余绕，友情缠绵。尽兴之后，康专员又和王鸿经下起了象棋，梁梦虎拉我坐在一个凳子上对我说：“我是咱铜官梁塬（现归宜君县管辖）人，到重庆五年了，现在银行工作，梦华在考试院工作。”我问他：“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叫梁梦奇？我们俩在铜官中学是同班同学！”他听了后非常高兴，我们聊了很多他弟弟的趣事。后来，南京解放后，梁梦虎、梁梦华兄弟二人都被蒋介石逼往台湾去了。他还有哥哥叫梁梦松，我出席陕西省铜川市第一届政协会议时认识的，说起他俩个弟弟，他伤感地说：“今生缘，恐结来生里！”
星期一，我向康醉石专员说明了这一次来重庆的目的是要见徐悲鸿，想考中央大学。康专员叫来司机开车送我去中央大学报名，并让司机等在学校门口，等我报完名后再坐车回来。
按照考试日期，我再次来到中央大学，坐在编号为“806”的位置上，编号是按报到人数编排的，共有1020名考生。我这个考场有60多人，3个监考人，1个主考官。进入考场，坐好后，我在试卷上写上自己的编号及姓名，开始了40分钟的笔试答题。30分钟后，我就将试卷交给了主考官，到报到处问明了什么时候出结果，报到处的有让我注意下周一的报纸，然后我就返回居住地。
康专员见我回来，拉住我就问考的怎么样，我告诉他全答上了，但考试的人太多了，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呢！考试后的一周下午，康专员拿着报纸笑着递给我：“快看，杨洁冰，你考上了！这次中央大学只录取前20名！”我接过报纸一看，我考了第六名，激动地我给康专员敬了个礼，脸上却挂满了泪水。我说：“康老，谢谢您”。他说：“小杨，你年轻有为，这都是你平时努力得来的啊！”
中央大学开学后，我才在学校里见到徐悲鸿教授，并把袁伯涛先生的亲笔信恭恭敬敬地递到他手中。此后三年的大学学习中，也得到了徐悲鸿、张大千等大师的敦敦教诲，使我的美术学业受益匪浅。
初识于老
在我等待准备上学的日子里，有一天，康专员叫住我，对我说：“小杨，你这几天抽时间好好画上一副画，完成后我带你去见一位老乡！”我问他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不让我问，说见了就知道了。我想，康老说的这个老乡一定不是普通人。于是，我开始构思，画一幅鹰。根据纸的规格，先用淡笔构出鹰的形状：飞鹰站在一座陡峭险峻的山顶之上，炯目展望；然后，运用泼墨技法大胆用笔，浓淡相宜，巧妙地突出了鹰的全身，用中楷笔勾勒出鹰嘴、眼睛、腿及鹰爪。鹰画好之后，以大山作背景，右边流下一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画一脱稿，我就捧着跑到康专员的房子。他正在看报纸，我将画展开在桌子上，他看的很仔细，特别是对鹰的眼和弯钩的鼻做了评价，说整副画构图很绝妙，意境也高远！“我现在就带你去见这个人！”说完，他拿起电话叫司机把车开到门口。
车开进了监察院(1928年8月，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制，监察院便是其中一院)，我随康专员来到办公楼右边一间的办公室。一进门，看见一位40多岁的男士，身体很胖，坐在椅子上。康老拉着我的手对他说：“周秘书，我给你介绍这娃，他是陕西铜官人，叫杨结冰，考上了中央大学，学习绘画。”他又回头对我说：“小杨，周秘书也是咱们老乡，几年前，他是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现在是监察院于右任院长的亲身秘书，叫周伯敏，你可要记下，周秘书可是有名的书法家。”事后，我才知道，周伯敏是陕西泾阳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其书法得到于右任大师的指教，宗北碑，工楷、行、草书，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常委、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1949年6月在上海参加53位国民党立法委员起义，解放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周伯敏天性聪敏，从小在舅舅于右任身边长大，书法造诣深厚，他按着于右任先生的书法笔力气势临摹，渐臻成熟，惟妙惟肖，几乎可以假乱真。工作繁忙时，于右任就让周伯敏书写完后，再盖上他的印章送给求书的人。周伯敏代书的事情传出来，人们大都能理解，因为于老公务忙碌，精力有限，所求墨宝，实属不易。所以周伯敏所代写的墨迹，虽然明知不是于老先生的，但是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大家也都当作珍品保存了。
周秘书接过我的画，看了以后说：“的确不错，画的好。”对康专员说：“你带他去见院长，他正在看书，我就不去了。”此刻我才明白，是去见于右任院长。我激动的心跳都加快了！
于右任是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是一位政治家，早年系同盟会成员，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元老，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同时也是一位中国近代书法家，有“北于南郑”之称，北即于右任，南为郑孝胥。
于右任的书法艺术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以魏碑为基础，其行楷书具有明显个性特点；二是创立的标准草书，被世人誉为“当代草圣”。
我随康专员走进于老办公室。于右任先生正手拿一本厚厚的蓝皮线装书看着，见我们进去，抬起头来，把书放在桌子上。只见先生两道长长的黑亮的寿字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胸前挂了一个布袋子，将一把大胡子装在里面，胡子也是黑亮的，一身布衣布鞋，不怒自威，好不威严！原来，这就是民间传说的“于大胡子”!
康老笑着对于老说：“我给你带来个小青年，是咱陕西同官人，西安美专毕业后来重庆，现在考上了中央大学。娃小时候是个孤儿，母亲去世早，是他姐姐带大的。”于右任先生看了我好半天，便用一口乡音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九了。这时，康专员就赶紧把我的画展开叫于老看，于老站起来拿着画走到窗前，仔细端详了半天，又仔细看看画上面我写的字，于老点点头说“这娃画画的还好，题材、笔法都不错”又接着说：“你能考上中央大学，看来很努力啊，不简单！”转身和康专员评论这幅画，说这只大鹰意气昂扬，也表明了孩子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这娃很有希望！还叮嘱康专员，孩子年纪小有什么困难给伯敏说声，给娃解决，好好支持。又对我说“娃，画要学好画好，但你也要在字上下功夫里哩，书画同源嘛！等你下次来，我慢慢教你，从最基本的做起。在学校可要吃苦学习，要给咱陕西人争气。”于右任先生说起话来声音宏亮，红润的脸上几乎看不到有皱纹。此刻的他，让我感觉很慈悲很善良。当我们起身告辞时，于老再次叮嘱我：“以后有时间就过来跟我学写字。”
回到同乡会，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问康专员：“我什么时候再去见于老啊？！我见了于老该干些什么？”他说：“你去了他会很高兴的。很简单，收拾屋子，整理桌子；磨好墨、铺好纸，把笔放好，他会很高兴的提笔写字，会一笔一画的教你”。
从此以后，每逢周六、周日我就去监察院帮于老收拾屋子，跟于老学写字。因为于右任先生周一至周五工作繁忙，周六周日足不出户，在院门外挂着不会客的牌子。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时局所定。
于右任先生早年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为国民党元老。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因时局动荡，蒋介石对持不同政见之人加倍防范，对于右仁先生更存有戒备之心，将他的警卫换成了国民党军统头子毛人凤手下的人，时刻监视他的活动。所以，于老除了工作时间，在休息时间一般不会客。
有一次周六，我来到监察院，帮于老收拾完房间，备好纸、墨，于老提笔运腕。他一边书写字一边对我说：“写字，要平心静气，心神和一。首先是字的间架结构，每个字的粗细、方圆，下笔等都有讲究；二要讲究字的气韵，端庄、厚重，还要潇洒、俊逸。不能心急，要持之以恒；不能乱学，三心二意。如果选好颜真卿的字，就要把他学像、拿下，最后形成自己的风格。”那天，于老很高兴，连写了三大张字送给我，让我没事就用心看，先在心里写。带着于老的字，我兴高彩烈地回到同乡会，将于老的字挂在墙上，然后，自己躺在床上，一个字一个字看着、念着，用手在被子上比划着。
康老仁爱
两个星期之后，康专员把李管理员喊来，对他说：“小杨就要上学了，孩子经济困难，你去和老郭商量商量，就让小杨白天上学，晚上去他食堂干杂活，多少挣点零化钱”。回头又对我说：“老郭是合阳人，也是陕西老乡，在东边开了饭馆，生意还不错。我想，他肯定会帮这个忙的”。果然，老郭同意了。放学后，我每天晚上都去，帮忙做些担水、烧火、洗碗筷等杂活。
和往常一样，周日我去监察院，磨好墨，于老提笔说：“字，和一个人的气节一样，从字上就可以看出一个人有没有气节，要胸怀大志。”说完他随即他下笔写了两句诗：“树德兰在畹，立志柏有心”。就这两句，他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的道理。然后，写下唐进士韩偓的两句首诗：“炽炭一炉真玉性，浓霜千涧老松心。”写好后放下笔，坐在椅子上闭着双眼。我知道，于老累了！我便轻轻地退出来，掩上房门，拿着于老写给我的的字，回到同乡会。
有一次康老见我回来了，将我叫到他办公室。他让我坐下，低声说：“小杨，你对重庆这个地方还很陌生，以后去监察院也要小心，监察院周围都布有蒋总统派来的暗探。于老虽是院长，但也不自由，我们也不要给于老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昨天有三个学生在民权路上正走着笑着，没想到后面上来两个便衣警察，二话没说就把这三个学生强行带走了，听说被收监了。周围人说是警察抓的共产党。以后，你要去监察院，叫司机开我的车去，不要一个人去。知道吗？”我点点头。以后三年时间，去监察院我就坐康专员的车。
光阴似箭，不觉间，在中央大学学习已有一年了。有一天，康专员让我给他开个清单，将画画所用的颜料、墨，笔的型号、所需的数量都写清楚。我写好后，他拿起清单就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将我列清的东西全交给我，说，“小杨，你有空就画画，画完后交给我。我和一个开装裱店的老朋友说好了，挂在他店里，如果有人买你的画，你就不用去食堂干杂活了。”我听了非常高兴，但心里也很过难受，因为康专员的夫人是位病人，他平时的花销也很大，现在给我买这些绘画所需物料，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我对他说，“叔叔，你家还有病人，经济上……”正说着，李管理员来了，他笑着对我说；“小杨，康专员一个月几十万，你能用几个钱。你好好学习、画画，康专员就高兴了。”果然，康专员开心的笑了起来。
从这天起，我白天上学晚上绘画，第二天早上，把晚上凉干的画卷好，放在桌子上，等我中午从学校回来时，康专员就把作品拿走了。一周后，有天晚上他来到我的房间，笑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大卷钞票，放到桌子上说：“小杨，店老板说你画的好，画卖的很快，昨天来了十几个学生把你这几天画的都买走了。开始，一张画老板只要800元，后来他增加到1200元都有人买。小杨，这样下去，你的生活就没问题了。”由于每天晚上画到一、两点才睡觉，睡眠不足，又缺少营养，自己消瘦了很多，便时常感到头晕，康专员也发现了，便叮嘱我画一晚休息一晚，把身体保护好。
又一个星期六，我磨墨，于老写字。休息时，我倒好茶，递到于老手里，看着他慢慢地品茶，就笑着对他说：“于老，以后，我不再叫您于老了，在您跟前我还是个孩子，应该叫您伯伯才对，叫你伯伯我觉得心里踏实、舒畅。”于老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个孩子很机灵，好，那你以后就叫我伯伯吧！”从此，我开始称于右任为伯伯，看得出，他很高兴我这样叫他，每次见到我，也总是关心地询问我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情况，还问我康专员对我好不好。我告诉他，康专员处处为我想办法，解决我上学的生活费用，又给我买绘画材料，把我画好的画交给装裱店老板帮我代卖。于老一听，问我一张画能卖多少钱，我说开始800元，现在是1000、1200元，他听了高兴地拍着我的手说：“好啊！好啊！但一定要注意身体，听见了吗？”我感动地点点头。
岁月如梭，中央大学三年，就这样在我懵懂的青春中结束。时局的动荡不安，重庆的白色恐怖，在我的身边此起彼伏，我在重庆市陕西同乡会驻所里，安然地度过了三年；也在于老身边，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1945年7月，拿着毕业证书，推开于老的房门，见他半躺在厚厚的坐椅上，看见我准备坐起，我赶紧上前扶住他，让他躺好，把毕业证递给他，他将证书拿在手里仔细的看着，笑着说：“毕业了，好啊！”想了又想，又说：“毕业了就需要工作，工作的事，我和康专员商量商量。”
1945年7月26日，我正在房间练习写字，康专员来到我身边，笑着说：“小杨，报纸上有个消息，政府招考公派赴英留学生。我看了有一个条件，要求报名者必需有国民政府要员担保。我想，如果你想报考的话，最好还是去见于老，请他作担保。”我说，好，明天我就去见于老。康专员拉着我说，不要等明天了，现在就去。我和康专员到监察院时，于老正在喝茶，康专员把登有消息的报纸递给于老，于老看了对康专员说，这对小杨说是个机会，也是个考验，你去给伯敏说，让他来办理。周秘书详细看了报纸上登载的消息，他拿出办公信笺，按报纸要求写好，盖上于老的印章，递给我说，报考的学生一定很多，好好努力，希望你有更好的前程。
第二天，怀着兴奋的心情，拿着保证书我直奔报名地点，距离考试时间只剩4天了。8月1日，我起了个大早，将笔、墨等考试必需品带好，到中央大学（考试地点设在中央大学）。报考的学生很多，我的考号是113号，答题时间为40分钟，超时将取消考试资格。在还有剩余10分钟的时间里，我将答题卷交给了主考官。回来后，康专员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不是想象的那么难，18道题全答上了。但报考的学生很多，不知道能否录取。
8月14日，我收到了来自中央大学的通知书，告知我已被录取为公派留学生，通知于8月25日，到瓷器口集合上船出发点，并注明准备所带证明和所需物品。看着这封信，仿佛是在做梦，自己的梦想真的变成了现实吗？站在身边的康专员说：“小杨，准备准备你需要的东西。放心，我给你买！你可是我们陕西人的骄傲啊！”
8月23日，管理员带我到位于民权路的一家英国医院体检，英国医师很严格，一一检查完毕后，医生将写有“A”的结论单及体检资料交给我，叮嘱将资料带好，到英国后，交给学校保存。
8月24日，是我即将远走异国他乡，留在祖国的最后一天。带着深深的眷恋，我找到康专员，想让他和我去见于老，同于老告别。见到于老，想到别离，忍不住双眼朦胧，哽咽着说：“伯伯，我明天就要走了，特来向您告别，您要注意身体，您多保重！”于老拍着我的肩安慰我说:“孩子，到国外学习是好事，增长见识，增加知识，自己要多努力，出门在外，把自己照顾好！”并对康专员说：“娃要走了，需要用钱，你叫伯敏以我的名义，多批些钱，娃在中途还要用！”流着泪，我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我跪下给于老磕了三个头，起来后哭着跑到门口。康专员将我拉到周秘书办公室，传达了于老的指示。周秘书打开抽屉，取出中国银行支票，对我说，你到香港等轮船停泊后，到中央银行香港支行把这支票换成英币方可使用，一定要记牢。我向周秘书深深鞠了一躬，就和康专员回到同乡会，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我将于送老给我的46幅字整理好，徐悲鸿、张大千、刘海粟等老师的画都卷好放在箱子的下层，将宣纸、笔墨、国画颜料装在袋子里，因为这些东西在英国是买不到的，但我还得继续学习国画。
8月25日9点，康专员和司机帮我把一个装有字画和宣纸的木棕箱子及装有生活用品的两个大袋子放到车上，送我到磁器口。
磁器口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年间（公元998年），传说明朝初年朱允炆被迫削发为僧来渝，隐避于宝轮寺，故将原“白岩镇”改名为“龙隐镇”。清朝初年，因盛产和转运瓷器而得名磁器口。作为嘉陵江边重要的水陆码头，那经历千年不变的浓郁纯朴的古风，令其成为重庆江州古城的缩影和象征，“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繁盛一时的磁器口，被美誉为“小重庆”。
在当时，古镇聚集了郭沫若、徐悲鸿、丰子恺、傅抱石、巴金、冰心等文化名人。《红岩》小说华子良原型就是从这个码头险脱魔爪………。
站在古镇磁器口，放眼嘉陵江，万千思绪涌上心头。父母早逝，自小离家，寒窗苦读，受恩相助，学业渐成，一朝应试，远渡重洋，师恩未报，相逢茫茫……。一声汽笛，将我思绪拉回。渐渐地，赴英留学的同学们陆续到达，我们集中上了一艘远洋轮。未等开启的汽笛声响，我已是泪流满面，看着站立在岸边的康专员向我招手，我大声地说：“叔叔，我到英国就给你写信！”
船慢慢的离开了港口，当天就到了上海。我们又从上海乘船到香港，第二天转乘英国大货轮，离开香港，飘洋过海，驶向大洋彼岸。
（未完待续）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你右下角点一个
小编工资涨五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