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谷《唐朝背影》 四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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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黑暗的中世纪开始了。到了 6 世纪,西方国家在黑暗中已经越陷越深。与此同时,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景象,这里开启了一个辉煌而自由的时代——唐朝。
大唐帝国最重要的开创者,无疑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意气风发、国运昌隆的时代的基础。
何为盛世?历来标准不一,众说纷纭。但从老百姓朴实的感受来讲,当生活在大唐的国民走向世界的时候,只需要轻轻地说一声“我是唐朝人”便会引来钦羡的目光,这就是盛世。
盛世其实就是这样简单。有霸气无霸道,既自信又雍容,他们深信自己的大唐王朝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国家。
昭陵的陪葬墓群东侧仅一沟之隔的冶姑岭上,是唐太宗妃子韦贵妃的陵墓。墓内出土的一件贴金彩绘双头镇墓兽和一对彩绘贴金天王俑堪称珍品,而墓内壁画幸免于山洪和雨水渗透的破坏,从墓道至墓室都大面积保留了下来,绘于天井两壁的两幅《献马图》笔力遒劲,气象恢宏,堪称初唐鞍马画的翘楚之作。
《献马图》蕴藏着来自西域的一段秘史。画上的两名献马者身材伟岸,体格健壮,皆卷发阔口,高鼻深目,是典型的西北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左边一位牢牢抓着缰绳,右边一位双臂紧抱马头,皆目视前方。这两幅壁画显然是画家根据西北少数民族向唐王朝贡献良马的史实,提炼升华后绘成的。
在初唐画家阎立本绘制的《职贡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更为荒远的少数民族因为景慕大唐王风,也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到大唐,贡献珍物。
贞观年间,唐太宗通过军事实力,征服了东突厥、吐谷浑、高昌、龟兹、薛延陀等西部少数民族邦国和部落。战争结束后,唐太宗并没有采取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四海之内,皆朕之赤子。”唐太宗以开明民族和解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民族团结,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天可汗即全天下至高无上的帝王。而“天可汗”的荣誉又是如何取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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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个“千古一帝”,但只有唐太宗同时做好了“打天下”和“治天下”这两件事。和平时期长久地治理国家,不能用战争时期军事统治那一套,而是适当调整制度,按照法律来管理国家。
而对于民族问题,不惹事,也不怕事,则显示出大唐帝国军事实力的威武。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柴绍、李道宗等为行军总管,出兵征讨扰乱西域的东突厥,拉开了大唐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帷幕。这是自汉朝对匈奴战争之后,中原地区对草原游牧民族最大的战争。
昭陵陵区内有两座陪葬墓的封土非常特殊,它们都由并列的 3 个高大的夯土堆构成。这是为了纪念墓主人率军西征的赫赫战功。
其一是曾任兵部尚书的卫国公李靖。3 个东西并列的封土堆,中间一座高 12 米,其余两堆一个模仿突厥境内的铁山,一个模仿吐谷浑境内的积石山来塑造。另一位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英国公李勣。他正是《隋唐演义》中足智多谋的瓦岗英雄徐茂公的原型。李勣墓冢的3个土堆分别象征阴山、铁山和乌德鞬山。李勣墓中出土的一顶三梁进德冠,以鎏金铜叶做骨架,以皮革张形,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唐代帽子实物。相传为唐太宗亲自设计,是对为国立功者最尊贵的赏赐。
对东突厥的战争进行到了贞观四年(630),天降大雪,李靖发动突袭,仅以 3000 名骑兵,顶风冒雪,攻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了东突厥颉利可汗牙帐所在地定襄,威震大漠。通漠道行军总管李勣配合李靖的军事行动,从云中出发,向西北进军,中途遭遇突厥主力。突厥军张弓搭箭,一时间飞矢如雨,然而唐军穿着的铠甲挡住了大部分的飞箭。唐代的铠甲有 13种,骑兵主要使用铁质的明光铠。这种铠甲的结构非常完备,堪称中国铠甲的巅峰之作。
明光铠以兜鍪护头,兜鍪两侧有向上翻卷的护耳,兜鍪还缀有垂至肩背用以护颈的顿项。胸甲一般分左右两片,居中纵束甲袢,左右各有一面圆护,或作凸起的圆弧形花纹。两肩覆盖披膊,臂上套有臂护;腰间扎带,腰带之下有两片膝裙护住大腿,小腿上则多裹缚“吊腿”。
唐军防守武器精良,进攻武器更为优良。唐军的进攻武器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唐刀。李勣墓中出土了一柄木质仪刀,因为唐律禁止陪葬兵器,所以武将墓中仅陪葬象征性的武器。
唐刀与汉刀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刀身加宽,并且延长刀柄,使人可以双手持握,并使用了“包钢”的技术,就是部分刀身覆土,然后淬火,这样使唐刀外硬内软,拥有极强的韧性。最大的唐刀长近 3 米,称为“陌刀”。唐王朝的王牌精锐就是传说中的“陌刀队”。以精锐雄壮武士编队,百人齐挥刀,史称“如墙而进,人马俱碎”。
突厥国力不及唐王朝,武器装备和唐军相差太多,所以唐军战胜了突厥主力部队。颉利可汗措手不及,只得狼狈出逃。
颉利可汗派遣特使到长安向李世民求和,表示愿意归附。但这只是颉利可汗的缓兵之计,他想等到第二年春暖之后,草青马肥,再与唐军大战。
李世民答应与颉利可汗讲和,而李靖却发现此时正是彻底击溃东突厥的良机。他亲率1万名精兵至阴山,全歼了突厥的一队巡逻骑兵,而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颉利可汗的营帐。
此时颉利可汗正因李世民答应与其讲和而扬扬自得,忽闻唐军从天而降,仓促之间难以集合兵力迎战,颉利可汗奔逃,东突厥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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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大败东突厥之后,其部众降附唐朝的有 10 余万。但如何处置突厥降众,朝廷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建议把这些人全部迁入内陆,也有人担心这些突厥人会继续作乱。
唐太宗认为,处置少数民族的办法,历来只有“征伐和亲,无闻上策”,他推行了一条符合李唐王朝利益的新政策,决定在东突厥颉利可汗故地设置都督府,以建立特殊州府的方式管理他们。
这是中国古代民族政策中最为著名的羁縻州制度的发端。羁指马的笼头,縻是缰绳。这些羁縻府州以部落的活动范围作为羁縻州区划,以番首酋长为都护,可以世袭。居民不向国家纳税,户口不呈送户部,仅由本部酋长向朝廷进献象征臣服的土产方物。可以保留本部落原有的军队,但只能“慎守封疆”,不可擅自行动,必须服从朝廷或都护府、都督府的调遣。
从贞观年间首次在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开始,到开元年间最后设置黑水都督府为止,百余年间,唐朝政府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 856 个羁縻府州,是内陆府州数量的 2.6 倍,而 856 个羁縻府州占了唐王朝整个版图的三分之二以上。
在这三分之二以上的辽阔领土上,居住着突厥、回纥、奚、党项、契丹、室韦等数十个少数民族。他们与汉族相互依存、相互交往、相互吸收、相互促进。这一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渐形成。
在新疆出土的唐代文物中,有一些饺子、馄饨、核桃、酸梅、葡萄干、馕、宝相花纹月饼等食物,这些保存了上千年的“美味”,至今看起来仍让人垂涎欲滴。在这些食物中,馄饨、饺子、月饼都是中原地区的传统食品,而葡萄干、馕则是新疆的土特产。可见在唐代,西域地区的居民就已经“吃遍”大江南北了。
昭陵李贞墓曾经出土一尊骑马女俑,她面貌上像汉族女子,但所戴的却是胡帽,且身着圆领长袍,衣袖瘦窄,都是女子胡服的典型式样。由此可见,当时“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服已成了居民的日常便服。
在昭陵出土文物中,最珍贵的雕塑除了昭陵六骏,当属十四番君长像。2002 年昭陵正门北司马门考古发掘正式启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祭祀殿处发掘清理出番君长像 13 个像座残块,以及多个雕像躯体,经对合确认了至少 9 个雕像的躯体。
这些雕像对当时各少数民族首领的容貌特征、穿着服饰等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特色。有深眼高鼻者,有满头卷发者,有辫发缠于头者,有头发中间分缝向后梳拢者,有戴兜鍪者……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在石像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十四番君长即唐代 14 个番夷君王酋长,其中有 4个突厥部落可汗、丝绸之路上的 4 个王国的国王,还有一些更远的政权,比如南亚的婆罗门、越南南部的林邑王,以及在青海、甘肃一带的游牧王国。
十四番君长中还有一位女王,她是朝鲜半岛上的新罗乐浪女郡王金真德。十四番君长中最为人熟知的,则是与大唐文成公主成亲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
自北宋以来,后人对十四番君长谁在东边、谁在西边一度混淆,甚至把一个人的名字分成两个人,现在根据基座与石像的成功对接,已经把西侧的人物排列搞清楚了。西侧的番君长都是西北少数民族,分别是吐蕃赞普、高昌王、焉耆王、于阗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浑可汗和龟兹王。而这些国王清晰的“祖述”石刻文,是研究唐王朝与周边地方政权关系非常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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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新疆吐鲁番市东行 40 公里,即可看到一座恢宏的古城——高昌。高昌总面积达 200 万平方米,全城分为外城、内城和宫城 3 部分。外城的东南面和西南面各有一处寺院的遗址,城正中偏北是一个用红土坯筑成的高台,遗下的残破台基约有 15 米高,附近发现过雕有图案的石础和绿琉璃瓦片,有人认为,这里即是麴氏王朝的宫殿遗址。
唐朝建立不久,麴氏高昌国由麴文泰继位,他以西突厥势力为后台,阻碍丝路畅通,贞观十三年(639)冬,唐王朝以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出击高昌。
高昌王麴文泰听说唐军要来战,对大臣们笑着说:唐军根本来不了,因为唐都离我们有 7000 里,中间隔着戈壁荒漠 2000 里,冬天极冷夏天极热,哪能来呢!即便来了,劳师远征,多耗他们几天,他们没吃的了就得退军,到时我们就出击,一定能打败他们。等到侯君集率大唐 20 万大军远征 7000 里,奇迹般兵临高昌城下时,麴文泰惊惧不已,突然死去,其子麴智盛仓促迎战唐军。侯君集于清晨发动进攻,升起 5 丈高的巢车,俯瞰城内,作为观察哨,指挥抛石车轰击,一时“飞石如雨,所向无敢当”。唐军在炮石掩护下,填平堑壕,撞击城墙,一时间,箭矢飞石犹如暴雨倾盆而下,高昌城半日告破。
现存于新疆博物馆的《姜行本纪功碑》记载了唐军攻打高昌时真正的制胜秘诀。
姜行本是一位将作大匠,是当时的高级工程师,他通晓机械构造之法。唐太宗深知征高昌是远离中原作战,既无援军,又无后勤保障,所以必须速战速决。因此他任用姜行本为行军副总管,带领大批工匠随军西征,在高昌城附近山谷里依山造攻城器械,改进过去的法式,把巢车、 辒、抛石机、冲车、云梯、长稍等攻城利器改造得更加精妙。以巢车为例,士兵躲在巢车中,足以“俯瞰城中”,在它的指挥下,唐军的抛石车一打一个准。
唐朝征服高昌后,“国威既震,西域大惧”,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在高昌故地设置西州,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统领西域。
贞观二十二年(648),大唐征服焉耆和龟兹,疏勒和于阗归附唐朝,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抚宁西域,大唐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和印度接壤。
高昌附近曾经出土过生产于公元5世纪至8世纪的绢纱和锦缎。这些隋唐时期的古代丝绸,经过千年风霜,颜色依然鲜艳夺目,图案繁复、典雅、美观,令人叹为观止。它们正是欧亚通道丝绸之路上运载的最重要的物资。
与汉朝时期的丝绸之路不同,唐朝因为控制了丝路上的西域和中亚地区,并建立起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丝绸之路因此更为畅通。唐代开辟了天山北路的丝路分线,并将西线打通至中亚,因此丝绸之路的东段全面开放,加上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波斯国内局势保持了相对稳定,令这条商路再度迎来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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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传播世界文明,促进东西方交流、各民族文化融合之路。
昭陵出土文物中著名的釉陶骆驼,高 44 厘米的双峰驼,引颈昂首,张嘴嘶鸣,看来它即将踏上丝路,远征沙海。驼囊装得鼓鼓囊囊,驼囊两端横置着丝绸两卷。在丝绸下面一旁挂有猎获的山鸡、野兔以及扁壶、勺子等,另一旁吊着刀鞘、箭囊等。为解旅途寂寞,另有一只俏皮的猴子攀爬于袋上。
从 1971 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在昭陵陪葬墓中陆续发掘出数百件不同造型的骆驼俑。有单峰驼、双峰驼,有载物的,有载人的,有的抬头挺胸,有的引颈嘶鸣,这些骆驼俑生动地再现了骆驼在丝路古道上长途跋涉的艰辛。当年的驼队,正是带着黄土高原的尘埃,踏破河西走廊的寂静,经新疆大漠,穿越中亚,走向西亚,最终抵达地中海东岸。
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在唐代结出了硕果,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贸易之路、友谊之路和发展之路。
事实上,虽然秦汉文明已经具有世界性,隋唐却更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帝国,影响力之广,远超其版图。而最应当注意的是,大唐固然影响了世界,世界同样影响了大唐。
在昭陵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反映少数民族和世界各地人物形象的陶俑、石刻、壁画比比皆是。例如郑仁泰墓出土的头戴尖形毡帽、深目高鼻、留有大络腮胡的阿拉伯人,段简璧墓出土的穿条纹波斯裤的波斯人,还有张士贵墓出土的戴软折沿帽、尖鼻细目、留八字胡、穿翻领束袖衫、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等等,无不显示其彪悍、精明之气。
在长乐公主墓内出土了一幅《群侍图》,图中甚至绘有一位黑肤卷发,戴大耳环,来自非洲的“昆仑奴”形象。
贞观之治在于用人与纳谏。然而几乎每一个王朝在政治清明的时候,都会任用贤才和接纳谏言。那么唐朝兴盛最重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昭陵郑仁泰墓彩绘釉陶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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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兴盛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开国的恢宏气度,文化的海纳百川。唐朝是世界文化与学术的中心,具有强大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吸引力。
唐太宗本人开明的思想,也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武德九年(626),御史祖孝孙被委任修订大唐新的礼仪音乐。贞观二年(628)六月,祖孝孙带着乐工们在朝堂之上进行首场演出,唐太宗带着文武百官一起来审定这些音乐。在朝堂上,唐太宗问大臣们,如何制定大唐新王朝的音律呢?御史大夫杜淹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唐太宗不同意他的说法,他说,音声能感人,是自然之道,“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他反对听音乐亡国的看法,甚至要当场为这些大臣演奏这两首“靡靡之音”:《玉树》《伴侣》这两首曲子我都可以弹奏给你们听,我知道你们听了,肯定是不会悲伤的。
就这样,唐太宗坚决抵制了将音乐政治化的说法,魏晋以来的音乐进步得到了肯定,艺术得到了解放,这才有了唐朝盛大乐舞的恢宏场面。
更重要的是唐太宗由此确立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政策,世界上的各种宗教思想、艺术文化都登上了唐朝这个大舞台,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开创了中国古代最为开放、最有气势的繁荣盛世。
在西安唐乐宫剧院,根据唐代旧谱发掘整理出的大型歌舞史诗《秦王破阵乐》颇受观众欢迎。
《秦王破阵乐》原出于唐太宗早年打仗时的军乐。后来唐太宗命魏徵等填词,又亲自画出《破阵舞图》,让音乐家吕才按图教 128 个人执戈戟而舞,后来逐渐成为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气势磅礴,场面壮观。当年露天演出的《秦王破阵乐》甚至曾引入 2000 匹马参与演出。
昭陵出土的白陶舞马,展现了大唐骏马多样的分类,说明唐朝既有驰骋疆场的战马,也有能够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的马。《秦王破阵乐》中糅进了龟兹的音调,婉转而动听。事实上,西域乐舞当时在长安早已压倒中华乐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更为上流社会所喜欢。
唐太宗的开明,不仅体现在文化政策上,也体现在对民族政策充满创见。唐代从长安通往蒙古高原有一条宽阔的古道,它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名叫“参天可汗道”。今天,在宁夏吴忠市附近的贺兰山脚下,还可看到这条 1000 多年前的古道遗迹。
贞观二十年(646),唐军大败割据漠北的薛延陀。在唐朝强大军事力量的威慑下,漠北 11 个部落上表归顺,言辞十分恳切,唐太宗决定抱病赶赴灵州亲自受降。
当年八月,唐太宗一行离开长安,沿泾水北上,于九月十五日到达今天宁夏吴忠市附近的灵州,分布在宁夏北部及青海、内蒙古各处的 11 个部族的首领,亲自出城列队迎接唐太宗车驾。
贺兰山山势雄伟,古人称之为“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既削弱了西北寒风的侵袭,又阻挡了腾格里沙漠流沙的东移,成为银川平原的天然屏障。现存的贺兰山“天可汗”会盟台遗址,是大唐在西部偃旗息鼓,停止战争,“欢好之念永未断绝”的象征。
当时,唐太宗就在这个会盟台上,接受漠北各部落献上的珍贵礼物,他们尊唐太宗为“天至尊”“天可汗”,唐太宗也爽快地答应了将这些部落列入大唐州县的请求。
为加强与唐朝的联系,这些北方部落首领提议开通由漠北通往长安的交通要道。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应邀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参天可汗道”,“量置邮驿总六十八所,各有群马酒肉以供过使”。
丝绸之路的畅通,“参天可汗道”的开辟,不仅加强了中央对西北边疆的控制,而且空前地便利了西北与内陆的经济文化交流。
李世民深知仅凭武力难以保障中原地区不再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只有通过中原地区繁荣的经济带动周边民族发展,提高其生活水平,才能使少数民族安定下来。因此他开辟道路,设立边贸市场。事实证明,繁荣的经贸往来正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定的重要因素。
大唐之“天可汗”会盟台,默默矗立在漫漫戈壁的贺兰山下,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在这里交会。
唐太宗不远千里来到灵州举行会盟,用会盟替代对抗,用一条多民族共同繁荣之路——“参天可汗道”代替万里长城,这是灵州会盟极其特殊的历史价值。
其实,长城自诞生起至唐王朝建立的 1000 多年里,春秋战国、秦、汉、北朝、隋等朝代都相继修建过,其中仅隋朝统治的 38 年里就曾大规模修建过 5 次之多,唯独到了唐朝,对长城的修建却戛然而止。
《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对侍从说:“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 ?”这表明唐太宗对隋炀帝大修长城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富有战斗力的将军对游牧民族的威慑力其实远胜于长城。
07
读过唐太宗史料的人常常感受到,这样伟大的人物,作为后人虽无法望其项背,但随着他的足迹,循着他的思想,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巨大的人格魅力,得到智慧的启发。
唐太宗留下两本成体系的论政要籍:《帝范》是他写给太子李治的为君之道,《贞观政要》是后人辑录的唐太宗和大臣们的政论对话。这两本书后来被公认为是治国宝典,成为后世帝王们的必读书,连日本皇室也将其列为从政必览之作。
贞观二十三年(649)春,窗外虽然春和景明、繁花似锦,但李世民的身体已日益衰弱,他却还是常常强撑着去凌烟阁,看看曾和他一起浴血征战,为贞观辉煌殚精竭虑的老伙伴们。这时候,开国二十四功臣已所剩无几,抚摸着画像,李世民不禁伤感不已。
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因谋反被废,另一个嫡子李泰咄咄逼人,第三个嫡子李治过于怯懦,若立能力超群的李泰为太子,则承乾、李治一定被杀,于是唐太宗选择立李治为太子。庞大帝国交给李治,兄弟相残可免,但李治能驾驭如此复杂辽阔的国家吗?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唐太宗在征辽东的路上给太子李治写了亲笔信《两度帖》,意思是说:“两次收到宫里来的信,却不见雉奴(李治的小名)你的信,爸爸我担心得要死。”信中完全展示了唐太宗慈父情深的另一面。
唐太宗的精神经过太子之争的巨创后,过去的从容不见了,他急于解决所有问题。对于太子李治也不敢倚重,贞观十九年(645),他不听劝告亲征辽东。失败后,身体状况一落千丈。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身体虚弱的唐太宗服用天竺丹药中毒,七窍流血,驾崩于翠微宫含风殿,时年 52 岁。
在敦煌第 158 窟有一幅著名的壁画——《各国王子举哀图》。各国王子听闻释迦牟尼涅槃的消息,一一赶来,有侍女搀扶着的头戴冕旒、身穿大袖裙襦的汉族王子,也有吐蕃、突厥、回纥等族以及南亚、中亚等国的王子。他们见到释迦牟尼涅槃后,十分痛心,有的割耳,有的削鼻,有的刺胸。
这样惨烈的画面并非画师们的想象,据记载,唐太宗逝世时,“回夷之人入侍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这幅创作于唐朝的《各国王子举哀图》当是借鉴了当时人们哀悼唐太宗的场景。
昭陵陵区内碑刻众多,除了唐代的碑刻,还有众多后代帝王祭祀唐太宗时留下的石碑。这些祭祀石碑表达了后世帝王对唐太宗李世民由衷的尊崇。而在中国所有帝王陵寝中,由后世历代皇帝的祭祀石碑组成专门祭台的,唯有唐太宗李世民。
清乾隆皇帝曾称赞唐太宗:“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昭陵中最大的谜团当属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若真如民间流传的一样被温韬盗出,为何世上只有《兰亭集序》的摹本,真迹从未现身过?
李世民喜爱书法,他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放于枕边日日研习,并让手下大臣大量临摹晋代书法。
西安碑林内有块《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太宗李世民被玄奘西游艰苦取经的事迹感动,为其所译经文撰赐的序文。唐太宗希望用王羲之的字体来刻碑,长安洪福寺高僧怀仁历经 20 年,终于按序文把王羲之的字一个一个地搜集起来,成就了这块王羲之字体的《圣教序碑》。
中国文化在书法艺术天地中得以承袭,滋润着后人的精神家园。
历代评论李世民的一生,除对其弑兄和亲征高丽二事略有微词外,无不交口称赞。宋代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中赞美唐太宗一生虚心纳谏,始终居安思危,“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正是由于贞观时期唐太宗海纳百川、开明开放的治国思路,使大唐有了这样傲视群雄的气度。
《职贡图》局部
大唐铸造的强盛国力和开放包容的心态,使中华民族在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世界空前绝后的尊重。
可以说,贞观之治是由一个从马上打天下成功转型为下马治天下的皇帝,和一群不畏权贵的大臣、一套分权制衡制度,以及一种开放、自信、融合的价值观,共同创造的一个万国来朝的伟大时代。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是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不期而遇。一个时代因一个人而登上历史的巅峰,一个人因一个时代而名垂千古。
摘选自作家和谷文史散文新著《唐朝背影》西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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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谷
和谷,国家一级作家。1952年生,陕西铜川黄堡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历任《长安》《特区法制》《百年陕西文艺经典》主编,陕西省文联副巡视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
《市长张铁民》《无忧树》等多部作品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报告文学奖、新时期散文奖和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著有《和谷文集》14卷、《柳公权传》、长篇小说《还乡》《谷雨》等60多部。舞剧《白鹿原》《长恨歌》《孟姜女》编剧。作品收入教材和北京高考试卷,翻译为英文、法文。
从事文学创作之外,兼事书法绘画,画作《东原》《闺怨》《种豆南山》《北地》等入选《中国作家书画集》等多种书刊展览。曾获陕西省直机关书画奖项和陕西中青年书画家称号。
黄堡书院设有和谷文学(艺术)馆。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你右下角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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