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分裂者隋文帝 杨坚：前期明君到后期昏君的转变
开皇十七年，隋文帝 杨坚 决定罢免自己儿子杨俊的一切官职，只给他保留一个“秦王”的虚衔。左武卫将军刘升、越国公杨素等人纷纷给杨俊求情。《隋书 卷四十五》记载，刘升说：“秦王非有他过，但费官物营舍而已，臣谓可容”—— 杨俊没有什么大恶，只不过是给自己修建的宫室太豪华，太浪费钱了，不该处罚得这么重。对于大臣们的求情，隋文帝的回答是：“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隋文帝这番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他要让“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变成现实，于是坚决地驳回了大臣们的求情。
后来，杨俊没过多久就病死了，隋文帝又下令焚毁了杨俊遗物中的所有奢侈之物，要求杨俊的后事从俭办理。
隋文帝不但要求自己的儿子节俭、廉洁，而且以身作则。他每顿饭的荤菜绝不超过一个，通常只穿布衣，极少穿绸缎制成的衣服，对于地方官员向他进贡的绫文细布，他居然在上朝时当众烧掉。与自身节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很关心百姓，希望百姓生活富裕。《资治通鉴 隋纪二》记载某一年：
关中大旱，民饥，上遣左右视民食，得豆屑杂糠以献。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
关中发生了旱灾，隋文帝看到灾民的饮食很粗陋，于是难过得掉下了眼泪。回去以后，他连续一个多月都吃不下肉，喝不下酒，表现得非常痛心。
正因为关心百姓，所以，他曾多次下诏减免百姓的赋税，他继承了均田制度，由朝廷向农民授田，一夫一妻可以受田 140 亩，同时打击土地兼并，还修建了黎阳仓、河阳仓、回洛仓、常平仓、广通仓等国家粮仓，这些粮仓平时储备粮食，一旦民间发生自然灾害，就用储备的粮食来赈济灾民，保证民生。根据《贞观政要》的相关记载，直到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隋朝粮仓中的粮食仍未用尽 —— 此时隋文帝已经去世三十年了。
经过隋文帝这一番治理，隋朝出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百姓生活富足。《通典》记载：“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隋文帝执政前中期的年号为“开皇”，于是，史家称这一时期为“开皇之治”。
除此之外，隋文帝在自己执政前期，还推出了另外一项对后世影响极深的德政：“科举制”。从隋文帝创立科举制，到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科举制伴随中国1300年，在这漫长的一千多年里，科举制就是中国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选拔官员，采用的是“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就是以家世门第高低为标准，来选拔官员，于是出身贫寒的人们永远也没有机会改变命运。而科举制则是通过考试来评判读书人的文化才能高低，进而选拔官员。如此一来，出身贫寒的读书人也有了做官、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不仅对于民间的读书人来讲是德政，而且对于国家来说，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人才，使国家得到更好的治理。
在执政的前中期，隋文帝不但个人生活节俭，不贪财货，而且关心百姓，缔造出了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除此之外，他还有政治遗产（科举制）留给后世。这一切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了。然而，在隋文帝执政后期，这一切大多被颠覆了。
自从开皇中期以后，隋文帝便逐渐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政绩，因此放松了自我约束，越来越不如之前那样节俭了。《资治通鉴 隋纪二》记载，隋文帝想要修建一座仁寿宫，命令杨素负责这项工程。杨素 追求进度，造成很多民工活活累死，到了“役夫死者相次于道”的程度 —— 道路上随处可见民工的尸体。隋文帝知道了以后，起初勃然大怒，但他发现自己的皇后很喜欢这座宫殿，于是立刻就转怒为喜，大大地奖赏了杨素。他之前“节俭”和“爱百姓”的形象此刻全然不见了。
《历史教学问题》杂志曾于1991年刊登《简评隋文帝》一文，文中还提到仁寿宫建成之后，隋文帝经常到这座宫殿欣赏山川秀色，流连而不知返。此时他显然忘记这座宫殿是用多少百姓的生命换来的了。
而在自己执政的最后三年多，他表现得更加昏聩了。《北史》和《续世说》都记载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续世说》中是这样说的：
隋太史令李充言：“隋兴以后，日景渐长，太平曰：‘行上道’。”文帝曰：“景长之庆，天之佑也。”改元仁寿。百工役作，并加程课，以日长也。丁匠苦之。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某个官员对隋文帝说，本朝建立以后，白昼的时间一年比一年多，因为本朝目前蒸蒸日上，今后会越来越强大 —— 这分明是官僚在吹捧、谄媚皇帝。生活常识告诉我们，每一年白昼的时间都是一样多的，绝对不会一年比一年多。可是隋文帝此时完全沉醉于自己的政绩中，居然相信了这个官员说的话，并且心想，既然白天越来越长了，那么百姓的工作时间也应该是越来越多了，创造出的财富当然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他下令，增加工匠的工作量，增加民间的赋税。工匠和农民的生活就随之困苦了起来。
《北史》记载，一直到隋文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仍然在大兴徭役，让百姓为皇家修缮宫殿，“征役繁重”。
隋文帝执政之初，怀着“慎刑罚”的理念，制定了《开皇律》。隋文帝规定，地方上的死刑判决必须呈报给朝廷，由朝廷复核之后，方可执行。这条规定被后来的历朝历代所沿用，可以说是沿用至今。靠着这条规定，历朝历代的冤案数量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减少。此外，隋文帝还废除了南北朝时代的很多酷刑。如此这般，隋朝社会的治安反而更好了，《隋书》记载隋文帝时代：“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
然而，到了统治后期，隋文帝越来越喜怒无常，并且开始滥施刑罚，逐渐把自己“慎刑罚”的理念抛到了脑后。《隋书 卷二十五》记载：
高祖性猜忌......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
统治后期的隋文帝把廷杖制度发扬光大了，经常在朝堂上对大臣执行杖刑，殴打大臣，有个士兵打大臣的时候不够用力，隋文帝把这个士兵也杀了。除此之外，《隋书》还有很多类似的记载：一个名叫 李君才 的大臣建议隋文帝不要过度宠信 高颎（jiǒng），隋文帝闻言大怒，在朝堂上用马鞭把 李君才 活活打死了；朝堂之上有个武官“衣剑不齐”，隋文帝又大发雷霆，责怪御史不弹劾这个武官，把御史给杀了，谏议大夫 毛思祖 认为御史罪不至死，站出来劝阻隋文帝，隋文帝居然把 毛思祖 也杀了。隋文帝统治后期，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
此时的隋文帝不仅在朝堂之上对着官员们大杀大砍，而且把严刑峻法用到了民间。他规定民间“盗一钱以上皆弃市”—— 在这种法律的支配下，民间一度出现了“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之类的事。估计“三人同窃一瓜”就像鲁迅笔下的闰土所说的那样，只是走路口渴了，随便摘个西瓜解解渴，结果这三个人就因此被杀了。
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统治后期，隋文帝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开皇十七年，他取消了民间一整年的正赋，这样就使得百姓的负担得以暂时减轻。他还要求自己的葬礼一切从俭，避免劳民伤财。这样一来，隋文帝统治后期，社会还算是安定，没有出太大的问题。但也必须看到：像隋炀帝时代的那些暴政：大兴徭役，大兴宫室，严刑峻法，草菅人命，其实早在隋文帝统治后期，就已经见到端倪了。隋文帝统治后期，就已经为隋朝的“二世而亡”种下了祸根。
我们如果想要有所作为，不但要有美德，有善行，而且要把这些美德、善行坚持到底。隋文帝最令人惋惜的，就是他没有把自己前期近乎完美的善行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