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宪实
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
在中国古代皇帝制度下，稳定的国家意志以成文法的形式呈现，唐代的成文法，称作“律令格式”；皇帝日常政务处理和决定，用“王言”表达。王言与律令格式共同构成唐代的法律体系。唐代王言有多种简称，如“制敕”、“诏令”等，执行迟缓或错误，唐律有明确的惩处规定；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存在王言干预法律的现象，被称作“以敕破律”。王言既是皇权日常运行的载体，也是皇帝制度呈现的外在形式。唐朝是中国皇帝制度的成熟时期，通过王言理解唐代皇帝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一环。
唐代王言，基本上分为册书、制书、敕书三类，册书地位最高。包括册书在内的王言，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本文关注的是一个学界讨论较少的问题，即册书适用范围的变化问题。册书是册礼的一部分，从高宗开始，唐朝对册礼进行多次改革，最终使册礼主要适用对象限定于皇室成员。
《唐六典》是记载唐代制度的权威文献，对“王言之制”有清晰规定：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二曰制书（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年旧政，赦宥降虑（虏）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赞贤能，劝勉勤劳则用之），四曰发日敕（谓御画发日敕也。增减官员，废置州县，征发兵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处流已上罪，用库物五百段、钱二百千、仓粮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马五十匹、牛五十头、羊五百口已上则用之），五曰敕旨（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式，奏事请施行者），六曰论事敕书（慰谕公卿，诫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旨，不易旧典则用之）。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
对此，《旧唐书》记为“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慰劳制书，四曰发敕，五曰敕旨，六曰论事敕书，七曰敕牒，皆宣署申覆而施行之”。《新唐书》记载稍详，且言及使用范围，基本与《唐六典》一致。七种王言可分为三类或三等：册书、制书和敕书。在朝廷日常行政中，某项决定采用何种王言形式发布都有相应的制度规定，显示出很强的等级性。在人事任命上，这种等级性表现得尤为明显。制、敕除了人事任命以外，还有其他政务功能，而册书只有任命一项功能。制与敕的区分，在选官程序上最能体现。《唐六典》记载吏部尚书职权：“五品已上以名闻，送中书门下，听制授焉。六品已下常参之官，量资注定；其才识颇高，可擢为拾遗、补阙、监察御史者，亦以名送中书门下，听敕授焉。其余则各量资注拟。”五品与六品，是选官制度的一道分水岭，使用不同的王言形式，正是制、敕等级不同的体现。拾遗、补阙、监察御史等，虽然属于五品以下，但因其位置清要，也给予特殊授予方式，即敕授，由此形成制授、敕授和注拟三种级别。如果一并考虑所有职位，三等之上还有册授，任命之制于是有了四等之分。册书适用范围最小，等级最高。《新唐书》比《唐六典》的记载直接，册书的适用范围是“立皇后、皇太子，封诸王，临轩册命则用之”，没有《唐六典》“宠命尊贤”字样。在皇帝之下，显然没有其他任命比这些更重要。皇后是小君，地位仅次于皇帝。皇太子是储君，未来的皇帝。皇帝之子，除太子外是亲王，亲王之子未承爵者是郡王，皆是皇帝至亲。如此，册书整体上成为皇族专属。《唐六典》的编撰原则是“以令式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唐六典》“王言之制”条下注释记载：蔡邕《独断》称：“汉制，天子之书，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策者，以简为之，其制长三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题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自魏、晋已后因循，有册书、诏、敕，总名曰诏。皇朝因隋不改。天后天授元年，以避讳，改诏为制。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赦书颁下诸州用绢。
其记载魏晋以降沿革，未言及册书适用范围，只强调册、制、敕在外在形式上的差异。汉朝策书“以命诸侯王、三公”，唐朝册书用于“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两者相较，册封藩王是一致的，尊贤指“三公”也恰当，唯“立后建嫡”乃唐制独有。如再对照《通典》选授官员制度的记载，对册书适用范围会产生更大疑惑：其选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凡诸王及职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之在京师者，册授。（诸王及职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并临轩册授；其职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并朝堂册……）
包括诸王、三品以上职事官、二品以上散官和重要地方官都享受册礼。与上引《新唐书》记载相较，则可发现《通典》所载多出朝堂册授的内容。那么，是《新唐书》有所漏载，还是有其他原因呢？诸书有关册书适用范围的记载，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别，其中原因显然值得探讨。不过在以往研究中，这一问题却被忽视，如任爽在研究唐代礼制时，但言“封拜行册命之礼，示崇重之意也。唐制，册命之礼包括册命皇后、皇太子、诸王大臣及命妇诸项。其制与前代相比，基本格局大体未变”。这里笼统使用“唐朝”，其实仅仅是唐初制度，并未关注高宗以后的变化，不无遗憾。皇室核心成员、高级官员拜授有其相应礼仪，册书要在册授礼仪中交给受封者。唐朝册礼在适用范围上有变化，诸书关于册书、册礼的不同记载，是其所据乃不同时期的制度所致。高祖、太宗时册礼隆重，对此，《唐会要》记载得比较清楚：贞观八年敕：“拜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雍州牧、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左右仆射，并临轩册授；太子三少、侍中、中书令、六尚书、诸卫大将军、特进、镇国大将军、光禄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册。”至光宅元年，并停。
该敕证明唐初有严格的册礼之制。册礼分作临轩册授与朝堂册授，既然临轩册授适用于更高级的官员，证明此礼高于朝堂册授。两种册礼在举行地点上存在差别：前者在广场举行，后者则在室内。册礼尚且有内部区别，不能享受册礼的官员拜授自然等而下之。上引《通典》条文亦属于这个时期，此外，《通典》还有关于临轩册授和朝堂册授两种仪式的详细记载。“临轩册命诸王大臣”礼仪之后，《通典》概括称“册开府仪同三司、太子三师、骠骑大将军、左右丞相、京都牧、河南牧，并如临轩册命仪”；“朝堂册命诸臣”礼仪之后，又概括称“册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特进、辅国大将军、光禄大夫、镇国大将军、侍中、中书令、诸卫大将军、六尚书、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并同上仪”。以之与上引《唐会要》比较，可见史书记载的高度一致性。传世文献对于临轩册授和朝堂册授的礼仪都留下了规定性文字，让我们很容易了解到两个仪式间的差别。其中，朝堂册授的礼仪规定：前一日，守宫设受册者次于东朝堂。
其日平明，受册者朝服，升辂，发第，备卤簿，诣朝堂，至降车所，降辂，谒者绛公服引就次。奉礼设受册者版位于东朝堂前，近南，北向。又设舍人宣册位于其北，南向。将册，又舍人引受册者就版位立。舍人公服预以册书置于案，令史二人绛公服对举案。又舍人引中书舍人，持节者前导，持案者次之，出诣宣册位立，持节者立于舍人之东，少南，西向，持案者立于舍人西南，东向。持节者脱节衣，持案者进舍人前，舍人取册，持案者退复位。舍人称：“有制”。受册者再拜。宣册讫，又再拜。又舍人引受册者进舍人前，北面受册，退复位。持节者加节衣，典谒引舍人，幡节前导而入。谒者引受册者退，受册者升辂还第如来仪。
“朝堂”即太极殿。就这段文字而言，很多重要内容都没有记入，是原来礼仪如此，还是有所省略？即便《通典》有省略，《大唐开元礼》也不应省略。与其后所载礼仪如“册内命妇二品以上”、“遣使册授官爵”等条目作对比，也不存在省略问题。从《通典》和《大唐开元礼》相关记载来看，临轩册授皇帝出席，朝堂册授没有关于皇帝出席的记载；临轩册授有关于文武百官的礼仪说明，包括站位、面向及礼拜等，朝堂册授无相关内容；临轩册授有军队护卫、悬乐等规定，朝堂册授亦无相关说明；朝堂册授在太极殿内进行，而临轩册授在太极殿广场进行，于承天门外的横街南侧，文东武西，双行站立；朝堂册授时，中书舍人是持册、宣册之人，这个角色在临轩册授时由中书令承担。册授内部尚有此区分，其与制授、敕授自然更有距离。官员授予方式与特定仪式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显示等级的重要性。职事官二品（即左右仆射以上）为临轩册授，三品（尚书等）则属于朝堂册授。文散官只有一品属于临轩册授。这里包括亲王在内，都属于臣的范围。“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正是唐朝法律意义上的“议贵”范围。册礼内部虽然有两个等级，但毕竟都是册礼。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地位仅次于皇帝的皇后和太子，竟然和臣下使用同样的临轩册授礼仪，尊卑无隔，显然不尽合理。唐高宗时，制礼作乐动作频频，册礼改革是其中一项。据《唐会要》记载，这次改革令是在显庆元年（656）九月发出的：拜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雍州牧、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诸曹尚书、诸卫大将军、特进、领军、镇国大将军、光禄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诣朝堂受册。
唐高宗把临轩册授和朝堂册授合并，取消了对三师、三公、亲王等的临轩册授，改为朝堂册授。这里没有提及对皇后与太子的册授，理应保留。这则敕文并未提及官制改革的理据，内容应该存在删节。高宗合并拜官礼仪，其实是降低了大臣拜官的礼仪等级，许多之前享受临轩册授的，都降为朝堂册授。如此更改，则皇后与太子的册礼，便与一众大臣有了区分，尊卑之间的礼仪混淆问题获得部分解决。显庆元年九月的这次改革，似乎并不偶然。据《唐会要》记载，当月十九日，修礼官长孙无忌、于志宁、许敬宗等上奏，核检《武德令》，发现多处舆服礼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修改意见。高宗或同意，或支持继续讨论。册礼不在其内，但很可能也是他们发现的问题。这次册礼改革是清楚的，但接下来的变化有些模糊不清。上文所引贞观八年敕，结语落在“至光宅元年，并停”。所谓“并停”，当指群臣的临轩册授和朝堂册授都停废了。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废黜唐中宗，另立睿宗为皇帝，这正是武则天全面掌管朝政大权的时期。那么，停废册授大臣意义何在？与显庆改革一样，光宅年间的这次变化，也没有留下足够资料。临轩册授在显庆元年就被废止了，所以光宅元年停废的只有朝堂册授。即便如此，文献记载也有不同。《旧唐书·职官志一》载：职事者，诸统领曹事，供命王命，上下相摄……三品已上，德高委重者，亦有临轩册授。自神龙之后，册礼废而不用，朝廷命官，制敕而已。六品已上，吏部选拟录奏，书旨授之。
这里清楚记载，册礼被废乃神龙以后之事。从光宅到神龙，是武则天当政、中宗复位时期，那么停废册礼，到底是武则天时还是之后的事呢？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所谓册礼之废，特指“三品已上，德高委重者”，自然不包括皇后、太子，那么是否包括亲王呢？文意不清。这个记载显然与显庆元年敕文不合，因为后者明言“亲王、尚书令、雍州牧”都不再适用册礼。因此，这种差异只能理解为制度的调整变化一直在进行中。尽管《旧唐书》所记停废册礼的年代模糊，但不再使用册礼是明确的，“朝廷命官，制敕而已”，命官只采用制、敕两种方式。不过，亲王授命是否采用册礼，文献记载存在矛盾。显庆元年改革，明确三师、亲王等适用于朝堂册授；至光宅元年，朝堂册授亦被停废。《旧唐书》记载是在神龙之后，取消了对重臣的册礼，那么亲王是否还使用册礼呢？武则天时发生的一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旧唐书·王勮传》载：勮，弱冠进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长寿中，擢为凤阁舍人。时寿春王成器、衡阳王成义等五王初出阁，同日授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阙礼，宰相相顾失色。勮立召书吏五人，各令执笔，口占分写，一时俱毕，词理典赡，人皆叹服。寻加弘文馆学士，兼知天官侍郎。
这里所记五王册封是在武则天长寿年间。《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明言是在长寿二年（693）腊月，“改封皇孙成器为寿春郡王，恒王成义为衡阳郡王，隆基为临淄郡王，卫王隆范为巴陵郡王，隆业为彭城郡王”。《唐会要》亦载此年腊月李隆基从楚王降封为临淄王，《新唐书》《资治通鉴》更言其日是在腊月丁卯（七日）。唯《唐会要》记于天授元年（690）。五王同时册封，《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皆言及“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阙礼”，可见册礼仍然存在。因为已经是武周天下，唐朝亲王要降封为郡王（从一品），但依然需要撰写仪注，不过当场要授予的册文却被忘记了，这才有王勮表现才华的机会。王勮令五名小吏补写，可见五王都需有单独书写的册文。册文授予是册礼的必要环节，这次册礼应是朝堂册授。显庆元年册礼改革，将三师、三公与亲王并列，并未区分授官与授爵；光宅元年停废册礼，多是涉及授官，但亲王明确在其内。五王授爵之事证明，册礼并未废除，而是在不断调整其适用范围。《旧唐书·职官志二》记载：“凡册皇后、太子、太子妃、诸王、诸王妃、公主，并临轩册命，陈设如冬、正之仪。讫，皆拜太庙。”这些都是皇室成员。可见从唐初以来，册礼经过不断改革后，最后基本确定为皇室礼仪。到了唐玄宗时，《唐六典》记载表明，册书与册礼的名义仍被保存下来，不过因为范围狭小，行用机会并不多。“立后建嫡”，指的是立皇后与太子；“封树藩屏”指的是皇室册封，包括亲王、郡王等；只有“宠命尊贤”还为特殊之人留下空间，但实施者甚少。《新唐书》则干脆不提“宠命尊贤”。在临轩册授和朝堂册授之外，还可遣使施行册礼。高宗以后的册礼改革，没有涉及这种册礼。《唐六典》载唐代五礼，其中嘉礼50条，与遣使有关的条目包括遣使册授官爵、遣使慰劳诸蕃、遣使宣抚诸州、遣使诸州宣制、遣使诸州宣赦书，其中遣使册授官爵，可看作册礼的补充，不在京城举行册礼时，可遣使前往完成册礼。《唐大诏令集》所收公主册文共9则，7则明言派遣正使、副使，如开元二十五年（737）册建平公主的正使是李林甫、副使是徐安贞。册封外臣“封树藩屏”，使用遣使方式很正常。册封外臣，先下诏书，再下册文。如贞观十三年“七月，庚戌，诏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之鼓纛”。这件事反映在王言上是两篇，一为《突厥李思摩为可汗制》，一为《册突厥李思摩为可汗文》。前者是朝廷发布的诏书，后者为册礼仪式上当面交给当事人的册文。唐后期亦如此，如大中十年（856）《遣使册回鹘可汗诏》和《大中十一年册回鹘可汗文》，宣宗“特命使臣，遵行册礼”，派遣秘书监兼御史中丞王端章为“持节册使”，前往回鹘册封新可汗。诏书内容在册文中得到体现，使者和可汗名字皆同，这证明遣使册封可汗的册礼一直相沿未改。可见高宗的册礼改革，重点在朝廷命官而非外臣。从《唐大诏令集》看，已有册文的存在与册礼的存废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最集中的是皇室册命，从皇帝即位册文到王妃册命文、公主册文、公主出降册文等，明显是一种系统性存在，呈现出册书的皇室专属性。可见，在高宗显庆册礼改革后，册书主要适用于皇室，对其他大臣则属于殊礼。显庆之前，如“册三公”条，仅有贞观时册齐国公长孙无忌为司空的一则册文，此外都是安史之乱以后，涉及人物有郭子仪、李晟、马燧、裴度和李德裕等；“册国公”条，5位国公都是贞观时期；“册群臣”条，13位大臣都是高宗时期，其中一位是在乾元二年（759），其余都集中在显庆和龙朔年间，即高宗早期。时间如此集中，应该不仅是文献记载的偶然性，而是与高宗显庆册礼改革存在一定关联。高宗之后，除中宗复辟之后对张柬之等五王册封外，现有册文多是唐后期对功臣“宠命尊贤”政策的体现。册礼是最隆重的官员任命方式。唐高宗以来的册礼改革，使之成为皇室专属。如同制、敕在命官时的区分一样，册礼改革也对皇室与百官作了区分。皇室成员毕竟与皇帝存在血缘联系，皇室册命与臣下同礼，礼制区隔尊卑的目的显然没有达到；册礼改革则一改其弊，凸显皇室地位，自然衬托出皇帝威仪。不仅如此，如同赐姓一样，册礼改革后，大臣获得同皇室一样的册命礼仪，还能增强其地位满足感。大臣接受册礼，非大功之人不可，自然少之又少。史书记载重视这些非常之礼，证明册礼改革是成功的。到唐代，皇帝之制虽确立已久，但具体制度环节一直在变动发展之中，制度效能的提高始终是制度史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在皇室与大臣的任命方式上进行区分，既有利于提升皇室的尊贵程度，也有利于制度效能的提高。从“王言之制”的视角看，册书功能的细分与变化，是制度发展的又一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