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老师
教师节又到了。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我的老师。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直至进入社会，我有很多的老师。他们毫无保留地传授我知识，身体力行教我做人。他们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一群。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是解放以前在家乡读的国民小学。初小四个年级一个老师，一间教室。老师给一个年级讲课，其他年级就做作业。那时的学校体罚学生是很普遍的。我们的老师是我们当地一位刚从学校毕业的男老师，姓贺，脾气不好，经常体罚学生，学生都很怕他。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女老师，她说我们的老师生病了，她是老师的姐姐，由她来代课。我们当然也叫她贺老师。她长得漂亮，举止文雅，说话轻言细语，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她了。特别是她性格温柔，从不骂学生，更不体罚学生。课余还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只是好景不长，大约一个月左右，他弟弟病好了，她就离开了我们。我们都很怀念她解放后读高小时，我和她的妹妹同班，看着这位女同学，自然就想着她的姐姐曾经是我的老师。说起来还真有缘。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遵义一个生产电器的工厂工作，竟然在这里又遇到这位贺老师。她是从湘潭电机厂支援三线建设来到遵义的。是老师，又是同事。1971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在遵义市出生，她还是我们的育婴辅导老师。那时我们的母亲都已过世，又请不起保姆。自己要当父母了，也不知道如何准备，一切乱糟糟的。亏得贺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才顺利地过了这一关。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贺老师遇到麻烦。因为土地改革时她家里划为地主，其时她已经超过十八岁，怀疑她是地主分子。我参加过“四清”，知道象她这样的情况不应该是地主分子。但我说了不算，客观的材料要靠调查。因为我和她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单位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去调查。我是有心要把对她的怀疑变成清白，于是欣然前往。贫下中农座谈会上，一致认为贺老师解放以前一直读书，从未主持过家事，不是地主分子。我们如实地作了记录。为了材料扎实，我们又找到当时的乡长。乡长年纪大了，正在生病，我们在他的卧室里访谈。他却很肯定地说贺老师是地主分子，理由是那个时候每半个月开一次地主、富农会，贺老师是参加的。两份对立的材料，我们拿回去也能交差。但那是不负责任的。说不定哪位领导拍板采用乡长的材料，那就成了冤假错案。受苦的就是贺老师。即使不能定案，挂起来，实际上还是把你当四类分子看待，后果还是一样。大队书记是我的兄长辈。在盖章时，我们和他讨论了这种情况。土地改革时，只是划定了家庭成分，并未明确作为管制对象的地主分子。所以召开地主、富农会，有时全家老小参加。明确作为管制对象的地主分子是土地改革以后的事，是根据其在剥削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因为她的父母都在，她又是个女孩子，家庭的剥削行为她不起主导作用。她不应该是地主分子。大队书记当即果断决定，只采用贫下中农座谈会的材料，把乡长的材料扣下。这件事情就这样圆满解决了。还我的老师以清白，于公，这是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体现；于私，算是学生为老师做了一点好事。
张顺初，男，1938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和职工教育工作，曾任大冶有色金属公司教育培训处副处长、湖北电大有色分校校长。副教授、高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