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超 | 哲学是一场形而上学的亲吻
来自：西方哲学
一套超燃的试卷
早在2011年，苏德超老师的期末考题就已经“火了一把”，虽然那并不是苏德超第一次采用这种“活题”入卷。考试结束后有同学把试卷内容发到了网上，这份试卷在当时被众多媒体报道。
2019年，苏老师的期末试卷再次受到了广泛关注，11月29号，苏德超将试卷发到了个人微博上，一天之内，阅读量就突破了十万，甚至随后著名的“知乎”网站都推出话题：“如何解答武汉大学2018秋季学期'哲学核心问题（形而上学）’期末考试试卷？”该话题引发网友热议，在知乎网站浏览量已经超过17万。一些校外学生甚至通过微博把答卷发给苏德超，希望他能够给个评语。
这次考题中长长的材料就是苏德超为学生创建的情景，它非常形象地体现了他的理念：生活中确实有哲学，严格说来，哲学不是从书上来的、从经典中来的、从文字中来的、纸上得来的东西，也不是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而应该有一个场景，在任何一个想象的场景中，哲学都在起作用。
其实这张试卷还寄托了苏德超老师一些个人的看法——在人工智能时代，希望学生去思考和讨论不同生命形式下的哲学乃至人文艺术之间的差别。
“我们是人，我们是碳基生命，跟其他的生命形式不一样，或许不同生命形式最终发展出的数学、物理学等等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哲学应该不会一样，艺术、文学同样如此。”苏老师强调说。
除了这点“私货”之外，苏德超更希望的是能够让自己的通识课程形成一个整体，从第一天见面，到期末考试，都是教学的过程。“在答卷的时候，同学们会发现，哦，原来苏老师还有一些想法是在卷子里体现出来的。”
最后一课不是最后一次在课堂上讲课，而是当学生还在答卷、以及答完试卷之后，还在思考着某些问题，在苏德超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最后一课。
黑暗中的形而上学课
2017年11月9日，一个寻常的周四。
18:30，武汉大学的晚课铃响了。哲学院的教授苏德超站在教三312教室的讲台上，挑了挑自己的半截眉毛，清了下嗓子，用半哑的声音提问：“一个人疼痛到昏厥，那这个人是否还在疼痛？”
还没来得及看清举手的是谁，教室停电了。黑暗侵袭，学生们为这巧合哄堂大笑。苏德超愣了一下，随即说，如果没来电，讨论半小时就走。有人举起手机为他打开闪光灯，苏德超笑了一下，“谢谢你们，不用打光，我已经足够闪亮了。”
讨论继续，主题已从身心关系回到了因果关系。苏德超在座位间隙不断穿梭，试图站在每一个回答的学生面前。“如果一个行为对结果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那它是不是结果的原因？”没有光，这样的问题从远处听来，让人有些恍惚。
两小时过去了，黑暗中没有人离开。在光抵达的那一刹那，欢呼声在安静的大楼里回荡着。人们这才意识到，自己身处的这个教室，是当晚这幢教学楼里唯一没有散场的。
通识之感
苏德超的“哲学核心问题”，是武大通识教育3.0方案中的首批核心通识课程中的一门。在武大通识教育3.0方案中，比核心通识课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两门基础通识课：《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和《自然科学经典导引》。武大举全校之力，遴选出这两门课程的授课教师，组建了两个团队，为了2018秋季给新生上课，集体备课半年以上。苏德超是2018级新生的《人文科学经典导引》主讲老师。他高度认同武大的通识教育理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都意识到学科不断细分带来的弊端。因材施教确实是教育的重要方法，不过苏德超觉得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要分科培养人才，事实上，人类文明的任何问题，基本上都不是某一个学科的问题，也没有某个单一学科能够解决所有的难题，所以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就需要接受这种“打通型”的教育，他们对每一个学科都要知道一些。但是在学科细分的今天，有时间、有能力做通识博雅教育的师资严重不足，再者，短时间看，博雅教育下的学生在应试方面也不一定能赶得上分科学习的学生，就像不分文理科的高中，参加分文理科的高考，往往考不过文理分科的高中一样。因此，这种通识博雅的教育方式更像是一种实验，带有冒险性质的实验，“就像苏格拉底临死前说的，这是一个光荣的冒险。他不一定成功，但他是光荣的。”
苏德超发现，经过高中学习和高考选拔，同学们大多是解题的高手，但是往往并没有出题的能力，更缺乏思考的方法。在他看来，通识导引最大的作用就是让学生了解到一些思考的底层框架，我们的思维框架不是我们天生的，而是那些伟大的人物伟大的经典塑造的，在经典里面，我们更容易看到这些框架初具雏形的样子，从而更容易对其加以反思。
“从今天的角度看历史上的经典，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经典，可能像个筛子，到处是漏洞，但是框架还在。”通识教育要训练培养的是一种深层次的思考能力，至少要让学生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有人这样思考过，这样的思考，一直潜伏在我们的思维深处。薛定谔发现，他从前以为是自然秉赋的东西，其实是古希腊经典的人为塑造。我们的通识教育，尤其是武大的经典导引教育，部分目的，就是要唤起学生的深层次反思，反思我们平时思考和做决策习以为常的东西。这就是通识教育区别于普通教学的地方。就像苏德超在课上常常引用维特根斯坦讲过的一句话，“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世界是这样的”，想要知道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就需要这种思考能力。他一直试图强调，通识课并不是简单的，而是困难的。
哲学何用？
1994年，苏德超以四川省达州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上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实验班。这个如今听来略显普通的班级，曾是博雅教育改革的先行试验品，它试图打通文史哲的学科界限，“培养大师”。在开办的第一年，就囊括了湖北省文科前十名的一半。
尽管九十年代“读书无用”的声音甚嚣尘上，但在当时的人文班里，读书和思考仍在继续，苏德超很容易就找到了同路人。在宿舍，苏德超和他的舍友的床上有一半的地方都被书占据，睡觉时翻身都要小心翼翼，以免被“大部头”给砸到。
他就是在这时读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他读到：“能说清楚的问题一定要说清楚，不能说清楚的要保持沉默。”这句话像神谕一样俘获了他，也让他试图寻找某种途径“把问题说清楚”，除了读书，辩论是另外一个出口。
由于苏德超普通话带着些许巴中口音，他在辩论场承担的是幕后角色。周玄毅回忆说，1997年，他第一次打院辩论赛时，苏德超以学长身份担当评委。辩题是，“体育彩票该不该合法化”。周玄毅在的一方输了，他很不服气。苏德超给他一点点扒出逻辑缺陷，指出他们的思路太过僵硬，“不是口顺声音大就能赢辩论的”。
紧接着，苏德超开始带文学院辩论队，周玄毅是队员之一。平时训练，苏德超会给他们列出所有的论点以及延伸的论证逻辑，周玄毅慢慢明白，辩论要讲道理，不要靠套路。他们的队伍拿下了1998、1999年两届武大金秋辩论的冠军，还常常觉得对手主打的论点太简单，很没意思。
与此同时，苏德超上了邓晓芒的康德课，课堂采用“句读”的方式，他们一字一句地阅读《纯粹理性批判》——实词、虚词、关联词，弄清背后的逻辑关系以及延伸性的哲学问题。有时一个上午过去了，才读一页不到。跟着邓晓芒，苏德超学会了应该怎样读书。2001年，苏德超读博，如愿成了邓晓芒的学生。
读博时，苏德超、杨云飞和丁三东，被称为邓晓芒学生中的“三驾马车”，后两者如今分别在武大哲学院和川大哲学院任教。他们特别喜欢在课堂上争得面红耳赤。有次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慈继伟来武大访学，也听邓晓芒的课。没想到，苏德超他们为了几个词语的翻译，吵得差点让邓晓芒下不了台，慈继伟听着都尴尬地笑了。
“我们就喜欢搞得热闹，哲学应该这样，应该在对话中激起生命力。”杨云飞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大笑不止。他们偶尔和邓晓芒散步，聊的也都是康德、黑格尔。在电梯里碰到，苏德超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问他一个哲学问题，最好把他难住。”
2003年，苏德超留校任职，从门徒变成了老师。不过，导师过于耀眼的光芒，也让苏德超处在一定的阴影中。2007年，苏德超的博士论文《哲学、语言与生活》出版，这也是他至今唯一一本著作。他说自己不好意思拿这本书去送人，“因为'邓晓芒点评’这五个字，比我的书名还大。”
苏德超第一次开课，是给国学班讲《西方哲学史》。在课堂上，他布置了这样一个题目：“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把柏拉图的对话改成论语，和把论语改成柏拉图对话，哪个难度更高？”可学生们面面相觑，说：“这不是在质疑孔子吗？”
接着，苏德超希望用“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为题布置了课后作业，有的学生用文言文改写了一遍题目，美其名曰“虽谬犹信”。苏德超很诧异，“这不是写了些废话吗？”
上课之余，苏德超还跟随哲学院另一位教师徐明做助教，后者是美国海归学者，拿过中国逻辑学界的最高奖。徐明总在强调：“课堂上不在于说了多少话，而在于明白了多少话。明白不在于情感的共鸣，而在于道理的贯通。”作为理性的狂热爱好者，苏德超对这句话深信不疑。可他实践起来，却和徐明一样，遭遇了学生的不解。
一个学期后，苏德超在教务系统上看到，自己的评教分数只有62，是全哲学院倒数第二。一年后，他给人文班的学生上同一门课，情况好了些。但还是有学生问他：“苏老师，你的讲法太神秘了，为什么要问宇宙更像一架织布机还是一朵玫瑰花？为什么不能直接让我们背'水是万物的本源（泰勒斯）’？”
为此，苏德超特地在百度贴吧上申请了“想问吧”，希望借此看见学生真实的想法。2006级人文班的一个学生发帖询问，“读哲学有什么用？好像根本没什么必要，自讨苦吃。”苏德超当时的回答是，“理论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哲学几乎是纯理论的思考，让它有个什么实际用途，可能还是有点难。”
苏德超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学生已经很难从哲学概念溯源到真正的哲学问题。他说，相比90年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少的人会去思考理性和逻辑，人们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情绪。
但研究分析哲学的人，往往都是冲着“人有病，我要治”去的。他发现，自己不像老师邓晓芒那样想“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试图改变“人看待问题的方式”。能够面向跨专业学生的公选课是一个更为直接的试炼场。2013年底，苏德超申请形而上学公选课通过。除去构建自己的形而上学框架，苏德超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教育方式。
不过，这也曾引起争议。每次期末结束后，他会在微博分享两三份拿到100与99分的试卷，可在知乎上，有许多吐槽他给分离谱的帖子，其中有一个留言写道，“武大无良教授苏德超，只给我60。”苏德超解释说，每一届他都会先评出（接近）满分的试卷，再评价剩余的，以此达到“分配正义”。而那些在开卷考试中抄袭网络论文的，他不会留一点情面。
在学期的第十三周，苏德超用自己的遗嘱引入“直觉、自由与决定论”一章作为收束。这夹带着他的一点私心，在既定内容之外，他想和学生一起讨论死亡哲学，“死亡在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那我们为什么还会惧怕死亡？我们是在害怕感觉和意识的消失。”
叔本华曾说，哲学反思和对世界作形而上学解释的强烈冲动，来自对死亡的认识，以及对苦难和生活之悲苦的考虑。对于苏德超而言，类似的哲学思考同样来自于生活和苦难。
2008年，苏德超评上副教授，和赵林一起做“国家精品课程”，讲西方文化概论。苏德超负责网站的制作，前后协调许多杂事，疲乏一下磨灭了心气。紧接着，他和一个重度抑郁的学生交流，那种抑郁的感觉“一下子传过来”。那时，恰好又碰上汶川地震。他陷入了对生命意义的不断质问当中。
整整两个月，他觉得自己只有刚起床的五分钟和正常人一样，其他时间就像“行尸走肉”。或者，从讲台走下来后，有半小时，苏德超可以没有任何抑郁的情绪，学生的“期待的目光”部分拯救了他。他明白了，哪怕自己只能是只蜡烛，但在小角落里，蜡烛或许能比太阳更有意义。
2009年，苏德超申报了形而上学，此前武大没有过这门课。他试图在这门课中寻找能让自己接受世界与内在的东西。
课一学期一学期地开，苏德超好像找到了一些答案。“世间有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谁一旦对它屈服，就永远沉沦了。”苏德超不愿屈服，“还是哲学的死忠派，我想告诉学生，哲学没有那么难，而且生活需要哲学。” 他希望不同专业的学生能看见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不局限在自然科学甚至是生活的工具性里。
本文摘编自《教师专访 | 苏德超：一次光荣的冒险》和《苏德超的故事:形而上学的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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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好的文艺作品除了娱乐的功能，背后还包含着一种生命体验、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深刻地理解文艺作品背后的内涵，不拘泥于自我，更加了解他人，了解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