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汉字结构阐释分歧辨
对于“会意字”和“形声字”，国内学人遵从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的说解，即“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根据“各构件是否存在'比类合谊’的关系”，“字的读音是否与其中某构件的读音有相同相近的关系”，判断汉字是“会意”还是“形声”。西方学界则在汉字结构的分析上存在较大分歧。除了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林德威（David Prager Branner）等学者外，很多学者与我国主流观点差异较大。一些学者倾向于把多数“形声字”分析为“会意字”，另一些学者则声称汉字系统中并不存在“会意字”。笔者以为，这些学者的阐释都有失偏颇。
“形”与“音”的偏颇
西方学界在对汉字结构的阐释中，存在两种偏颇。其一，忽视了汉字所携带的语音信息，有时甚至把一些形声字分析为会意字。其二，过于强调汉字对语音的记录，声称通常被分析成“会意字”的字其实都是“形声字”，“会意字”实际上不存在。
一些学者把形声字强行分析为象形字或会意字。方法敛（Frank H. Chalfant）在《中国早期书写》（Early Chinese Writing）中指出：中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文字保存于甲骨、青铜器、石制碑版上，从最古老的铭文来看，这些文字都是象形文字。他还列出数十页表格、上百个汉字，标注了汉字形体所表达的语义。据方法敛所说，他“试图给出文字最初的含义（在确定的情况下），这些含义似乎与它们的现代意义相去甚远”。一些依据《说文解字》分析的字尚且合理，但另外一些则显得牵强附会，把一些本为形声字的字分析成会意字，如“凤”“螽”“英”。“凤”，《说文解字》：“从鸟凡声”，方法敛却做出如下解释：“最初的形象是凤凰，而现在的形体是鸟的头+部首'鸟’。”“螽”，《说文解字》：“从
夂声”，他却认为其结构应该分析为“表示'众多’的部件（现在简化了）+'虫’部件。”方法敛将“莽”的结构分析成“艹”和“犬”的会意固然有道理，但他却认为“英”与“莽”是同类字。《说文解字》：“从艸央声”，把“英”也当成了会意字，这显然不合理。
金璋（L. C. Hopkins）《象形文字之回顾》（Pictographic Reconnaissances）同样强调汉字的象形性。如对于“嵗”字，他提出：尽管《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都认为“戌”在“嵗”字中充当声符，但“戌”作为语音提示符非常蹩脚，“嵗”到底是形声字还是暗示性的会意字，尚不能确定。对于“鄙”，他认为构成“鄙”的两个部件具体含义还有待探讨，但可以确定的是两者都不是语音元素。实际上，根据《说文解字》的说解，“啚”当为声符。
另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汉字中不存在会意字。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在《关于古代汉语演变的若干预见性评论》（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中提出，经常被分析成会意字的“家”“名”“东”“鲜”等字，实质上都是形声字。据此，他大胆断言，除了少量字符外，基本可以确定“会意字”这一形式不存在。
鲍则岳（William G. Boltz）是卜弼德的学生，他在《中国文字系统的起源和早期发展》（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中支持卜弼德的观点。在他看来，语音是文字最本质的成分，汉字的表义成分是第二性的；所有汉字的构造中必有一个表音部件，无声符的汉字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他列举了多组例子对此进行说明。如“子”在“孚”“保”“毓”“育”“汓”等字中充当声符；“女”在“安”字中充当声符，因为“女”很有可能曾经具有“an＜*？an”的发音。
鲍则岳的论述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亨利·罗杰斯（Henry Rogers）的《文字系统——语言学的方法》（Writing System—Linguistic Approach）、彼得·丹尼尔（Peter T. Daniel）和威廉姆·布赖特（William Bright）的《世界上的文字系统》（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等多部论著，援引了其观点，并表示赞同。
不符合汉字构形规律
实际上，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方法敛、金璋忽视了汉字形体中携带的语音信息，特别是方法敛把甲骨文、金文全都视为象形字，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尽管甲骨文是迄今可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但并不能认为所有甲骨文都是象形字。最初的古文字是形象化的，但大量的象形文字会给书写者和阅读者增加记忆负担。于是，文字发展到限定符阶段（即在原有字形的基础上，增加表义或示音的符号）。有足够多的字符需要被限定时，文字就进入了可以被稳定运用的时期，文字的形成期便结束了。
商代甲骨文含有限定符，也就是说，文字系统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距形象写词时代已很遥远。此外，方法敛、金璋把多数形声字分析为会意字，也欠妥当。一方面，他们的观点缺乏充分且合理的阐发。如金璋仅以“戌”作为语声符比较蹩脚为由便认为“嵗”不是形声字，并未多加阐释。另一方面，他们忽视了汉字发展的实际情况。形声字是小篆以来汉字构形系统的主体，“《说文》中示音构件介入的字已经占到将近90%，绝大部分是这类义音合成字”。
卜弼德、鲍则岳坚持所有字符构造中必定带有提示声音的要素，这也有不妥之处，因为即使在历史演变中，增加了限定元素的字未必含有提示声音的构件，如“葬”字。《说文解字》释“葬”：“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荐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可见，“葬”字不包含表示声音的构件，即王宁教授在《汉字构形学导论》中提到的“无音综合合成字”。再如“解”字，《说文解字》释为“判也。从刀判牛角。一曰解，兽也”。可见，“解”也是无音综合合成字。显然，卜弼德、鲍则岳对汉字结构的见解有失客观。
学术背景影响阐释
西方文字与汉字有着性质上的差异。按照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分类，西方文字是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声音模写出来”。汉字则是表意体系，是根据意义构造字形的。文字性质上的差异，使西方学者在看待汉字相关问题时本身就有所隔膜。又由于文字学研究背景的不同，西方学者在汉字结构的分析上难免与中国主流观点有所差异。以下，我们具体来看影响上述西方学者的学术背景。
影响方法敛、金璋等学者的学术背景是：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文字、语言关系的误解。西方学者相信存在不与语言相联系、直接记录思想的文字，其中一些学者甚至试图创制一种表达人类思想的字母。17世纪，耶稣传教士将中国古文字文献带回西方。以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字记录的不是词而是事物。莱布尼茨以汉字为模型，试图将符号与逻辑相结合，建立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人类思维符号系统。他的《通向一种普遍的文字》是西方学者建立普遍文字的哲学尝试。此后，很多学者步其后尘。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学者认为存在只记录思想而不记录语言的文字，如杰弗里·桑普森的《文字系统：语言学研究简论》（Writing System: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明确把表达思想的符号视为文字，他把文字定义为“能够以永恒的方式交流明确思想的视觉符号”，并以尤卡吉尔人的符号系统作为例证。
卜弼德、鲍则岳等学者的学术背景，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语音中心论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说：“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的，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的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这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西方传统思维强调理性，其对文字学研究的具体影响是注重口语语音，认为口语语音可以凌驾于文字的其他属性之上。其二，文字单向进化论的影响。格尔伯的文字单向进化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学界的权威理论。它意味着，任何文字都经历了语标文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的发展顺序，所有文字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罗马文字。“单向进化论”建立在达尔文主义基础上，很多学者都确信这一特定的方向是文字发展的唯一顺序。
总之，在西方学术背景的影响下，两派学者的观点都有失公允。但是，卜弼德、鲍则岳等学者关注汉字所携带的语音信息，没有把甲骨文等古文字全当象形文字看，相比于坚持象形、会意说的学者，是更为理性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