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村窖藏出土兽首玛瑙杯考略
唐 镶金兽首玛瑙杯
1970年10月，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基建工地上发现一处唐代窖藏，出土文物达千余件，其中的鎏金舞马衔环纹银壶、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鸳鸯莲瓣纹金碗等均是世所罕见的精品。与璀璨夺目的金银器相比，兽首玛瑙杯虽然光华内敛，但珍贵程度却不遑多让。兽首杯通体用赭褐色夹带橙、白缟纹的玛瑙制成，形状如伏卧的羚羊首，两只修长而弯曲的角蜿蜒向后，伸至杯口凸弦纹处，角背雕螺旋纹。兽目圆睁，双耳后抿。口鼻部镶金帽，双唇闭合，两鼻鼓起，唇边的毛孔、胡髭纤毫毕现。特别的是，金帽可拆卸，内部有流，杯中液体可由此流出。
镶金兽首玛瑙杯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此杯器形奇特，不似中土之物，它是从哪里来的？为何被深埋于何家村地下？是角杯还是来通器？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公元前2800～前1900年) 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出土灰陶角杯 河南博物院藏
一 来自何处
镶金兽首玛瑙杯的来源，众说纷纭，齐东方先生认为可能为古代伊朗萨珊时期（224～651）的制品；孙机先生则认为，造型仿自粟特式来通，制作年代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应出自工艺品中不习用羚羊形象的唐人之手。依据现有线索，就该杯的产地而言，似乎前一个说法更能令人信服。
其一，从兽首的细节雕琢看，眼睛圆而有神，耳朵翘而后延，角生于额顶且基部靠近，呈色褐白相杂，这些特征与常年栖息于中西亚地区的鹅喉羚相像。鹅喉羚为亚洲羚羊的一种，属牛科羚羊亚科，与牛亚科动物头部最显著的差异在于角生长的位置和形状。牛角生于额骨外侧，向两侧延伸；羚羊角生于额骨顶部，基部靠得很近。兽首杯的形态表现为典型的羚羊特征，颅顶、眼睛、耳朵亦同。这说明了兽首杯器形的源头，也暗示着只有对鹅喉羚非常熟悉的西域聚居者才有需求以及能力制作出如此惟妙惟肖的器物。
鹅喉羚
其二，从材质来说，中国也产玛瑙，但从唐代文献可知，当时权贵所用高档玛瑙制品多来自西域，史籍中有中亚诸国进贡玛瑙及玛瑙制品的记载，如《旧唐书·康国传》载：开元六年（718）“遣使贡献锁子铠、水精杯、玛瑙瓶、鸵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新唐书·波斯传》载：“开元、天宝间，遣使者十辈献玛瑙床、火毛绣舞筳”。《册府元龟》载，开元二十九年（741），吐火罗遣使献红颇黎（玻璃）、碧颇黎、生玛瑙、生金精及质汗等。又《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载，唐高宗仪凤二年（677），裴行俭平定西突厥“十姓可汗”，“大获瑰宝，蕃酋将士顾观之，行俭因宴设，遍出历示。有玛瑙盘，广二尺车余，文采殊绝”，可知，西域的玛瑙制品颇受唐朝上层社会的欢迎。
其三，近期林梅村研究指出，窖藏中与镶金兽首玛瑙杯伴出的宝带、金锁、玻璃碗、水晶杯和酸枣状宝石是唐高祖武德二年（619）“罽宾国”遣使所贡。关于“罽宾国”所在，《汉书·西域传》有载：“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即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今新疆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秅国（今巴基斯坦洪扎山谷）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今阿富汗西北）、西南与乌弋山离（今阿富汗西境）接。”由此及彼，结合《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等文献中波斯、康国、吐火罗等西域国家多次进贡玛瑙制品的记录，可以推测，同样具有西域风格的镶金兽首玛瑙杯更有可能并非本土所造，而是来自异邦所献。
二 为何被藏于地下
镶金兽首玛瑙杯甫一出现，便迅速吸引了世人眼光，大家欣赏赞叹的同时也提出疑问：镶金兽首玛瑙杯为何被长埋地下？
解读这一疑问，必须得先对何家村窖藏的成因进行一番了解。而学术界对这点却有不同看法：其一，发掘者和整理者认为遗宝的年代下限为盛唐晚期（约公元8世纪末），地点位于邠王李守礼宅邸边上，为邠王府遗物，窖藏形成原因为安史之乱；其二，段鹏琦认为遗宝的埋藏年代应在唐德宗时期，窖藏的位置并非邠王府地，遗宝的主人虽非邠王，但也应属达官贵族；其三，齐东方认为遗宝主人为刘震，形成原因为泾原兵变。建中四年（783）十月，奉命征讨反唐藩镇的泾原镇兵倒戈，回攻长安，拥立前幽州节度使朱泚为主，唐德宗被迫出逃。乱兵攻入大明宫含元殿，争相进入宫中宝库劫掠，“运金帛，极力而止”。这一事件被称作“泾原之变”。在此期间，玛瑙兽首杯连同其他珍宝一起，被仓皇塞入两只陶瓮和一只银罐中，埋到了距皇城三坊之地的兴化坊一隅的地下；其四，林梅村认为何家村遗宝原为大明宫琼林库库藏，“泾原之变”后，宫中私库所藏各国贡品及各道所献宝物，多被唐德宗携往奉天城(今陕西乾县城)，无法带走的，宫中太监临时埋藏，从而形成了该窖藏。
何家村窖藏位置示意图
以上诸说中，以齐东方“租庸使刘震埋藏说”影响最大。他认为，何家村宝藏是官府库藏的物品，而窖藏的成因与租庸使刘震以及“泾原之变”密切相关，主要依据包括：刘震宅邸的位置与遗宝埋藏的地点基本相吻合；遗宝中有“庸调”银饼, 而刘震彼时正是“租庸使”；文献载泾原兵变时，刘震指挥运出和携带财宝仓惶出逃；考古学类型研究表明，遗宝中最晚的器物年代为唐德宗时期。这些蛛丝马迹均导向一个结论，即窖藏的形成与“泾原之变”有关，而主导者是宅邸坐落于兴化坊的租庸调使刘震。租庸使始设于唐玄宗时，职掌国家税收，依据《太平广记·无双传》记载，他推演的情形是这样的：某日一早，租庸使刘震前去早朝，行至半途发现兵乱，便立即策马奔回宅邸，安排外甥王仙客改装易服，押领金银罗锦等官府宝物从开远门出城，他则带着妻女出启夏门，并约定城外汇合。后刘震一行出城被守门士兵所拒，不得不返回家中，将余下财宝埋入地下，希冀事后再取出。德宗收复长安后，刘震因兵乱时“受伪命官”而被追究，与夫人被处以极刑，这批宝藏就此无人知晓——这种解读看起来合乎情理，却并非无懈可击。法国学者普鲁斯特曾说：“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启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在真相彻底了然之前，依然有值得审慎思考之处：宝藏既是官府税收之物，为何见于刘震私宅？若真是刘震所埋，他为何濒死绝口不提宝藏下落，以表明初心求得宽恕？既然仓促掩埋，为何又费力挖掘如此大的窖穴，只为安放两只陶瓮和一只银罐？窖藏中的大量钱币似乎经过系统收集，有些金银器尚属未完成品，原因何在？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刘震不见于《唐书》《资治通鉴》以及《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正史，而仅见于唐代小说《无双传》，未必是历史真实人物。从何家村遗宝的品质看，这批器物极有可能与皇家有关，综合前辈学者的诸般思考，笔者更倾向于其为宫中内库库藏，因兵乱而被宫人所仓促掩埋。如果此推测成立的话，这也就是该玛瑙兽首杯被埋藏于地下的原因。
西汉前期 玉角形杯 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三 是角杯还是来通
镶金兽首玛瑙杯形状独特，有人认为应称之为角杯，有人认为应称之为来通。
角杯，中国古已有之，较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牛角杯。海旁人截牛角令平，以饮酒，亦古兕觥遗意。”实际上，根据考古发现，角杯的出现远早于宋代。据孙机先生研究，远在新石器时代已有陶制角杯，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1976年出土者可以为例；在战国、西汉时的铜器刻纹与壁画中，也能看到持角杯的人物形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一件兽首玉角杯。其后在多个历史时期均能见到其踪迹，如四川邛窑遗址出土的唐代胡人抱角杯、岳州窑遗址出土的唐代青瓷牛首角杯等，而明清时期流行的犀角杯也可以算是角杯的一种或者角杯的变体。
唐 邛窑青釉胡人抱角杯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清 犀角雕莲蓬荷叶形杯 故宫博物院藏
来通与角杯器形相类，源自西方。1930年在多瑙河流域的Vinca遗址中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鸟形来通，在地中海东部的克里特（Crete）岛的Kato Zakros遗址中发现有陶质和水晶质的来通。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西亚Tell Chogha遗址中，有陶质和青铜质的来通。这可以算是来通的早期形态。其后，来通的材质逐渐丰富起来，包括金、银、铜、象牙、玻璃、陶瓷灯，器形也渐趋多样，包括兽角型、兽首型、人首型、兽（禽）身型等。目前，西亚、欧美各大博物馆不乏见各类来通。来通的形象后来逐渐见于中土。新疆和田约特干地区也曾发现过三件来通实物，陶质，器身雕塑出长须人像，呈现出萨珊风格，年代约为公元3世纪至5世纪，通长19.5厘米。此外，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齐（550～557）石棺床绘有众人宴饮图，其中一贵族手持牛首来通。唐代以后此类器物逐渐少见。
金制羊首来通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 帕提亚帝国象牙雕来通 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关于角杯与来通的区别，存在不同的认知。孙机先生根据底端有流或孔与否，将角杯与源自西方的来通器相区分，无流或孔者为角杯，有流或孔者为来通。高启安先生也认为，“来通”与其他饮酒器不同之处在于，其流孔用于饮酒。“来通”为英文Rhyton的音译，追溯回希腊语，有“角状环”之意，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解释为“角状器”，细究西方出土或者馆藏之来通，可见有的底端带孔流，有的则不带。如镶金兽首玛瑙杯般底部带孔流者，仅为来通中的一类。因此笔者认为，不能以是否带孔流来简单区别角杯与来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中国角杯不见底端带孔流者，仰首举杯从杯底端饮酒反映的是一种西方的社会生活习俗和文化，此种方式不见于中国。而何家村玛瑙兽首杯，无论是材质还是所刻划描绘的羚羊形态，均源自西亚，再加之底部带孔流的设计，因此，将其称为来通似乎更为恰切。
公元前1世纪 帕提亚帝国银鎏金狮首来通 洛杉矶盖蒂博物馆藏
罗马帝国 玻璃来通 纽约康宁玻璃博物馆藏
四 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用途
在西方，来通多出现在贵族宴饮场合或被安排擎持于神的手中，如1世纪罗马古城赫库兰尼姆遗址有宴饮题材的壁画，生动描绘了罗马贵族夫妇二人斜卧于床，一仆人随侍于侧，男主人右手高举一来通畅饮；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数尊1至2世纪的罗马青铜拉尔神像，其中一尊通高24.8厘米，高举右手，手中持一件山羊首来通，左手执一敞口浅底钵，呈现出一种倾注敬酒的姿态，拉尔神（Lar）起源于意大利，后被罗马人奉为家庭守护神。以上均说明其曾被用作贵重饮器和祭器。
北齐 石棺床浮雕屏（局部） 波士顿美术馆藏
传入中土之后，来通多被用作饮酒甚至罚酒之器。唐时宴饮会食之风颇胜，贵族士人经常饮酒作诗，《七老会诗·吉皎》载“飞觥酒到须先酌，赋咏诗成不住书”，来通与其他酒具一起被称之为“觥”，人们在饮酒作乐之时，常行酒令，违规者则被罚酒，罚酒也有严格规定，要求“无坠酒”，“不敢滴沥”。从构造来看，何家村镶金兽首玛瑙杯正合罚酒之用，因其底部无座，斟酒就不能放置，一旦被罚，必须一饮而尽，其流孔用于饮酒，平时用塞子塞紧，饮用时须高举酒杯，将塞子拔开，仰首承接，酒由流孔注入口中。
1～2世纪 罗马帝国拉尔青铜雕像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云：“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和充满浪漫气息的朝代，在其统治的三个世纪中，周邻大部分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这片神奇如万花筒般的土地，他们从西方带来了狮子兽、锁子铠、水晶杯、玛瑙瓶、侏儒、胡旋女子等等，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就在其中。我们甚至可以展开想象，如果没有被埋入地下，这只杯可能会被擎于唐德宗或某位达官贵族之手，杯中盛着葡萄酒，伴着胡乐以及胡旋舞者舞姿，一起尽兴宴饮。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3期。
编辑：王龙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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