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世纪的人们忽然发现语言并不“纯洁”

谭善明：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修辞学转向

2016年06月08日10:09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修辞学的复兴和繁荣为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变化，修辞学转向也构成了“语言论转向”的重要部分。但若单独从修辞学转向来看，修辞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审美冲动，在话语中进行着破旧立新的形式变革和形式创造，这既造成了文论自身的转向，即重视从话语形式入手破除传统形而上学观念的影响，也成为修辞学本身的转向：20世纪的修辞观念超越了修辞手段、修辞技巧的层面，而从审美与认知的互动层面强调修辞在建构语言、知识、思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修辞学转向直接得益于尼采和索绪尔。在早期的修辞学讲义和笔记中，尼采就指出，一切语言都是修辞，人在语言中以拟人化的方式审美性地建构了世界的形象和秩序，但随着审美的光芒逐渐暗淡，审美式表达就在观念中固化下来而成为各式各样的真理话语、宗教话语和道德话语。延续这一思路，在后期的著作中，尼采不断揭露西方思想史上的巨大谎言，指出真理等话语都是以审美的方式形成的，是修辞之果。同时他又通过修辞学的“倒置”和“替代”展开声势浩大的解构工程，揭示人类思维观念中的虚假意识。无论是建构还是解构，修辞学都是话语活力之源泉。索绪尔则通过对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作出划分，打破了词与物的本质符合论，代之以音响形象和概念之间的约定俗成论，从而将语言符号规定为“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在这样的实体中，客观世界本身是不可能被直接表达的，“物”在人的心理层面转化为概念及其形象。索绪尔的这一观点和尼采如出一辙：所谓的客观世界不过是人化的世界，是修辞或符号建构的世界。当然二者也有着重大区别，尼采批判性地看待用修辞编织真理话语的人类理性活动，而索绪尔则进入符号内部去阐明语言得以运作的结构。可以说，他们一反一正，共同阻断了语言与真理追求的联系，进而揭示了人类观念中充满着审美与认知、能指与所指、符号及其意义的修辞游戏，由此开启了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修辞学转向。

这一转向的重要方面就是强调修辞的审美化过程和认知化过程的变奏在话语活动中的根本意义。修辞的审美化过程，是以“陌生化”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感官，从形式上为新观念开辟道路；认知化过程则表现为话语权力的争夺，是以“新的”思想观念取代“旧的”思想观念。审美化过程与认知化过程既不完全对立，也不完全重合，二者存在着复杂的交叉和斗争，修辞就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着审美建构和解构的话语游戏。从巴特、福柯、德里达到德曼，一种独特的修辞文化景观由此被勾画出来。

第一，文本理论中的修辞观。文本作为历史流传物，其中隐含着审美和认知的张力。以巴特为代表的文本理论对此作了深入的剖析。修辞的审美过程通过对语言的编织，使文本获得美化和自然化的效果，从而使特定的声音潜伏其中，并在获得强论证的同时不被觉察。如此一来，修辞加快了观念固化的过程，它在审美的光晕中试图消弭存在差异的不同意见，从而在通向认知化的道路上大显身手。另一方面，修辞以不可遏制的审美冲动在文本中进行着穿插、翻转、替换等转义游戏，在文本的破碎、断裂处暴露出固化观念的秘密。修辞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作使文本始终处于审美与认知的对抗中，固化观念不可能消失，但修辞的审美冲动使之透明，这是文本的审美价值得以实现的保障。

第二，话语理论中的修辞观。话语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涉及修辞与认知、修辞与行动的复杂关系。修辞在话语中制造各种意识观念的幻象，知识与权力合谋而织就巨大的理性之网，福柯通过将话语史还原为修辞的碎片，观察这些碎片是如何被人们使用、如何相互发生关联、如何以某种秩序被组合起来的，进而对真理等认知观念的审美特性作了展示：人们以相似性为基础建立起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对世界秩序的认知，而相似性本身是审美和虚构的结果，这就使得人在“诗性智慧”中征服的世界经由修辞的强论证而在话语中获得了必然性。也表明在话语中各种认知观念是通过修辞的审美过程而被赋予价值的，但是却反过来将人置于其控制之下。话语经过修辞的伪装才显出合理性，人们惊奇地发现，话语活动往往追求的正是这种“合理性”，并不一定真的在意话语后面的行动及其成效。

第三，语言理论中的修辞观。文本和话语都可以看作审美和认知斗争的场所，在一般的语言中又是何种状况呢？20世纪的人们忽然发现语言并不“纯洁”，在语言中也是以修辞的方式认知世界，以修辞的方式构造观念。尼采认为一切语言都是修辞，福柯则进一步认为一切语言都是强喻，能指与所指的铆合是修辞与权力的合谋。这就要对语言的魔力进行还原。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则指出了修辞在破除语言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神话过程中的意义：延异是生命的本质，在场是虚幻的，语言中不存在统一性或固定不变的意义中心，语言中心主义在修辞面前被颠覆，语言中的终极本质意义被拆解为一种非逻辑的、非科学的审美性修辞表述，意识形态神话中一切真实的、确定的联系在“隐喻”中被遮蔽乃至埋葬掉了。

第四，文学批评中的修辞观。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到英美新批评的诗歌分析，以及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都对修辞极为重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学性”问题被等同于修辞问题。德曼等人则将尼采对形而上学的质疑在文学领域进一步深化，强调修辞是文学意义得以不断生成的根源，文学文本中由此发生的意义的不断破坏和重建，使其摆脱了概念化的风险，而成为活生生的创造物，在每一次阅读活动中都生机盎然。虽然如此，文学意义的生成仍有被固化的可能，只有让文学活动的审美之轮不停运转，修辞建构与解构过程奔流不息，才能保持文学之树常青。

总之，修辞作为一种解构性的力量加入到审美与认知的较量中，在对真理和权力的反叛中，修辞既是因又是果。作为因，它在直觉中创造变换无定的转义复活枯萎了的幻象；作为果，它在快乐中展示自命为谎言的真理。修辞带来全新的审美幻象，我们在虚构中体验到审美的愉悦，但是审美滑向认知又吞噬这种快乐，同时修辞又以转义的方式用审美的力量对固化观念进行改造，这又使快乐得以延续。审美化过程与认知化过程的变奏，是20世纪西方文论修辞学转向的重要内容。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审美视野中的转义修辞研究”负责人、聊城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