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VS制衡，哪个重要？—“秦汉史与项目管理”之九十七

教育VS制衡，哪个重要？

武帝晚年曾连下两道罪己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轮台罪己诏》。其中武帝否决了搜粟都尉桑弘羊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汉王朝从“尚功”走向“守文”，重启休战养民的政策路线。

事实证明，武帝罪己诏后面的政策很得民心。领导者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能够一定程度地避免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举措。为什么历史上这么多皇帝，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会下罪己诏？如何才能将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常态化？

罪己诏本质上是自我否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人性都是倾向于自我认可，不会自我否定。所以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皇帝，能“罪己”的不多。

但领导者需要有自我否定的因素，就如同自然界要有天敌一样，有制衡的生态才是长远的生态，有竞争的环境才是健康的环境。

那么如何才能让领导者自我批评、自我否定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是从领导者内心出发，需要领导者有很高的自我修养。个人认为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往往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像佛陀、孔子、老子这样的人，对人生和世间万物有通达的洞察。这就需要领导者本身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有较强的敬畏之心。

另一个则是从外部入手，对领导者做到有效的权力制衡。从管理角度来说，那就是要建立治理体制，治理有两个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进行决策支持，有效制衡领导者的独裁统治。如同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参众两院等。

所以，要真正实现领导者的自我批评，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个是教育和信仰，一个是治理的法治结构。

请思考：你认为要实现最高领导者的制衡，教育重要？还是权力制衡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