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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插队的日子里

文 | 韦学忠

半个多世纪了，每当回想起当年“上山下乡”——在农村插队落户的生活情景，印象依然是那样的深刻。

1968年，处于“文革”期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老三届’(即1966 -1968届) 初、高中学生是“上山下乡”的主体。我是原嘉山中学(今明光中学) 1966届高中毕业生，4月份结束新课，全面进入复习迎考(高考)阶段，但一个月后一一5月中旬，“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校停止了招生，我们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会。被人们称为“最可惜的一届”

按照当时政策，原为农业户口的学生属于“回乡”对象，回自己家乡所在地；原为“非农”户口的学生，属于“下放”对象，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可适当照顾个人对下放地点的要求。我属非农户口，属“下放”对象。我考虑反正到哪都是下乡，干脆就在明光下放吧——遵照县统一安排，于1968年10月底，带着介绍信，来到了原嘉山县明东公社板桥大队靳郢生产队(该队于1971年划归朝阳大队)插队落户。

靳郢生产队位于明光城区东侧，南临京沪铁路，北靠明(光)盱(眙)公路，交通方便。到这里插队的知识青年(下称“知青”)较多，有明光的，蚌埠的，合肥的和上海的，首批九人，成为一个下放知青小组。

我们到生产队(今村民组) ,给生产队带来严重负担。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吃住都成了问题。家在明光的知青仍住在家里，外地的知青全被分散安排在农户家暂住。农户都很热情，帮助忙这忙那，把地点腾出来。淳朴的民风，热情的态度，使我们感到一些温暖。我被安排在村民王善民家平时用作堆放杂物的庵子里。房子虽小，清理、布置一番后，倒有“室雅何须大”之感。知青虽然分散居住，但仍在一块起伙，轮流值厨。生产队虽然贫穷，但对我们知青还是不错的。生活上，烧的柴草从队里草堆上拽，不用过秤。吃的蔬菜也是队里无偿给的(队里有个大菜园)。生产上，尽可能让我们干轻的。我们给原本就贫穷的生产的队增添了不少麻烦。那个年代，煤油、火柴、肥皂、食用碱、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都比较紧缺，需按计划凭票购买，生活很艰苦，但仍不失集体生活那种热烈气氛，知青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吵吵闹闹兼而有之。为节省燃料，每天晚饭后，大伙合用一盆热水洗脸后，再将洗脸水倒入洗脚盆里洗脚。洗毕，各自回到自己的住处。晚上，总是少不了农村小青年到我的住处玩，大家在一起瞎吹一气， 吹困了才睡觉。冬季，晚上无事，大家拿着手电筒到外边的屋檐下或稻场的草堆里捉麻雀，颇有乐趣。村里有的小青年与我们在一起滚稻草铺。后来，为了弥补文化生活的贫乏，我买点二极管、电容器等无线电材料，自装一台矿石收音机——这在当时可算上是科技含量较高的“家用电器”了，晚上可听听新闻联播等节目。

冬季，是农村的农闲季节。除强劳力出去兴修水利外，其余人员一般无大事。人大都集中在三个地点：一是自家屋内。天冷，一部分人在家不出门，在床上蹲被窝，听收音机。二是草堆头。人们喜欢在草堆头晒太阳，聊天。三是生产队的牛房(也称“公房”)。用牛打下来的废草烤火取暖。临近春节，人员流动多了起来，竹林、茅舍、鸡鸣、狗吠，袅袅的炊烟，赶热闹的……这一切，构成了当时农村农闲时一幅特有的画面。部分下放知青和农村的文艺爱好者组成的文艺宣传队(我是文艺宣传队乐器组成员之一，参与伴奏)走村串户，有时也到水利工地上，慰问演出，活跃着农村的文化生活。演出的内容主要有：大合唱《东方红》、独唱《不忘阶级苦》、《社员都是向阳花》、《敢叫日月换新天》 及京剧“样板戏”选段、自编的表演唱和舞蹈等带有时代特色的节目。

由于“文革”派性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当时村民的团结状况不是太好。财务问题直接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生产队会计这一“重要职务”显得很重要，哪一派干，另一派都不放心。只有让下放学生担任才比较合适。大家推举我来担任。刚开始，我认为凭我读了十几年的书， 当个生产队会计应该不成问题，岂不是“小菜一碟”!接手后，我才知道生产队的财务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常言道:“生产队事情说不清!”陈芝麻烂谷子，历史旧账和扯皮的事情太多，昨天分一堆山芋，今天分5斤半黄豆都要记准确，,因为今后都要折价。年终，口粮、工分粮、应得款、透支款等都得按户算得清清楚楚，公布得明明白白，社员(村民)才满意。做账有“账理”，收支要平衡，差一分钱都得找出来。在大队老会计宋之礼的指导下，一年以后我才基本摸出个头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掌握了我们生产队的情况。全队179口人，301亩耕地，经济全部靠农业收入，长年累月地在有限的土地上下功夫。年复一年，从早到晚，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地劳作，没有其他致富门路。队里有一个十几亩地的大菜园，生产蔬菜运到集市上卖，是队里平时开支的重要经济来源。年终，生产队进行全年结算，每个劳动日(10分工)才2角7分钱，在当时，还算工分值比较高的生产队(有的生产队10分 工才8、9分钱)，群众生活极为贫困。每年年终分配时，大部分家庭“透支”(全家一年的劳动工分值不够支付全家从生产队领取的口粮、烧草等的折价款)。

我们这些知青也得参加农业劳动这一“战天斗地”(当时的时髦口号)的行列，凭工分吃饭。强劳力是每天标准分10分，其次是9.5分、9分、8.5分、8分等，我的工分标准是每个劳动日记9分，算是照顾的了。队长哨子一吹就上工，与乡亲们一块劳动。当根本谈不上机械化耕作，一切农活全靠人力。通常是“锄头一丢拿起锹，扁担一放拿镰刀”，农活琐碎、繁重、枯燥、单调，而且没完没了。特别是挑把子(收割后的庄稼)挑大粪和到酒厂挑酒精糟(沤肥用)，那是农村最脏、最累的活，挑起来，少走一步都到不了目的地，人人被担子压的直咬牙。一天干下来肩膀红肿，腰酸背痛。有时需要换个工种，歇歇肩膀，如给水稻喷洒农药等。一次我在给水稻喷洒农药，发生剧烈头痛和呕吐现象，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农药中毒所致(由于喷雾器有点渗漏，农药接触裸露的皮肤时间过长)，差点出了大问题，幸亏我们队离县医院距离很近，抢救及时，才没有发生大问题。农业劳动没有一点儿能体现出东晋文学家、诗人陶渊明笔下所描绘的田园生活那种闲适、恬静的情趣。累得晚上想看看书都没有精力。我打心眼里认为，农民，是中国社会最辛苦的阶层。

1969年，我们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夏涝，造成许多已成熟的麦子割下来还没有来及挑上来，全泡入洪水中，我们赤膊在齐腰以上的水中捞麦把子。抡收上来的部分小麦堆放在麦场上无法脱粒，最后便生了芽。秋天，又久旱无雨，稻田干涸。队里花钱从十里以外的“五一机站”买水救苗。老天爷却无情地戏弄了我们这些本来就贫困的种田人一一买的水刚流到田里，却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大雨滂沱，买水的钱白花。那年，刚入冬，便有不少农户开始吃“救济粮”、“反销粮”。我们队安排人到北方山芋产区采购山芋干分发给社员当粮食吃。秋风凉了，队里用政府给我们的每人230元的安置费和0.3立方米的木材计划，加上队里自筹一部分资金，到凤阳白山凌买来大批山草，为我们知青每人建一间住房。虽然土墙草顶，也不可能进行任何装璜，但泥的很光亮，住起来冬暖夏凉，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很满足在队里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了。我们队离城区较近，公社(相当与现在的乡)党委、政府和县“五七办公室" (县里专门负 责管理下放人员的机构)的领导经常到队里看我们，了解知青的生活、生产情况，偶尔也在我们知青“家里”作客，喝茶、聊天，鼓励我们好好干，干出成绩来。

我们下放知青也想为改变生产队的贫穷面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在当时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大革命”的旗帜下，作为下放知青，只能根据自己的文化特长，把目光投放在科学种田上。我们引进、推广小麦优良品种“毛颖阿普”；进行杂交玉米制种；搞“水稻小苗带土移栽”和“山芋下蛋”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玉米单产由三、四百斤提高到五、六百斤，2亩玉米试验田单产达到1142斤。皮棉亩产由几十斤提高到130多斤。“下蛋”的山芋比传统的栽培法产量高出一倍以上。一个山芋几斤重很普遍，收获一个最大的一 个山芋重达19.2斤，曾在省博物馆展出。由于搞出点小名堂来，1970年，全县的县、乡、村三级干部会(时称“三干会”)的全体与会干部到我们生产队参观、指导科学种田。科学种田是方向，我们生产队开展科学种田的情况还被登载在当时的《新皖东报》上。

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1970年后，知青开始陆陆续续地被招工(进工厂当工人)，招走了一批，又有新的知青来插队补充。1972年初，经推荐和文化测试，我也二次上学去了，结束了我的插队落户的人生历程。

“上山下乡”运动自1968年10月开始至1978年结束，前后延续了近十年的时间。据有关资料载，10年中，共有1623万知识青年(数字来源于《中国通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10月版)被动员下乡插队。“文革”10年中，全国少培养了约10万名研究生、100多万名大学生、200多万名中专和中技生，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损失。1970年后，国家每年都有些招工指标，但指标很少，每次能走的人不多。招工第一关要靠“推荐”，看“政治条件”和个人表现，还要有人际关系等，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少数家庭成分高或社会关系有所谓“历史问题”的知青很难被推荐上，他们政治上背包袱，精神上受压抑，日子过的非常艰难。有不少知青在农村持续待了10年时间(1978年才回城)。1977年国家恢复高校招生，但首批下乡的、完全读完高中课程、文化知识相对比较扎实的高三学生大都已超龄(规定年龄不得超过30周岁)，不具备报考条件，只得摇头长叹。

“上山下乡”使年轻人零距离地接触了“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经受了磨练，切身感受了什么叫艰苦，初步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深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造成的一段特殊的、难忘的经历。

图片：网络

编辑：董祖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