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文研讲座225】扬之水:文房四士独相依——宋墓出土文房器用与两宋士风

2021年9月2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25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文房四士独相依——宋墓出土文房器用与两宋士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扬之水主讲,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主持。本次讲座为“'碎片化的历史’:扬之水名物四讲”系列讲座的第三讲。

讲座伊始,扬之水老师从本此讲座主题引入本讲内容。“碎片化的历史”中的“碎片”,意为从各种形式的史料、文献、图像、实物拾取碎片,以名物研究的角度拼接历史场景。而名物研究的角度则指解读物的名称、用途以及它的发展轨迹。碎片固然无法构成完整的历史叙事,更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这也并非其追求。本次讲座讲略去名物的社会价值、材质开采及笔情墨韵的内容,而试图使墓葬出土的文房器具回归诗情空间。她特别指出,出土的文房器具与墓主人的个人性格有关,不属于丧葬器具,而是两宋士风的独特展现。接下来,她将从“文房四友”笔墨纸砚、其他文房器具以及花瓶、香炉等文房清物几方面介绍文房器用及其所属的诗画情境。

南宋《白莲社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首先,扬之水老师介绍了“文房”一词的指称。她指出,以书写用具随葬,在先秦墓葬中即已常见,不过彼时尚不曾出现“文房”的习称,文房器具除笔墨纸砚之外,尚包括各种清玩,未成为士人爱赏的雅物。“文房四宝”之称虽然宋代已经出现,不过两宋士人更喜欢的称谓还是“文房四士”或“文房四友”。狭义的文房用具主要指南宋刘子晕《书斋十咏》中的“十事”,即笔架、剪刀、唤铁、纸拂、图书、压纸狮子、界方、研滴、灯檠、榰案木。

一组出土捧物女俑

安康市白家梁出土

文房器具种类颇多而各具特色,安康市白家梁出土的一组出土捧物女俑神态各异,各司其职,分别捧有书、琴、砚与画轴,是当时士大夫各种随侍之女的艺术再现。宋廖莹中《江行杂录》记载了各色名目不一的娱侍,这组女俑,应即“琴童”“棋童”之属。

随后,扬之水老师进入书写用具的讲授。书写,乃文人生活之日常。文人对笔、墨、纸、砚的选用都有一番讲求。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墨”条记载,“近世唯三衢叶茂实得制墨之法”而老叶亡后,其子不得其法,墨法不传。由此可见,墨质不仅与制作技艺有关,同时也倾注了制作者的独特匠心。

蔡襄致通理当世屯田尺牍

接下来,扬之水老师以砑光纸为例介绍了宋代文人常用纸张的纹案。九三四至九三六年间,姚惟和与其兄弟制造出可称为历史上最精美的砑花纸。就造纸工艺而言,此纸以沉香木为雕版,先由画师画出画稿,再由刻工按画稿逐一刻在雕版上,最后将雕版置于纸上强力压之,则所有图画或钟鼎文都显现于纸面。宋时流行的花笺纹样常与世俗用具分享同一粉本。近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宋代花笺特展”所展出的宋人墨迹皆以花笺为底,体现了当时雅俗共赏的图案时尚。例如,对蝶纹是砑花笺中的流行纹样。此纹流行于唐宋时代的瓷器中,又或取此式制为佩件。出自辽宁朝阳北塔天宫的一枚辽代玉对蝶正是取此类形制。对蝶纹样在宋代又有名曰孟家蝉,虽然或与史事相连称它为谶语,然而这一纹样却盛行不衰,且使用更为广泛,与辽代玉对蝶相似的银对蝶也成为风行的女子佩饰,浙江出土者即不止一例。

文房器用

河北宣化辽墓壁画

此后,扬之水老师重点介绍了与书写纸张配套使用的镇纸与镇尺。镇纸,宋人也称压纸。《碎金·士具》列举的镇纸、镇尺、笔山,虽然起源可以上溯,但都是至宋代而盛行,并且在此际形成特色。镇纸原是从席坐时代用作押席角的石镇、玉镇、铜镇变化而来,坐具改变之后,席镇也逐渐改换用途。苏轼诗“夜风摇动镇帷犀”,所谓“镇帷犀”,则即镇押帷幔的犀镇。若为文房用具,便是用来镇押纸或绢帛的两个角。或旧物利用,或模仿旧式,镇纸多为造型浑圆的各种“象生”:犀牛、狮、虎、羊、兔,又或蟾蜍、辟邪之类。这些造型生动的镇纸甚至成为儿童玩具。

水晶辟邪镇纸

浙江龙游县寺底袁村南宋墓出土

镇尺,通常成对出现,用于压纸张两角。在《文房图赞》中被称为“边都护”,上有提钮。它的出现则与写字作画使用纸张的大小变化相关。扬之水老师指出,宋代书画用纸尺幅较前明显增大,乃至出现几丈长的匹纸。辽宁省博物馆藏宋徽宗《草书千字文》,便是写于长逾三丈的整幅描金云龙笺。梅尧臣有诗报谢欧阳修赠澄心堂纸二幅,起首言道,南唐名品澄心堂纸国破后为宋廷所得,却因“幅狭不堪作诏命”,遂“弃置大屋墙角堆”,也可见唐宋朝廷用纸大小的不同。发生在唐宋之际的这一变化,与书案由小向大的演变正是同步。

铜镇尺

南京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墓出土

配合笔使用的主要器具为笔架与笔筒。《书斋十咏》与《碎金·士具》均有笔架一题,《文房图赞》则名作“石架阁”。拈出“石”来作为姓氏,即因笔架多以石制,《图赞》所绘“石架阁”,便是群峰耸峙的一屏叠嶂,也正是《书斋十咏·笔架》中说到的“刻画峰峦势”。“石架阁”,即山石笔格。宋置架阁官,职掌档案文书,因戏以此官命之。笔山原是从砚山而来,也因此笔架又有笔山之名。山或有池可以为砚,峰峦夹峙又恰好搁笔,砚山、笔山并无一定,而宋人一片深心尽在于“山”,至于可为砚,可置笔,可作砚滴,原在其次。

宋代 铜山形笔架

上海博物馆藏

笔筒出现的时代较晚。宋以及宋代以前说到“笔筒”,均指收笔所用的笔套。三国时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中提到的“笔筒”实乃笔套,即秦汉时期常见的两根竹管连在一起而在其中置放一对毛笔的双筒套。晋干宝《搜神记》卷四“持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置石室中”,可知两晋时代的笔仍多以“双”为计量。讲究的双连笔筒或用玉制,如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上的一件,辽代则有相同式样的银制品,如内蒙古敖汉旗新地乡英风沟三号墓发现的一件。当然双连式只是笔筒中的一种,单管之制也很常见。由此两例可知,这一类形制的笔筒流行的时间很久。

银双连笔筒

敖汉旗新地乡英风沟三号辽墓出土

作为文房用具的水盂,宋时归入砚滴、滴水、砚瓶一类。刘子翚《书斋十咏·砚瓶》“小瓶防砚渴,埏埴自良工。怀抱清谁见,聊凭一滴通”所咏为瓷砚瓶,言其为葆清洁而须密闭,口流以细小为宜。万俟绍之《方水滴子》、赵希鹄《洞天清录》及刘克庄《蟾蜍砚滴》皆有咏叹此物之词。宋元墓葬均有与诗相应的实物出土。

影青瓷砚滴 

无锡兴竹宋墓出土

臂搁,或曰笔几,被《文房图赞》称为“竺秘阁”,有琴式等形制。北宋谢薖《次韵郄子中所藏笔几》云“小琴承臂笔纵横,章草真行随所欲”,可知这一笔几仿照琴的姿态。谢氏又有诗题曰《李成德作二笔几,以其一见遗,云得样于郄子中家,并示长句,辄次其韵奉酬》,称“琴不安弦制奇古,可怜不入文房谱。鼠须龙尾玉蟾蜍,与汝俱成会心侣”。其中臂搁也同样为琴式。

南宋 传张思恭《猴侍水星神图》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随后,扬之水老师介绍了两宋时期的闺秀风雅。两宋时代由士大夫引领审美风尚,风气之下,闺中人也不免以才艺相尚除“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的李清照外,“人间俗气一点无,健妇果胜大丈夫”的女性也并不在少数,比如黄庭坚的姨母李夫人、著有《断肠诗集》的朱淑真等。闺秀所结人生“笔砚缘”,与士人不殊。陕西甘泉金代壁画墓壁画内就绘有女子从事琴棋书画工作的场景。

女子从事绘画工作的场景

陕西甘泉金代壁画墓壁画

文房四友,以石砚的使用耗材最小,历时也最为长久若为美质,便更为主人所宝,生前亲爱,死后随葬。北宋名臣蔡襄以平日所用端砚随葬,嗣后墓葬被盗,端砚也为盗墓者攫取,但也许此砚并非名品,不久又为盗贼所弃,南宋林希逸和刘克庄曾同为此事赋诗寄慨。宋高宗陵墓中随葬的一方端砚,也很可能是平日御案所用之物。刘克庄亦有诗咏案头终日相伴的一方石砚失而复得的经历。宋时文人所爱的砚台造型多样,有抄手砚、箕砚(风字砚)、琴砚、蛙形砚等种类。

抄手贺兰石砚

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

与砚台配合的砚屏大约出现于北宋,《洞天清禄·研屏辨》所谓“古无研屏”,这是缘自书案宽大有了置放雅玩的余裕。作为几案砚边的清玩,它只是为了文人雅士对石的钟爱,而不必真有遮尘挡风的功用。砚屏多为上有文理的各种巧石,如山水、松竹,如雪,如月,天然而胜似人工,于是成为文房珍物,它与宋人的石癖自然密切相关,而追求绘画的水墨韵味也是形成这种欣赏趣向的原因之一。清丁柔克《柳弧》卷六还提到一种“笔筒猴”作为砚边宠物。此猴产自四川,可教之磨墨,磨墨后可入筒中。

石砚屏

上海明朱守城墓出土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扬之水老师介绍了花器、香器为代表的文房清物。宋代花事是由大背景推送出来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的一大特点便是日常化和大众化。宋人常把花事作为生活中每一天里的一点温暖,一份美丽的点缀。宋人花事的商业化并不妨碍它浸润诗意。“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成为描绘临安都市风情的名句,又是北宋都市情景的南移。旅店用日送鲜花的方式慰藉客中情怀,也已成为日常化服务。各式花瓶则是宋人花事的写照。最能代表士人好尚的花瓶是插花的小瓶,见于诗人题咏者,最常见的是胆瓶、小瓶、小壶。花瓶的造型也反映着士人的审美情趣,如仿古的贯耳瓶、琮式瓶、尊式瓶、花觚、蓍草瓶等。

龙泉窑小瓶

遂宁窖藏出土

宋人香事亦盛,尤亦书房香事为代表。诗文中常见的仿古香炉多取上古三代铜鼎造型,范成大《古鼎作香炉》、舒岳祥《古铜炉》与叶茵《偶成》皆有描写。酒樽式炉则自北宋起已流行,有“奁”、“小奁”、“奁炉”或“古奁”之称。奁式炉、香毬与博山炉亦可在文物与诗画中相互印证。

宋墓石刻(添香)

泸州博物馆藏

南宋龙泉窑梅子青鬲式炉 

上海博物馆藏

文房诸器是友朋间往来持赠以及雅集之际观赏吟咏的清物,并且常常是最具情味的润笔。此类事迹散见于张方平《谢人赠玉界尺》、孔平仲《梦锡惠墨答以蜀茶》、梅尧臣《杜挺之赠端溪圆砚》、黄庭坚《以团茶洮州绿石砚赠无咎文潜》等诗文。

宋代 马远《西园雅集图》局部

美国纳尔逊·艾京斯艺术博物馆

彩听琴图枕局部

河南济源市勋掌村出土

最后,扬之水老师以欧阳修《试笔·学书为乐》中的“人生一乐”作结。欧文曰:“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苏舜钦与欧阳修标举的“人生一乐”,是宋代士人的普遍理想。墓葬出土的文房用器,便正是以“物”构筑的诗心为底蕴的精神世界。饮酒、烹茶,焚香、作书,器物讲述的故事与两宋诗文在应和。如果说墓志撰写的多为主人公之仕途经历以及学殖、人品,事功,那么用于随葬的“文房诸友”,展露的则是尘器之外的潇洒情怀。

扬之水老师在讲座现场

曹家齐老师随后总结本次讲座称,扬之水老师介绍了有趣的宋代文人书房时尚。正如陈寅恪所谓释一字如释一部文化史,释一物同样也是对历史的回顾。通过对名物形制、功能、种类等角度细致的探究,结合文献诗文与宋画,带听众穿越回宋代场景。

在提问环节,现场观众就器物的制作工艺、文人与工匠的关系以及闺阁文具种类等角度进行踊跃提问,扬之水老师一一作答。她回答称铁镇尺的减铁工艺很可能与铁器一同来源于草原民族,甚至可溯至中亚。文人与工匠之间的互动状况则有诸多诗歌为证。就文具种类而言,男性和女性使用的器具并没有显著差异,甚至宋代男士反而更偏爱花与香,由诗人所咏,可知当日焚香也是一种待客方式。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