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堡荐 | 凡是去办公室的日子，我都觉得很了不起
【书名】家有老爸（Life with Father）
【作者】[美] 克劳伦斯·戴伊（Clarence Day）
【译者】熊亭玉、陈萱、王华丽
【责任编辑】熊亭玉
A
作品简介
轻松幽默的笔调下，作者将一个美国上层家庭的父亲形象展现出来。他强势却又不失柔情；他霸道，却又公正；他有些自私，却又可爱；同时读者也能从书中一窥19世纪末美国纽约的全貌。
根据该回忆录改编的电影由艾琳·邓恩、威廉·鲍威尔和伊丽莎白·泰勒出演。该电影获得了多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B
克劳伦斯·戴伊（Clarence Shepherd Day, Jr.，1874年11月18日－1935年12月28日），美国作家和插画家，出生于纽约市，1896年耶鲁大学毕业。戴伊写了许多家庭回忆录，《家有老爸》(Life with Father)是他最有名的自传式作品，后改编为常演不衰的百老汇舞台剧。
C
如果是个雨天，天气不好，父亲就会戴上圆顶礼帽，再穿上黑色的防雨斗篷，里面则是他一贯的燕尾服。（父亲着装通常都很正式，除非天气热，或是夏天要离开纽约到乡下去，他才会穿上普通西装）。如果是个晴天，他就会戴上丝质礼帽，再拿上手杖，他的朋友都是这样。要是在街上碰到了，他们就会抬起握着手杖的手碰碰自己的帽檐，正式地向对方行礼。
我很是羡慕这样优雅有派头的姿势，非常想要效仿，可是我年纪太小，还不能拿手杖。我的衣着简单，一件椒盐色的西装外套，下面是短裤，还有就是八十年代[1]男孩们常戴的那种宽宽的白色伊顿领结，每天出门的时候领结都相当挺拔，洁白无瑕，可到了晚餐的时候就面目全非了。脚下的鞋是黑色的，要么就是系鞋带的，要么就是带扣子的；袜子也是黑色的，只有夏天在乡下的时候我们才穿棕色袜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星期六，虽然阳光明媚，父亲却带上了他的圆顶礼帽。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蹦蹦跳跳地跟着父亲从麦迪逊大道走向第六大道，一路上都是赏心悦目的赤褐色的房子[2]。我们爬上了高架铁路的阶梯，站在站台上，父亲和他的一个朋友聊着天，我们等着下一辆火车的来到。
很快拐弯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短小粗壮的蒸汽火车头，后面是一节无盖的燃料车厢，里面装满了无烟煤，三四节旅客车厢一摇一摆地跟在后面。烟囱帽上喷着白烟。火车司机从窗口斜探出身子。“突—突，突突—突！”火车头一路冒着白烟，鸣着汽笛摇了过来。我们上了火车，悠闲地穿过车厢，父亲找到喜欢的座位，坐下了。
火车朝着城里进发，一路上，有时火车头冒出的烟雾太浓，挡了我的视线，其余的时候我都一个劲儿地盯着那些廉价的红砖房窗户猛看，或者看流浪汉住的公寓，那里面就更有趣了。这些公寓二楼的房间都非常拥挤，可我艳羡那些住在里面的流浪汉。他们看起来随和懒散。什么事都不做，穿着舒适的旧衣服，抽着烟，坐在翘着的椅子上，而椅子背就靠在墙上。如果我是个流浪汉就好了，到了星期五我就用不着把手指刷得干干净净，带上紧紧的白色羊羔皮手套，也不用拉着某个笨拙的小女孩在舞蹈学校打了蜡的地板上打圈儿了。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了。公寓外面大字写着呢，“一晚上，十美分”。
只有和父亲一道进城才看得到这样的景象，母亲总是避开高架铁路。相对而言，这是个新东西，她觉得马车好些。而且，第六大道满是灰烬煤烟，可不讨女士们喜欢。有时女士们购物也会走得比较远，往西会到第六大道，往东也能到列克星敦那么远的地方，但是通常她们只在这两地的狭长地带活动。
到了目的地，我和父亲下了车，置身于乱糟糟的窄小街道上，满街都是男人和男孩，没有女人。要是有一顶女帽碰巧孤零零地出没在人群中，所有的人都盯着看。大多数商厦都很旧，不少大楼还很脏，陡峭的木质楼梯破旧不堪，昏暗的地下室一片忙碌的景象。交易所和布罗德大街上满是这样人群密集的场所，甚至华尔街上也有这样的场所。华尔街和百老汇的南角处是最脏的地方之一。我们路过的时候，父亲就会扬起手杖说：“那就是《姑母拉文妮亚》的诞生地。”
经过检验所，再走过几道门，就来到一栋整洁的五层小楼跟前，我们走上门廊的台阶，这里是华尔街38号，上了门廊阶梯就是父亲的办公室，占据了整个一楼。他在二楼的尽头还有一个小小的储藏室。
办公室里人人都在忙碌，在我看来神秘费解。那位出纳从来不让我靠近他的领地，他坐在一把凳子上，一个抽屉里装着现金，一个保险柜里满是记账本，另一个保险柜里装的是证券，还有一个装满了邮票的锡盒子，他按需发给其他人使用。有一两个簿记员正在巨大无比的革皮账本上记账，字迹漂亮。他们已经取下了衬衣上可拆洗的袖口，叠好放在角落里，换下了他们通常穿的夹克，穿上了黑色的羊驼外套。日后的簿记员或是经纪人，如今还是办公室跑腿的小弟，忙进忙出。西联的邮递员拿着电报冲进办公室。前面的房间里有个长长的桌子，上面放的全是铁路系统发布的盈利和交通状况的报告单。那时候交易所里也就只有二三十支工业股票在买卖，父亲的办公室就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桌子上还放着《商业和金融记事》和《商业期刊》，旁边放着一个黑板，一个股票价格收报机，再有就是四五个长着胡须的男人。其中两个正言辞激烈地讨论着亨利·沃德·比彻[3]，另外的人正摇头叹息着劳动骑士团[4]提出的八小时工作制的疯狂方案。
父亲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面烧着炭火。父亲把帽子挂在衣帽钩上，打开抽屉，坐到桌子旁。父亲看邮件的功夫，我骄傲地给他拿来两瓶墨水。一瓶是英国制造的墨绿色的墨水，还有一瓶墨水是父亲写的信件需要复件的时候才用，用这种墨水就可以压印复本归档。我把父亲的墨水瓶清理干净，灌上墨水，然后在笔架上放上干净的钢笔。在家里父亲有鹅毛笔，但是在办公室他只用钢笔，父亲没有速记员，他自己手写，公司里好些信件就是他写的。
我在办公室除了灌墨水瓶还有好多事情可做。都很有趣啦，比如说在街上蹦蹦跳跳地跑腿递消息（如今都被电话代替了），还有在职员倾斜的桌面上滚一滚彩色的铅笔，还有就是企图摁响打字机上的铃铛，这玩意儿可是新近才安装上的，非得重要场合才会用上一用，每逢这样的时候，簿记员或是某个办公室跑腿的小弟就会停下手里的工作，把铃铛拉上一拉。
一晃就是中午了。顾客都离开了，股票价格报收机也停止了工作。十二点半的时候父亲就会叫我一起出去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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