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人谈时政：书法怎样影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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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能影响政治吗？我们当今的书法家为何对政治的影响如此微渺？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的朝代。在北宋初年，就是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北宋的第二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之弟宋太宗赵光义，是一位颇有文艺范的皇帝，尤好书法，善长草隶行篆八分飞白诸体。他拿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纂成震古烁今的《淳化阁帖》，共10卷，汇集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

这部《阁帖》对后世影响极大，甚至从此主宰了书法的发展轨迹，最终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记得启功先生看到美国收藏家安思远送来的北宋拓《淳化阁帖》时，拍着大腿连呼过瘾！

启功与安思远、王立梅。1996年5月，启功对赴美的王立梅说：“据说他（安思远）手中藏有《淳化阁帖》，我不见到宋刻真本，死不瞑目。”

然而，就是这么一部极其重要的、全面的、高层次的法帖丛书，却把颜真卿剔除在外，而唐代的诸遂良、虞世南、欧阳询、柳公权、张旭、怀素，甚至李邑、陆柬之、薄绍之等都在列，这不得不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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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是因为宋初还未发现颜真卿的书法价值，有人说颜真卿破了《阁帖》推崇的“二王”之法，总之，众说纷纭。愚以为，第一种说法站不住脚，宋初既然已经发现了怀素、柳公权的价值，怎么反而认为他们所师法的颜真卿的价值不高呢？这不合常理。后一种说法倒有些道理，颜真卿行书在“二王”之外独辟蹊径，以外拓用笔、篆籀气，创造出雍容博大雄强的新书风，但这并非关键。

颜真卿 祭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