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州到钱塘:走进两宋世界

《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

虞云国 著

中华书局

《江城子 孤山竹阁送述古》

汪家芳 绘

选自中译出版社《画说宋词》

《南柯子》

徐默 绘

选自中译出版社《画说宋词》

《东风第一枝 咏春雪》(局部)

乐震文 绘

选自中译出版社《画说宋词》

【著书者说】

解题

承蒙中华书局多年来关爱,十余年前出过我的《水浒乱弹》,如今又邀我搜辑旧文,编为新帙,于是就有了这册《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

为何是从“中州”到“钱塘”?

李清照《永遇乐》下阕首句为:“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这是建炎南渡后,女词人追忆北宋汴京元宵胜景的名作。“中州”原指豫州,因其地处九州正中而得名。广义上说,“中州”可以扩大到整个中原地区;狭义上说,“中州”则特指北宋都城汴京。汴京既然作为都城,也能兼指在此建都的北宋,南宋史家王称把自撰北宋史题名《东都事略》,就是以“东都”指代北宋的。当然,北宋并非都是“盛日”,就拿李清照无比怀念的宣和年间来说,隐藏在香车宝马表象的背后,有几个清醒者能未卜先知那日渐逼近的靖康之变呢。

柳永《望海潮》开篇有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钱塘”原是秦朝设立的古县,后代诗文典故都用来借指杭州。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杭州升为临安府。宋高宗名义上仍称其为行在,以示不忘中原失地,实质上就将其当作货真价实的都城。按照“中州”借喻北宋都城之例,“钱塘”当然也能代称南宋都城,进而兼指整个南宋。宋元易代不久,刘一清有部史料笔记即名《钱塘遗事》。《四库总目提要》评价说:“其书虽以钱塘为名,而实纪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宁四朝,所载颇略;理、度以后,叙录最详。”既然刘一清以钱塘概称南宋,我何妨借来指涉本书说及的南宋史呢。

《钱塘遗事》有作者题识云:“高宗不都建康,而都于杭,大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余,视天下事于度外,卒至丧师误主,纳土卖国,可为长叹惜也。观是书不能无所感云。”倘若不追究宋高宗有享乐主义求和派的个人考量,南宋建都杭州比起建都建康来,却有其合理性(详见拙文《江南最忆是杭州》)。南宋的症结在于,宋高宗一手打造了专制极权的绍兴体制,在政治上从北宋急遽倒退,这也是观我是书而“不能无所感”的。

总之,借“中州”喻指北宋史,借“钱塘”隐括南宋史,删去“盛日”“遗事”乃至“繁华”之类含有褒贬色彩的评价,《从中州到钱塘》的书名也还算切题吧。至于副题“说宋朝”,则与《细说宋朝》有关。在我的著作中,此书印数最多,影响也大些,但旨在述论宋、辽、夏、金的历史概貌。而本书只从两宋史上某些事件、人物、现象、制度或专题切入,试图作进一步叙述或议论,兼之诸文所作年份多在其后,故不妨视为更换体式再说宋朝。

说宋

这册新作,收入了前年编进《南渡君臣》之外我的全部宋史随笔,覆盖的年代从北宋统一直到南宋灭亡。

检阅入集之文,命笔的年代前后逾越二十年;其体裁,以学术书评与读史札记为主,也有应媒体邀约所作的历史评论与专题访谈,还有诗文名篇的重新解读。由于文体各异,文风也不免随体而变,难以划一。盘点全书内容,涉及两宋史诸多方面问题,为便阅读,据论题粗略分为四辑。

第一辑《大势追踪》,所收之文按两宋年代轨迹编排,首篇从北宋统一过程中后蜀流传的一首诗发端,终篇以南宋灭亡不久一篇祭文讲起,中间诸文则涉及宋真宗前后期的功过,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海上之盟的新审视,绍兴体制与南宋转向,光宁时代的谣言、党禁、对金战争与宫廷政变,试图借助政治史上的若干大事,勾勒出两宋历史的总体走势。

第二辑《人物留真》,其中既有皇帝,也有将相(吕夷简、狄青、蔡京、文天祥),既有大学者朱熹,也有小官员孙应时,入选人物虽然有限,但一窥他们的正面肖像或侧面剪影,也有助于把握宋代的某些面向。

第三辑《文化掠影》以文化专题作为分类标准,包括学生运动、科举社会、科学技术、社会风俗、宋学思想、民间宗教、民族意识与文学艺术等领域,以一篇文章说一个专题,或许能尝鼎一脔。

第四辑《朝代纵论》是对有关宋史大问题的放言纵论或激浊扬清。首篇《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宋朝》是言简意赅的概括性总说,其他诸篇涉及祖宗家法、政治生态、监察制度、流言管控、君主疾病、帝都气象与民族关系等等,最后一篇批判把宋朝君主政治比附“中国模式”的荒谬之论。附录两篇,一篇是为《水浒寻宋》写的“著书者说”,自道于《水浒》中寻宋的甘苦;一篇是与黄宽重先生的《对谈南宋史》,感谢他在学术上对我的启迪与支持。

治史

历史学何用?对每个历史从业者而言,都是一个不断自诘与再三请教的命题。

笔者认为,史学的学术功能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推动力,而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对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史学的学术功能是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应该向史学前沿研究提供条件。而史学的社会功能则是其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社会有必要让当今国民知晓历史、敬畏历史。

在笔者看来,经过专业训练兼具时代意识的史学工作者,即便在远离现实的宋史领域,也应该责无旁贷地展现自己“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评判”。于是,治史四十余年,近十年来,我虽然也写过几篇专业论文,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历史(尤其宋史)走向社会的普及工作。

当然,考虑到一本著作应该具有的学术含量,《从中州到钱塘》也作了以下三方面努力。

首先,提出新颖见解。在书中,笔者比较了描绘唐太宗与突厥可汗会盟的两幅《便桥图》——据文献记载,南宋画家刘松年作品的画面表现了唐太宗居高临下地“见虏”,凸显了“中华帝王之尊”的高大形象;而现存辽代画家陈及之的长卷则以主体篇幅摹写胡人的骁勇雄武,会盟场景也尽力渲染对等的氛围。这样,两幅同题的绘画作品便揭示出不同政权下意识与思想的差异。再如,鹅湖之会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话题,书中《鹅湖三叠》一文,从会前掠影、会间留真与会后回响作了叙述,结论则强调:其最大价值在于“开创了中国思想学术史上一种非官方主导的学界平等对话模式,正是有赖于这种学术对话,宋学才迎来第二高峰期的辉煌”,相信这并非旧说。

其次,注重宏观叙述。如果说《从中州到钱塘》前三辑还是从线、点、面不同视角分析宋史,最后那一辑则是从通贯宋代的大论题着手,评骘其是非功过与成败得失。这组文章不啻是笔者的两宋史总论,蕴含着理论思考与人文关怀,是全书重点所在。

再次,探索史学普及方式。例如,《王安石的“非常相权”及其后的异变》是笔者撰写的学术论文,完稿后,觉得可与更多读者分享,于是有了本书收录的随笔《从王安石的“非常相权”说开去》。将学术论文改写为历史随笔,其学术含量未见逊色。书中《宋代士大夫与政治生态》《漫谈宋代监察制度》是两篇采访稿,笔者在其中融入了《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的思考,文体虽有变化,学术内涵却也以更易接受的方式展现出来。

余思

史学走向大众,其间必须重视两个问题:一是传达全面正确的历史实相,二是坚持进步理性的现代价值。

先说传达全面正确的历史实相。说到底,历史无非是后人对前代的一种认识,但这种认识仍有专业与非专业的分野。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以阅读也能构建起对某一朝代的认知图景,但难免有失真之处。这就让史学从业者有用武之地。

以宋代而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确实呈现出诸多新气象,但将宋代过度美化,这就属于无视史实了。有鉴于此,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宋朝》一文里,笔者既概述与肯定了宋朝的珍贵遗产,同时也提醒,这些遗产中也存在消极的影响,“照单全收与一起泼掉的做法都不足取”。综观全书,笔者更是恪守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则,以史学从业者的专业传播客观的历史知识,有理有据地展现宋朝实相。

再说坚持进步理性的现代价值。这是历史学走向大众之际确保其社会功能的根基所在。价值观决定了历史观,历史观凸显出价值观,只有捍卫进步的历史观,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读物才能真正坚持现代价值。

宋代是中华文化的盛世,士大夫的涌现是时代亮色之一。这册书中既有《从〈严先生祠堂记〉说宋儒气象》等文章,表彰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以天下为己任”精神,也有《文天祥〈哭妻文〉的前前后后》等文章,讴歌文天祥所坚守的民族气节与爱国主义。宋代在政治上尽管也有开明之举,但毕竟是封建专制政体,故而理性批判仍是宋史学者的使命。书中《宋高宗的绍兴体制与南宋的转向内在》《大逆转:从新政到党禁》等文章,揭露了专制政体的弊端。

历史学者只有全面、真实、正确地传播历史知识,读者才能获取历史的通感与现实的启悟。至于传播手段,在笔者看来,文章应让读者读来有愉悦感。为此,不仅落笔前要精心构思、谋篇布局,行文也需凝练雅致、笔端有情。至于体裁,则不妨不拘一格,为我所用。读者不难发现,书中既有从历史电视剧生发开去的《〈清平乐〉里的大宋风情》,也有为世界读书日所作的“穿越式”演播稿《一个考生的汴京一日》,至于书评、随笔、传记、名篇赏析、名画解读,也颇为常见。

在《从中州到钱塘》的辑帙过程中,笔者日渐摸索出一些历史普及著作的写作规律,即“贴着历史说、揣着良知讲、记着读者写”,展开来说,就是阐释必须契合历史实相,论断必须坚守现代价值,写作必须顾及阅读兴趣。这册新书是否达到了这一鹄的,忐忑期待读者评价。

(作者:虞云国,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南渡君臣》等专著,主编《宋代文化史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整理标校《文献通考·四裔考》等宋元古籍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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