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语中保存大量古汉语词汇的原因——白族语地名古汉语考（四）

　　原标题：地名考释 白族语中保存大量古汉语词汇的原因——白族语地名古汉语考（四）

剑川石钟山石窟中的南诏第六世王异牟寻议政图，左坐清平官郑回 耿嘉 摄

　　周钟岳为赵式铭《白文考》所写的序说：“剑川（白族）口语称为白文，迤西各县（白族）方言，大都相近，至其与汉文古语相通之故，疑莫能明……予意商周之时，产里、百濮，列于王会，或习汉语以归，教化其乡人；或自汉通西南夷，中原士夫渐入荒裔，边民亦遂习其言辞。此虽于载籍无征，然其理固可推想而得。”意思是说，早在周武王伐殷，濮髳北会时，或许云南白族先民已参与北会，学得古汉语归来，教化白族人民；或者是内陆学士自汉时流入边疆，使白族习其言辞。周钟岳先生是《新纂云南通志》馆馆长、龙云、卢汉之后《新纂云南通志》序三的作者，《新纂云南通志》的题名者，是编修、研究、开发云南地方志的前辈，他把白族口语、方言“与汉文古语相通之故”，与周武王伐纣时有云南白族先民参与“濮髳北会”联系起来思考，对我们今天探索云南古代先民与周王朝的联系及中华文明的源头是有启迪意义的；但猜想“商周之时，产里、百濮，列于王会，或习汉语以归，教化其乡人”，则值得商榷：因时处商、周换代之际的急风暴雨战争环境之中，纵有白族先民参战，即使周武王感谢他们，但那时难以有让白族先民“留学”或为他们举办“汉语班”让其“习汉语以归”的可能性。至于“中原士夫渐入荒裔，边民亦遂习其言辞”，如同明代杨慎与白族士人董难交往，在其影响下，白族士子学有所成一样，是有可能性的，但要达到“迤西各县（白族）方言，大都相近，至其与汉文古语相通”的效果，也是难成此气候的。且白族口语、方言“习古汉语”不一定早在汉代，降至唐代亦有可能。

　　笔者认为，形成白族方言、口语中古汉语词汇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南诏时清平官郑回的作用。《新纂云南通志》第二册《大事记》载：“初，云南王阁罗凤陷嶲州，获西泸令郑回。回，相州人，通经术，阁罗凤爱重之，其子凤迦异及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师事之。每授学，回得挞之。及异牟寻为主，以回为清平官。清平官者，蛮相也，凡有六人，而国事专决于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谨，有过则回挞之。”（《新纂云南通志》第二册大事记四第8至9页）。方国瑜先生《南诏德化碑·概说》考证，南诏清平官郑回为相州（今河南安阳）人（“郭松年谓蜀人者，因郑回署西泸令而误”），唐“天宝中举明经，授嶲州西泸令（西泸县在今四川西昌县西南），嶲州陷，为所虏。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又作蛮盛），甚爱重之”，授以清平官，为德化碑撰文，“此碑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碑出郑回手，说异牟寻复归唐者，回之功也”（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第366、377页）。可见郑回受器重，有威望，通经术，阁罗凤子孙“皆师事之”，郑回授学南诏王室及高官中原语言文化，因此学习汉学、汉语风靡朝野，普及民间，且南诏王多有汉语诗篇流传，载入《全唐诗》，此当是重要因素。

　　二是南诏学生长期留学锦城（成都）。南诏异牟寻归唐后，《新纂云南通志》第二册《大事记》载：“（贞元）十五年，韦臬选群蛮子弟，聚成都就学。”（《新唐书·南诏传》）。孙氏樵曰：“自南康公凿清溪道以和群蛮，俾由蜀而贡，又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使习书算，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国人皆能习知巴蜀土风、山川要害。”（《新纂云南通志》第二册大事记四第15页）。“聚于锦城使习书算”当包括四书五经等汉学、汉语，“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以每年50人、50年计，为2500人，这些南诏子弟“业就辄去”，回到故乡，就成了引导乡民习传中原语言、文化的重要力量，这是古汉语词汇融入白族语的重要原因。

　　上面对来源于古汉语的白语词汇作了考证，尚需说明的是：白族语地名中还吸收了不少现代汉语汇，一些日常用语也来自汉语。特别是现代，大量吸收汉语借词更成为扩充白族语词汇的主要手段，新词术语都以音译方式从汉语借入。

　　这说明白族不但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而且是善于学习的民族。与此同时汉族也向白族学习吸收了不少优秀白族文化。

　　（吴光范 作者地址：云南省人大常委会）